三农新解：农民工称谓是对农民极大的歧视

　　郭永昌

　　没有“三农”问题，只有“一农”问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提出了“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这个提法使人明显地感觉到国家对于农业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农民的重视。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

不管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实践上的问题是，“三农”问题一直抓了这么多年，成效并不十分明显———农业没有根本的改观，农村还是山河依旧，农民的收入仍是长期徘徊不前。

　　把农业错综复杂的问题总括为“三农”问题或许是一种提纲挈领。但是，在排序上却是本末倒置。“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只有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村农业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人永远是第一要素。把“人”放最后，怎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也许我们仅仅凭直觉认为只要农业发展了、农村稳定了，农民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这就让不少干部陷入了这样一个误区：拼命抓农村和农业。农业、农村问题没有千百万农民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和广泛参与，即便是投再多的钱，给再好的政策，也难以最终解决。试想一想，忽略农民而抓“三农”实在是背本取末，终究是事倍功半。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三农”的“纲”。但是如果往更深的层次想，哪里会有“三农”问题呢？归根结底，明明只有“一农”问题，那就是农民问题！当然，要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需要长篇大论。但我觉得不必这样，把这个问题跟工业问题一对照，答案就出来了。在城市，如果一个企业倒闭了，我们只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也就是工人的安置问题。在这里，“人”被放在了第一位，而工业、工厂问题都被忽略不计了。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像对待农村类似的问题一样，也就是除了工人问题之外，还顾及工厂和工业问题，那么恰恰会出现“三工”问题，即工业、工厂、工人。

　　这么一比照，结论是触目惊心的：农业有问题了，就是三个问题，而人被放在物的后面，或者说人(农民)被物化了！工业有问题了，只是一个问题，人被凸显出来了。

　　其实结论很简单：“三农”问题折射出如此的施政理念：只有农业这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了，占中国至少70%的农村稳定了，剩下的才是农民富裕的问题。农民在永远承担着国家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粮食安全、不可以随意定居等)的同时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诸如集资办学、公益设施(本该由政府买单的公用品生产)问题。这和城市的工人比较，农民显然被歧视了。而且被排斥在现代化的门槛之外。

　　所以我认为，在农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民问题，只要农民问题解决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农民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农民工”称谓是对农民的极大歧视

　　农民进城务工，是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必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各地政府从抵制到接受，发展到现在的“抢工人”。中央政府更是对农民工给予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一个大国的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要工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见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农民工问题存在了几十年，发展到现在，大家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这样就是给了祖祖辈辈背朝青天面向黄土的农民一个体面的结论。其实不然，怎样看待农民工，或者说怎样给他们的身份定位，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拿城市的工人做一个对比。首先说一下城市工人的来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工人大体来源这几个部分，即部队复退军人、大学毕业生、城市居民的就业安置、占地工安置。对他们身份的确定，是以政府审批的招工手续为标志的，也就是说有了这么一张纸，自己就是一个“工人”了。没有这一张纸，即使你干的是工人的活，你也不是工人；有了这张纸，哪怕你做的是打字员，或者是一个医护工作者，你也是一个“工人”。所以说，工人身份的定位，不取决于自己干什么，取决于政府认可你干什么。对工农商学兵的称谓，大体就来自于此。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企业的用工形式和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大量农民洗脚进城，走进工厂车间，用自己的劳动支撑了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然而，他们的身份却没有发生变化。对于这些人，我们怎么看待他们？从最初的盲流，后来的民工，到农民工，到“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看起来是在进步，但对待他们的态度，从本质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觉得他们还是农民，而不是工人，尽管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工人，到农村承包几十亩土地，他的身份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怎么称呼他？如果按照“农民工”的称谓，应该喊他“工人农”吧！可是不然，我们还是认为他是个工人，而不认为他是个农民。那么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农民做工人的工作，还是农民，最多叫“农民工”。而工人做农民的工作，他还是工人！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我们有城市优越感，有政策的“剪刀差”习惯，有着浓厚的、典型的城市霸权情结———工人比农民高贵！上面说到的“三农”问题，根源也在这里。同样一件事，发生在城市，就变成了一个问题，人在这里是被尊重的而且是唯一的；发生在农村，就变成了三个问题，而且人是最后的，不是唯一的，同时也是要承担许多本不该属于他的责任和义务的。

　　所以我认为，对农民工的称谓，是对农民极大的歧视。一个自然人，生来是没有身份区别的，他去车间做鞋子，就是工人；到田间种地，就是农民。如果因为生在农村，哪怕走进城市，还烙着农民的“红字”，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我没有考证，但我相信对“农民工”这样的称呼，只会发生在中国。

　　土地问题应重“疏”轻“堵”

　　现在我们发展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对于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讲，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我觉得光靠堵是不行的，还要疏，要顺应潮流，开阔思路，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

　　但是在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先要弄清楚几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觉得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要么与中央阳奉阴违，就是所谓的诸侯经济在抗衡中央吧；要么与民争利。有的专家学者甚至危言耸听，说什么地方政府“违法谋发展，冒险为人民”。我觉得这里面的根本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对土地问题和粮食安全的担忧，地方政府觉得离自己毕竟很遥远，没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更多的是反映在文件上，没有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把土地和粮食安全的事实真相告诉大家，让中央的忧患变成全民的忧患，就像环境问题一样。

　　而同时，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也没真正被中央政府所理解。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高喊“发展才是硬道理”，真等到各地竞相发展了，怎么变成“对抗中央”了？这让那些敢于发展的地方官员倍受委屈而又惴惴不安，让那些墨守成规亦步亦趋唯上唯官的地方官员没事偷着乐。如果真的各地都按兵不动，都等到所有的审批手续都齐全了才去发展，中国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吗？答案是否定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和保护制度，在中国是个无奈的选择，但大方向是对的，这一点绝不能动摇。各地对土地禁令的突破，大部分都是因为发展的冲动，不能一概斥之为对抗中央。

　　第二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毕竟是我们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限制了土地的征用，必然会人为地阻滞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旦放慢，又会造成就业的压力。一亩农田上的收成最多能养活一个人，而一亩土地上的工厂，可以养活几十上百甚至更多的人，这个简单的算术都会算。用国家粮食安全的大道理去抵御大多数人目前最现实的生计，遏止人们追求财富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梦想，遇到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抗拒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拥有土地最多的省，肯定是最穷的省；拥有土地最多的市县乡村，也大体都是最穷的地方。土地是我们生存的依赖，但仅仅依赖土地生存，却是我们国家所不能承受之重。

　　那么，在“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合理充足的用地之间，怎么寻求一个平衡？我觉得，需要明确两个问题，即堵和放。

　　第一，所谓堵，就是要想保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得到落实，从目前开始，一分耕地占用计划都不再审批了。取消地方国土资源厅局的土地审批权限，把国土局改为国土监督局，由国家局垂直管理。如果不从机制和体制上把这个闸死，还会有很多漏洞，促使违法用地行为发生。

　　第二，所谓放，就是搞“造地运动”。今后各地的建设用地，只有两个来源，一是两眼向内，搞好自己区域内的土地整理，通过“三项整治”，把大量的废弃地整理成农田，用这些农田去换建设用地。目前我国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做法，应该讲潜力还是很大的。二是两眼向外，在西部地区造地，采取用“农业园区”换“工业园区”的办法，来换取建设用地。我想重点谈谈后面这个问题。

　　沿海地区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工业园区的带动，吸引外资也好，三来一补也好，都是园区带动模式。园区模式的优势，主要是有利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积聚，形成积聚优势，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实现集约经营。那么，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工业园区的模式，搞农业园区。基本设想是这样的：发达地区要想用地，可以用建工业园区的方法在由国家划定的西部非耕地区域投资开发农业园区，用来换取同等数量，或者比例数量的土地。这样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吸引大量的资金，投入西部地区的土地开发利用，把国家无力保护的荒漠变成耕地。二是可以吸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他们变成农业工人。同时也增加了西部农民的收入，从而可以缩小地区差别。三是可以保证我国的耕地总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减少。

　　当然，这样会大大提高发达地区的生产成本，降低其劳动效率，从而影响其国际

　　用疏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要比用堵的方法解决问题有益得多。总之，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光盯死存量，还要放眼增量。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我国的土地利用会更合理更科学。

　　总之，中国的农村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几乎是目前所有问题的交汇点。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决策咨询者，希望他们能沉下来，蹲在基层，在认认真真实实在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外国的经验和理论推导可能会对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借鉴，但外国并不等于中国，理论也不等于现实。中国必须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而解决农村的问题，一定要走近农村，贴近农民。解决他们问题的锦囊妙计，都在他们的脑子里。对数以亿计的农民，在书斋里悲天悯人，呼吁、哀叹、同情以及廉价的眼泪和崇高都与事无补。他们不仅需要文化、图书、听诊器，需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沼气公路电网改造等实际利益，更需要的是公平的待遇和一视同仁的政策。■

　　相关专题：《决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