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八大胡同的前世今生：从酝酿到消亡

　　八大胡同，不在正史中。

　　广义上，老北京的“八大胡同”指的是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许多条胡同。起初，这里并不是“红灯区”，而是进京戏班所在地，后来成为清代男色的最大聚集地，清末民初才逐渐演变成名噪一时的烟花柳巷。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的隐私和隐痛。然而，它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酝酿、产生、发展、演变，以至消亡，无不带有岁月流转的痕迹。它不仅仅是娼妓业的代名词，实际上，也是老北京商业繁荣区的一个缩影。

　　今天的八大胡同早已老去，甚至破落。然而在文保人士眼中，八大胡同以及整个大栅栏地区仍是北京目前保留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座民间历史博物馆。保护八大胡同，就是在保护与八大胡同一样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建筑与人文文化。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把八大胡同推到了生死线上，八大胡同正在静候判决。

　　它曾是清朝男妓最大聚集地，慢慢演变出一种同性间的畸形关系，形成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成为一个特殊的功能区

　　从来没红过的地方

　　八大胡同已经老去，繁华难觅。

　　今天的八大胡同是北京平民生活的原生态区。这里斜街多、胡同拥挤、街道杂乱。许多院落都已破败不堪，房上长草。走进一扇敞开的、掉了朱漆的大门，眼里是私搭乱建的小棚子，横七竖八的晾衣绳，衣物、被单遮住了半个天，地面上除了一小块公用空地，其他地方被杂物塞得满满的。电线杆子、厕所、下水道，水果摊、杂货铺，自行车、人力车，膀爷、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扇蒲扇的老大妈，以及从棋牌室传出的

　　因为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地区的保护与治理历来饱受争议，关于它的过去没有人愿意重提，但“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的作者张金起说，“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我们可能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所以常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

　　前身与“相公”业

　　八大胡同一开始并不是“红灯区”，而是进京戏班的所在地。

　　清朝，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八旗都住在北京内城，汉人迁至前门以外。“内城就像是一个军事城堡，全是八旗兵，不许开商店，不许开旅馆，不许开戏园，所以，娱乐中心、商业中心全都迁到外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说。外城则由这一政策发展起来，前门和崇文门一带逐渐形成当时北京最大的商业中心区，宣武门外则发展成为士人官宦的聚集区。从地理位置上看，后来形成的八大胡同就在大栅栏商业区和宣南士人居住区的交叉地带。

　　“八大胡同最初是为戏班子提供到京师的住处，是旅馆性质的。”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吴建雍说，“当时的戏园子集中在大栅栏，演员们进京要有住处，有吊嗓子的地方，还要离戏园子、剧场近，所以就选在了大栅栏以南、新华街以东的八大胡同一带。”当时徽班进京就下榻八大胡同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下榻八大胡同的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可见八大胡同与戏曲活动的深刻关联。

　　“‘相公’又是由戏曲活动发展起来的。”吴建雍说，“清朝的这个特点很特殊，禁宿娼而不禁狎优伶，梨园界男色大兴，找‘相公’成了上层社会的风气。宣南的士人也好，商人也好，看中了哪个‘相公’，演完戏就请他喝茶、吃饭，慢慢发展成同性间相互爱慕的关系。”

　　“相公”，就是男性娼妓，古时叫“兔子”、“小唱”，即“小娼”，也有称“小手”的，后来称“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再谐音为“相公”。《中国娼妓史》称，在清代男妓盛行之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官居显赫者，也不例外，“有身为最高官吏而狎男娼的魏长生于和坤有断袖之宠，《燕兰小谱》所咏‘阿翁瞥见皆消魂’是也。”士大夫往往与之相狎的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有的甚至有“状元夫人”的称号。

　　根据各类文本史料记载，八大胡同是这一时期男妓的最大聚集地。“大栅栏是商业娱乐的中心，又是汉族聚集的中心，而从外地进京赶考的士人、汉族官员，有的并不是拉家带口，在异地单身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种需要。这种现象又迎合了女子不能演戏的禁令，当时出任旦角的一般是年轻男子，甚至年龄很小，有的刚十一二岁，一般的相公年龄也就到二十岁。而演员也需要有达官贵人给他捧场，有财富在背后支持。旦角不被叫好，在京师是混不下去的。这样慢慢演变出一种同性间的畸形关系，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吴建雍说。

　　清末以后，朝廷禁令渐渐松弛，妓院纷纷出现，男色风气渐转，伶人也开始狎女妓了。到了庚子之乱时，八大胡同内许多下处已是“兔去堂空”，代之以南方金粉与北地胭脂。民初，京梨园公会曾上书北京当局，要求取缔狎优伶之风。此后，“相公”一词成为历史。

　　三六九等

　　八大胡同成名于清末民初。《京都胜迹》有打油诗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但‘八’字在这里是个虚数，只是表示其多，”《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的作者张金起说，“从广义上讲，八大胡同是指从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三十多条胡同，这些胡同中有过明妓或暗娼，至少也住过‘八大胡同’中的从业人员。只是上面说的这八条胡同多为一二等妓院。”

　　清光绪庚子年后，京师巡警厅将内城妓院全部迁至城外，给照收捐，已准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开设的妓院共有300多家，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并非只有皮肉生意。一等小班居室内陈设华丽，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和书画挂屏，或者妓女本人的彩色大幅照片。小班的妓女，多有些小性子，也不轻易应人，嫖客必须与妓女相识一段时间后才能在妓院过夜。若是“清倌”，更是老板和鸨母捞钱的钓饵。嫖客除了得经常给清倌买衣料、皮货、珠宝、翡翠等物品外，还需花钱买通老板、领家、佣人、伙计，等到钱花到一定程度时，老板和领家才会开出很高的价钱，把清倌卖身与他。

　　二等妓院叫茶室，设施跟一等小班差不多，但没有红绿彩绸，也很少有点串灯的。妓女从年龄、姿色、身材、服饰等都比一等小班逊色得多。三等妓院称下处。比起二等茶室，就更为简陋，房子一般又矮又破，室内陈设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四等妓院叫土娼或小下处。这些妓院房屋更加简陋、破旧，妓女们容颜衰老，衣着平常，只能靠涂敷脂粉招徕生意。

　　昔日八大胡同中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妓院；石头胡同聚集着众多“茶室”，二等妓院；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多散布着三等妓院。在八大胡同里，很少有土娼或小下处，至于“暗门子”和“游娼”更是上不了八大胡同台面，那些生意主要集中在老天桥一带。

　　八大胡同的妓女有“南班”和“北班”之分。“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姣好，但文化不高。据史料记载，一般王公大人，豪商巨贾，拜倒旗袍下的争先恐后，也算是北妓中很出风头的。“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著名南妓，首先北来者，为身后毁誉不一的赛金花。清季南妓北来的，除赛金花外，颇负盛名的当数谢珊珊和苏宝宝。至民国，“南班”中又出现了剑胆琴心的小凤仙，协助蔡锷逃离袁世凯的控制。

　　谁徘徊在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以西的宣南是士人居住区。吴建雍在《北京城市生活史》中对宣南会馆做了统计，进京赶考的士子会馆主要集中于宣武大街东西两侧的品字形区域，又以菜市口南侧最多，一条胡同就有十几座。他称：“宣南不能说它是一个单身社会，因为好多人是带家属的，有史料记载，做个小京官不容易，拉家带口，生活拮据。另外一方面，进京赶考的士子常常是单身的，一次不中，参加两次会考的时间就是六年，这期间就寓居在宣南的会馆里。因此，宣南是一定程度的单身社会。”

　　“但不能由此断定士人与八大胡同形成和兴盛的关系，”吴建雍说，“士子一般是比较穷的，不可能经常光顾八大胡同。一般都是在中了举，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之后，才与演艺界形成一种交往。也不能因为一个‘状元夫人’，就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整体来讲，他们受社会道德的约束，生活还是比较检点的。”

　　“去八大胡同的一定是有钱人，他们或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经商发了财。一般老百姓是去不起的。另外，清末民初，有一些没落旗人，追求新鲜，也去八大胡同。所以，八大胡同是有钱、有地位、有势力的人物控制的地方。”吴建雍说。

　　八大胡同的鼎盛时期在民国六七年间。民初以来，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水旱饥饿流行，很多年轻女子被迫堕入娼门。民国二年，参众两院成立，有许多幕后阴谋和派系斗争，都在八大胡同商议和接洽。议员们在这几条胡同的班子里都有各自的相好，有的议员为周转各种政事，每日要到班子里数次。“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八大胡同变成一个涉及到政治的特殊社交场所。”吴建雍说。袁世凯复辟帝制，筹安会的秘密活动，贿选国会议员等重大政治事件，无不与八大胡同的妓院和妓女有所关联。

　　《京都旧事》载：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可见八大胡同的盛衰与当时的政局关系之密切。“八大胡同是一个特殊的功能区。”吴建雍说。

　　“它只能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的，那个社会环境之下的娱乐场所。也只能是对男人的娱乐。”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说，“我们没有特别的研究，但我觉得八大胡同从来没红过，它总归是在八大胡同里，在社会上，那时的伦理道德不认为去八大胡同是一件体面事。”

　　日军侵华时，京城各处及八大胡同的妓院数量有所增加。据统计，仅八大胡同内，就有妓院117家，妓女750人。

　　一夜消亡

　　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终结于解放后一次有计划的突然行动。

　　1949年5月，北京的社会治安状况已基本趋于稳定，一支由公安、民政、妇联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成立，开始了有重点的妓院调查工作。

　　9月19日，北平市出台整治妓女办法：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的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当天下午18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的方式，集中老板、领家；20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当晚，37部大卡车，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名干部和警员出动。3000多张封闭妓院的封条，分发到各分指挥部和行动小组。各个胡同口和妓院大门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封锁。

　　随后，妓女被送进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被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

　　1950年《新中国妇女》有文章描述这次行动：“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1950年4月，454名妓院老板、领班全部依法处理完毕，其中罪大恶极的黄树卿、黄宛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政府共没收妓院房产168处，共1824间。

　　在被收容的一千多妓女中，没有性病的只有44人。到1950年6月底，昔日的妓女或者结婚(她们的丈夫大多为工人或农民)，或者被亲属领回家参加劳动，或者加入文艺演出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或者走进工厂成为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