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保护中心对付无数个盗捞者 subtitle=

　　一个保护中心对付无数个盗捞者

　　一方面，盗捞现象日趋严重，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却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彦德报道 管辖海域面积辽阔、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和灿烂文化、曾经发达的海上对外贸易，如此种种因素集中在一起，直接造成了今天沉睡于中国海底的珍贵

文物数不胜数的现实。这既使中国水下文物考古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同时，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来说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前的上个周末，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威还在和他的同事们加班加点，为17年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如何修订和完善紧张地忙碌着。中国水下文物保护，这一长期以来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的领域，因为近年连续发现的海底沉船以及民间盗捞行为不断被曝光，正在为人们所广泛关注。

　　水下专业保护队员稀缺

　　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起步于20年前，当时由国家文物局牵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设立了至今依然是中国惟一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用中心主任张威的话说，这个“惟一”其实就意味着全国具备开展水下考古资质的机构只此一家，落实到操作层面上，则是由该机构与地方各省文物局合作，对水下物进行具体的打捞保护活动。

　　“就像是中国国家足球队，平时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只有有具体项目时人员才集中在一起。”张威这样解释水下考古中心与地方之间松散的管理形式。而这些遇到项目才临时集结起来的队伍，在保护文物方面遭遇的对手往往是全天候都在觊觎水下宝藏的盗捞者，管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水下文物保护面临严峻形势的另一个例证是水下专业考古队员的稀缺。1989年全国只有11个水下考古队员，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考古队员数量是44个，“根本忙不过来”。

　　与之相比，这些年来潜水已经渐渐成为大众普及的运动，潜水爱好者越来越多，这也说明水下个体作业的技术成本在下降，客观上也降低了盗捞门槛。加之国际市场文物价位持续走高，波及世界范围的“捞宝热”一直高烧不退，盗捞现象日益猖獗。“其中尤以福建省最为严重，”张威说，因为那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沉船众多，“浙江等地沿海由于海域污染严重，海水浑浊，盗捞现象反而相对较少。”

　　当务之急：完善法律法规

　　一方面，盗捞现象日趋严重，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却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直到1989年10月20日才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42号国务院令，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而这个条例17年来沿用至今。

　　条例颁布后，对水下文物保护的确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8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有些条款其实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情况。张威举例说，《条例》规定的处罚太过于原则性，相比之下文物法的处罚条款就要细致得多。《国际先驱导报》在对比《条例》和《文物保护法》后发现，在法律责任一章，相比后者用20条款并包含若干小项的篇幅详细区分不同的违法行为和处罚措施，《条例》仅在第10条给出了具体处罚标准，其中罚款一项的数额是“一千元至一万元”。

　　破解之道尚待摸索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对水下文物的保护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由于水下文物大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所在海域，发达国家采取的保护措施未必适用。据张威介绍，西方有的国家鼓励对水下文物进行就地保护，如允许业余潜水者水下参观等，而东南亚国家则走的是另外的路子。在菲律宾，国家就允许国际打捞公司参与打捞本国的水下文物，条件是需要获得该国批准并且签订一定的利益分成协议。但总体上来说，国际上对商业性打捞还是一片反对声。

　　“国家投入已经很大了，但和庞大的水下文物保护工作量相比，依然还是显得有些杯水车薪。”中国早就明确了文物的所有权归国家，所以简单地引进打捞公司参与从目前来看并不现实。但在确保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情况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今年上半年，就有国内的公司提出参与协助打捞甲午海战沉船的计划，但最终还是因为对存在风险(比如打捞不上来或判断位置错误)的担忧和其他原因而作罢。

　　虽然困难重重，但水下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即将在明年开始的全国第三次文物大普查工作，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水下文物的普查工作将在原有摸底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另外对一些已经遭盗捞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文物，抢救性打捞工作已经在不同地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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