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与被改变：本土MPA人的故事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如果晚毕业一年，那就不必每周都在淮南、合肥、滁州三地之间奔波了。”陆友勤笑着对《决策》记者说。2006年4月，陆友勤从滁州市副市长调任安徽省外事办副主任。此前，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PA班求学时，经常周五从滁州赶回淮南与家人团聚、周六一早赶到科大上课、周末晚又赶回滁州。

　　虽然他最初学的是自动控制，但新的岗位并未让他感到不适，“不同的管理岗位上有很多共性的东西，这些共性的东西我已经在科大MPA获得了系统的学习。”作为中国科大第二届MPA，陆友勤2005年10月完成论文答辩结束学业，同时，全国举行了第五届MPA入学考试。

　　个人转变

　　“当时场面十分火爆。”一位科大首届MPA毕业生向《决策》记者回顾说，当时科大是安徽唯一取得MPA招生资格的院校，所以“报名的人很多，个个都拿着单位开的证明，有的不符合规定，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搭上第一班车。”

　　当时，陆友勤也看到了相关文件，但并未草草行事。为一举成功，他放弃了第一届而在一年后以第六名的高分考进科大。在档案中，其标准简历如此写到：……1988年3月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其中遗漏的是1998年陆友勤被选入安徽省首届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半年，学习美国的公共管理。

　　一位硕士海归为何选择MPA？

　　“我是学工的，走上管理岗位之后，很多管理都是凭经验，逐渐就感觉管理知识不够。”陆友勤告诉《决策》，“MPA开设的很多课程都是我没有学而又急需的，如行政学、管理学等。”

　　与陆友勤情况相似的还有安徽省气象局副局长、南京气象学院气象学硕士胡雯，“我的想法是既然走上管理岗位，那就需要相应的管理学知识，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MPA。”在科大MPA中，象这样拥有硕士学位再读MPA绝非个案。

　　而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李军对MPA的诉求也是相当一大批人的代表，“希望能丰富自身理论素养、掌握公共管理方法，特别是一些工具性的方法。”“当时的课程设置包括政府系统运作等，而自身又是一名公务员，所以希望能通过学习给自己一个系统性、全面的提高。”广东省连山县县委常委余海南如此告诉《决策》。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艺而优则仕……把各行优秀人才“充实”到公务员队伍中，这是过去乃至现在被广泛运用的“通例”。面对如此“通例”全面系统学习公共管理也就成为众多公务员的迫切需求。

　　尽管五年来MPA遭遇“热冷”骤变，但它的确给MPA人带来了改变。

　　200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李军从池州市政府办公室选调到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开始一个新的历程。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力的提高，“当时的学习与现在的工作非常契合。比如做经济分析和决策时，我决不会再抽象、武断，而会做一些定量分析或方案评估。”李军告诉《决策》，现在每当涉及农业结构调整，他就会想起所学的海南香蕉风波案例，“现在给领导写报告时，我不会把具体的农业品种写进去，因为种什么已经不是政府领导所能决定的。”

　　同样，对于陆友勤而言，MPA带来的首先是系统的管理知识，“让我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跳出来观察政府运作，并能从自身感受去观察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么去努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脑子里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以后无论处于哪个岗位，都会按先进管理理念去做。”

　　的确，正如中山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蔡立辉所言，MPA带来的最大转变在于他们不再是单一领域内的行家里手，而是公共管理的多面手，不仅掌握了决策和执行的方法，而且掌握了公共管理的新理念。

　　“播种机”的角色

　　2006年6月21日，网友“月光小屋999号”在其博客上写道：“前日，与两位MPA的师兄小晤……一师兄刚拿到MPA研究生学位不久，属于那种想法很多，思路奇特的人物，他创造的‘机关干部讲习会’被组织部门发文推广……”

　　“机关干部讲习会”是2004年浙江玉环县鸡山乡党委，针对传统理论教学形式单一而独创的一种学习制度。会前,宣传办公布中心议题与发言提纲，会上按党政班子成员到一般干部轮流作中心发言，听课者提问，讲课者当场答辩，变“宣读式”为“走读式”，被玉环县党委称为2004年“组织工作创新亮点”，并成为这个县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形式。

　　同样在最基层，兼任连山县永和镇党委书记的余海南成立了一个“制度执行检查小组”，“管理最重要的是监督，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只能挂在嘴上、贴在墙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没有作好监督。我们的监督小组由镇长任组长，每个月检查一次，好的表扬、差的通报。”余海南告诉《决策》，上周该镇镇长被通报，而他自己也被罚，“制度没有豁免权”。

　　这些细小的故事昭示着MPA正向期望前行，尽管这并非一条平坦的道路。

　　“MPA五年来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怎样更好的传播MPA理念？”在薛澜看来，这批人工作干得好，大家就会去问为什么干得好？这样就更容易将MPA先进的管理理念传播开去；反过来，如果传播、扩散做得好，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应用MPA的管理理念也就会更容易，薛谰说：“借用毛泽东在长征胜利时说的话，这批MPA人应该做‘播种机’，靠他们去传播全新的理念和方法。”

　　李军告诉《决策》记者，他目前正参与行政服务中心体系建设的研究，所学所获不仅对当前谋划政府效能建设大有裨益，而且也会给高层决策提供参考。与此相应，胡雯学习期间不仅带动安徽气象系统数名公务员报考MPA，而且她正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准备将所学用于对气象管理的研究。

　　对于中国公共管理而言，这批人是播种机，而部分MPA人在政府管理实践中已经超越了播种机的角色，进入了开拓者的境界。

　　MPA的滁州试验

　　2006年1月2日，“2005中国科技大学MBA/MPA大家庭毕业庆典”于中国科大召开，陆友勤被推选为学员代表发言。在科大02届MPA人中，陆友勤一直引人注目，这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学以致用的践行者。

　　“MPA人要对公共管理带来显著影响需要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和一个恰当的时机。”陆友勤告诉《决策》。

　　2003年，时任淮南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陆友勤参加安徽省厅级干部公开选拔，调任滁州市副市长兼招商局局长，并负责组建招商局。这次工作变动让陆友勤看到了发挥所学的机会。

　　2003年，中部崛起虽未正式提出，但中部已经进入高层视野，在此情况下，滁州与整个中部城市一样都有大力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其中招商局的组建也就备受重视。陆友勤介绍，当时滁州市委市政府开出了三大条件，第一、给20个编制；第二、可以在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中任意选人；第三、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同时赋予招商局三大职能：招商引资、管理全市招商引资单位、管理城东工业园。

　　“招商局组建伊始就有如此多的优厚条件与职能，这绝对是理想的舞台。但这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组织选什么人，如何建设？”在学习了半年之后，陆友勤决定“尝试着将MPA所学到的知识用进去。”

　　2003年，科大组织MPA学员参观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参观了，但这次参观却影响了远在滁州的招商局的建设。参观之后，陆友勤决定在招商局推行“学习恳谈会”制度，时间定于每周四下午，“会上可以务实，也可以务虚。”“我就是想把从MPA学到的先进管理理念引进去，建设学习型组织。”陆友勤说。

　　从招商局组建伊始，建设学习型组织就是陆友勤的追求。“管理学上有一个‘木桶原理’，但我认为在组织建设中应该遵循‘逆木桶原理’。”在陆友勤看来，一个组织如同一个木桶，每个人就是一块木板，如果通过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每块木板都会成长，那么最终决定木桶承载的就不是最短的那块板，而是最长的那块。

　　如果说构建“学习型组织”的影响还仅仅在招商局内部的话，那么“资源共享”的提出就已开始撞击行政的“潜规则”了。

　　“MPA中有一个案例，讲的是局长突然病故，三位副局长采取各种招数竞争。最终如何呢？他们的招数都没起作用，因为当局长病故时，更高层的人已经开始思考谁适合这个位置了。这就是‘潜规则’。”从一位高校教师到淮南市外事办副主任、淮南市机械局局长、再到淮南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滁州市副市长，陆友勤从政坛的陌生人逐渐熟悉政坛，并开始了解它背后的“潜规则”。而正因为了解，才能对症下药。

　　在陆友勤兼任招商局局长期间，在滁州各党政部门流传着一则关于招商局会议室的逸事：只要招商局不用时，任何部门都可以去借并且都能无偿借到会议室，而且招商局还会将茶水准备好，“客气得会让你受宠若惊”。

　　这只是一则轶闻，但其背后却是陆友勤撞击“潜规则”的“资源共享”理念。由于机关部门条块分割，各部门信息资源也都“严加保密”，很多部门辛苦研究的结论、报告都会习惯性地将抽屉一锁，不愿意与他人分享。为此，陆友勤提出用“资源共享”管理招商局。

　　“这首先源于信息的无限复制性，你把信息复制给他人后你的信息不仅不会少，而且如果他人用你的信息产生了效应，那就会更加信任和依赖你。”陆友勤认为，“此外，从大的方面讲我们拥有和创造的均为财政拨款所得，财政的东西当然要共享。”

　　而“资源共享”的另一显著表现就是陆友勤喜欢“推副手”。“招商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人大、政协经常来视察。”陆友勤笑着说，“当时三位副局长各分管一块，检查哪块就由哪位去汇报，我最多在最后补充一下情况。”用陆友勤的话说，“要能容忍下属比你强”。

　　这对滁州不能不说是一个震动，“从来没有一个单位能这样，他们现在知道只要来用我们资源，随便他们用。”陆友勤告诉《决策》，“至少是鼓动了一批人尝试去做”。

　　“还是需要一个机会，需要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和一个恰当的时机。”陆友勤在采访中一再强调。

　　的确，陆友勤在滁州的试验对MPA而言，至少在目前仍然是一个非典型的案例。对于本土的MPA人，至少目前尚不能以滁州试验的高度去苛求。正如余海南所言：“现在还不能说这个群体有多大影响力，只能说有一些萌芽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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