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综合性应对方案

　　如何构建综合性应对方案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中国反倾销第一律师”蒲凌尘最近特别忙，中国最大的民营制鞋企业奥康集团已正式聘请他做代理律师，对欧盟提起皮鞋反倾销诉讼。这是自10月7日欧盟正式启动对原产于中

国的皮鞋产品征收为期2年的反倾销税后，第一家宣布提起反倾销诉讼的中国制鞋企业。

　　蒲凌尘与温州企业的“握手”已不是第一次。2002年夏，温州打火机协会为应诉欧盟反倾销调查，召开“律师选秀大会”，他脱颖而出，代理中国入世后反倾销应诉第一案并以胜诉告终。入世五年来，由于多种原因相叠加，中国成为全世界遭受反倾销起诉最多的国家，蒲凌尘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他每胜诉一个案子，都意味着为中国产品赢得一大片市场。

　　2006年12月，入世五年过渡期就将结束，标志着中国将从入世承诺约束下的开放转向WTO框架协议约束下的整体开放，那么，如何构建起综合性的应对方案呢？

　　应对能力缺失综合征

　　在国外工作生活17年却仍保留着中国国籍的律师蒲凌尘，自1992年起主要代理中国出口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调查程序，迄今已代理40多起。通过工作实践使蒲凌尘认识到，不论西方国家是否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采取过量或偏激的贸易制裁措施，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和WTO争端机制来解决。但他认为，中国的主观因素更需要冷静分析，这其中，让他深感眼光放得长远的是浙江企业家。

　　如此以来，不仅引人发问：其他地方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应诉？行业协会都“躲起来了吗？”地方政府又“跑”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把这些问题进行汇总，就会发现，中国整体上存在严重的“应对能力缺失综合征”。

　　那么，主要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

　　地方政府的应对能力低下是第一方面。郑志海告诉《决策》：“入世已经五年，很多省的商务厅都没有成立WTO研究中心和咨询通报中心。”每当出现当地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更多的是抱着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来消极对待。

　　其次是行业协会的“功能退化症”。在中国入世反倾销第一案中，温州打火机协会起到了关键作用。行业协会直接跟企业发生关系，搜集和掌握市场信息、快速反应能力都大大高于政府。但是中国的行业协会基本是从行政体系中脱胎而来，很大程度上是行政的附庸，官僚气息浓厚。比如进出口方面的“八大商会”，是不是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收集和发布市场信息及风险预警的服务职能呢？薛荣久在香港参加WTO部长会议期间发现，很多国家发言的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团官员、国际知名学者、农民组织、工会、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媒体等，多种力量相结合。他告诉《决策》：“反观国内，会上发言的除了政府官员和专门研究WTO的专家学者外，很少见到企业界的代表，更不用说农民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

　　人才缺乏是第三种表现，特别是能够比较娴熟的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法的实用性人才，也包括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入世之初，各地都举办了大量的培训班，但是WTO协议是极为专业性的知识，成百上千页的协议、规章、原则，不是谁能在短时间内能掌握的。

　　最关键的是执行力。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长期关注WTO与政府职能转变，他告诉《决策》：“有了人才与制度，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成为空谈。”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入世五年来，中国积极主动地促进国内法规与WTO规则“接口”，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规章已经很完备，但执行不力，知识产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么多年来看到的都是行政执法部门的专项行动，压路机把盗版光碟在城市广场上碾得粉碎，都已经造成“审美疲劳”，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至于美国提出，为了提高中国地方政府的执行力，要在最近几年帮助中国培训省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意大利面条碗”

　　“在讨论全球化之前，要首先问一句：中国的‘全国化’做得如何？”这是中国“复关”与“入世”的拓荒者、WTO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的发问，可谓语惊四座。中国入世签字的是中央政府，WTO要求中国作为统一的整体来入世。但是，条块分割是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并没有因为多年的改革开放发生根本改变，反而在WTO这种外来力量的冲击下，暴露地更加充分。

　　如果来一个词来形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话，新近出版的研究报告《WTO的未来：面向新千年的体制性挑战》中使用的“意大利面条碗”最为恰当。它的原意是指在特惠贸易协议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因此，薛荣久认为：“中国需要按照WTO的原则进行一次国内谈判。”这句话入木三分。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入世，但国内市场却没有完全整合起来，而且，部门之间的规定相互“打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文件规定，都想获得更多的部门权力与利益，汪玉凯告诉《决策》：“很多决策就是围绕部门的博弈，大大降低了决策的效率与透明度，使得决策本身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大打折扣。”

　　采访中，王勇告诉《决策》，美国商务部更多的是在做信息收集、处理和分析的工作，研究的非常细致，什么问题都在研究，很多政府雇员首先不是在审批项目，任何政府决策必须要有一个扎实的研究为前提。这与中国各地政府天天忙着项目审批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虽然经过了5年的WTO“洗礼”，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市场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张占斌认为，相对于企业和绝大多数劳动者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海洋不同，政府仍然“站在海滩上”。汪玉凯则认为，政府在管理方式方面，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旧体制的‘复辟’”，直接影响了中国参与对外开放的能力与效率。

　　“四位联动”机制

　　北京WTO中心完成的《北京地方WTO事务报告(2002—2005)》，是国内首份地方WTO事务报告，第一次尝试提出了地方WTO事务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在参与WTO方面，北京走在了地方政府的“第一方阵”，也为综合性应对方案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中央、地方、协会、企业，是综合性应对方案的四大台柱，已形成共识，通常简称为“四位联动”机制。那么，如何才能让这个机制“动”起来呢？

　　建立起对内对外的协调是第一位的。虽然中央各个部门都已有协调机构，但协调能力不强。因此，郑志海建议，过渡期结束后，中央各部门应以商务部来牵头，组建一个比较强的协调机构。同时，在各省商务厅下设立WTO研究中心或咨询中心，并且纳入四位联动的协调机构中，合力为解决贸易争端出谋划策，并与中央政府共同形成贸易谈判的中国立场。

　　与协调机制直接相关的，就是政府的谈判能力建设，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全新的课题。对外谈判能力中国可谓是世界一流，就连WTO总干事拉米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但WTO毕竟是一个外来力量，张占斌认为，如何练好内功，决定了对外的谈判能力，因此，要提高对内谈判能力，最主要的就是国内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要在对外合作之前首先在国内形成最大程度的共赢。

　　在对外攻关和中国形象塑造上，中国很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人都没有专门的媒体和公共形象顾问。美国凯旋国际公关公司的CEO瑞·考切尔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和西方媒体关系良好的西方公关公司做桥梁，和西方主流媒体加强沟通，保持正面的曝光率，持续地发出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过去中国很多时候不愿意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外国记者只有通过小道消息来完成他们的报道。这样就很难保证其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反而创造了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

　　最后就是中国亟需建立预警机制和各种危机管理机制，在开放中提高反应能力。过渡期结束全面开放后，各种国际、国内危机都会带来连锁反应，而危机是常态，需要常备无患，越是对外开放越需要国内和谐。

　　因此，加入WTO不是弱化政府作用，而是如何转化政府职能。政府能力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