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冲击波

　　海归冲击波

　　本刊记者 王运宝

　　江苏省副省长仇和、广东省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广西玉林市长金湘军、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下海经商的原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北京市宣武区区长鲁勇……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是什么因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细心人不难发现，他们的共性有两个关键词：哈佛大学、MPA，相对于本土培养，他们被统称为海归派MPA。

　　在中国，这是一个拥有特殊履历的群体，在他们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海外培训学习的热潮。目前，海归MPA正在政府机关和企业、教育、媒体等多个行业发挥着作用，仇和宿迁改革、郑利平再造云浮、袁岳零点调查等等制造的冲击波，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他们是否能够给未来中国的政府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变化？我们又应该怎样评价海归MPA呢？

　　海归从政

　　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已在广东云浮工作7年多，在海归从政的群体中，他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云浮由于经济欠发达，被戏称为广东省地级市中的“第三世界”。1998年，他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获MPA学位，1999年5月任云浮市长，6年后的2004年6月任市委书记。从市长到市委书记，郑利平扮演了一个改革家和布道者的角色，对云浮进行“十全大补”式的综合发展，实现了云浮的系统再造。

　　在郑利平的背后，是越来越多涌现的海归派官员。改革开放后，政府官员出国培训在90年代形成高潮，其中，哈佛大学针对中国官员集中培训开始于1996年，而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是目前中国所有海外官员培训中，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在宿迁强力推行改革的仇和就是第四期哈佛班的成员，他之前还在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学习过1年时间。

　　与郑利平、仇和一样，主政一方的海归MPA还有很多，比如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鞍山市副市长葛海鹰等等。其中，广西玉林市长金湘军，是MBA与MPA的双学位。他于1990年获得MBA学位，是15年前中国首批MBA，2003年成为哈佛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二期学员。在这位现代管理型、知本型市长的带领下，玉林市策划自己全新的城市定位是中小企业名城，玉林也被媒体称为“广西的温州”。

　　实践证明，在接受了海外熏陶后，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在这些“学成归来”官员的脑子里逐渐生根发芽。北京市第一位参加哈佛培训的官员，现任宣武区区长鲁勇认为：“在那里，中国同学们学到了非常多的实用知识，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位已经从海外归来的36岁年轻官员，正尝试着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改变了区政府过去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办法，转而致力于优化资源，推动主导产业的升级和调整。

　　对走进政坛的这批海归MPA，他们给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积极有为，在推动地方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这是务实的一面。在务虚方面，他们的一大共性就是乐于出书。原苏州市长、现任无锡市委书记的杨卫泽是哈佛“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三期学员，于2005年6月出版《政府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来自苏州的报告》，除此之外还有临沂市委书记李群的《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北京宣武区区长鲁勇出版了《哈佛视点》，广州市芳村区区委书记潘潇出版了《感悟哈佛》等。

　　从绝对人数上看，在中国的政坛上他们依然是少数，但是作为“第十代”海归从政，他们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在中国公务员队伍中的人数比例，正因如此，他们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多元化影响力

　　在常人眼里，2002年毕业于哈佛MPA的袁岳是个“异类”，他在司法部工作过将近5年，2002年以企业家的背景申请到哈佛读MPA，他所经营的零点调查公司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私营机构。不管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发表演讲，袁岳一再提及“MPA≠当官”，袁岳希望20年以后，在中国乃至亚太范围内，有一套由零点集团表述的带有中国印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与袁岳同在零点公司的徐显国，是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常务董事，负责实现零点咨询的国际化，也是哈佛的MPA，他还是清华MPA兼职教师，讲授领导学课程，颇受学生欢迎；他还拥有自己创办的两个公司，六个工厂，徐显国是典型的“两栖化生存”。

　　目前，袁岳还是上海东方卫视《头脑风暴》的节目主持人。同样在东方卫视，《21＠21》的节目主持人潘杰客也是哈佛MPA，27岁时他任建设部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建设部最年轻的处级干部，1997年潘杰客获得哈佛MPA学位。

　　在媒体领域，同样拥有哈佛MPA学位的刘澜，是著名管理杂志《世界经理人》的总编辑；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是哈佛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一期学员。

　　与他们相比，更具冲击力的是海归“下海”，原温州政坛上的李浩然与吴敏一，就是其中的风云人物。

　　李浩然曾任永嘉县副县长，分管工业。他是

　　此外，第一个取得哈佛MPA学位的中国人夏书章，是一位大教育家，正是他首次提出中国引进MPA，被尊称为“中国MPA之父。”

　　从企业到媒体，再到教育，海归MPA走出了自己的另一条道路，展现出别样的精彩，而他们带给中国的冲击，则是从理念到实践，在多个层面发挥影响力。

　　哈佛计划

　　“为21世纪培养领导人”是肯尼迪政府学院一直标榜的己任。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会有60位陌生的“中国面孔”，出现在这所举世公认最优秀的政府管理学院。2006年9月下旬，第5批学员离开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是这个培训项目的最后一批学员。

　　“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源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提到培训班的意义，主办方之一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说：“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战略部署，也是中国领导人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和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让从事公共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员进一步深造是很有必要的。”一位首届学员的话也印证了薛澜的观点：“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出国一两个月学不到多少东西，但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心里清楚。虽然在哈佛呆的时间太短，但我的收获确实很多，上到观念，下到处理问题的方法方式，我觉得短暂的培训简直使我变了个人。”哈佛首期学员、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邓小钢，则将培训中的60个案例形象地比作60道菜，他说：“一道道吃下来不仅强体，而且醒脑。”

　　但是，去哈佛还是去延安？这是针对海外培训计划的争论中最经典的发问。对此，哈佛四期学员、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广电局局长任贤良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去延安的去延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发扬延安精神；该去哈佛的去哈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管理知识，为我所用。不能简单得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而是要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

　　其实，换一种角度来思考，争论本身就是在冲击着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观念。相对于本土培养的MPA，海归MPA是一个特殊群体，不管是从政还是活跃在其他行业，他们造成的冲击波，其影响力是多层面的。但总体上看，仍然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故事，是一场还没有杀青的“演出”。海归MPA，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会不会更出彩呢？-

　　相关专题：《决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