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达：关注始于金融危机和反恐

　　郭万达：关注始于金融危机和反恐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

　　为什么关注东南亚？

　　《新周刊》：最近人们对亚洲之南，包括东南亚、南亚的国家保持着持续的关注——这种关注好像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不少人可能很有兴趣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全世界关注亚洲的目光开始集中在亚洲之南？

　　郭万达：从全球的角度看，对东南亚的关注是一直在提升的。我的看法是，第一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很重要的原由。亚洲的金融模式首先是由泰国开始引起的，接着波及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号称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四小龙、四小虎又跟美国、日本的产业存在很大经济联系，所以金融危机从东南亚波及到全球。当时把中国也牵扯进去了，有个说法是东莞动一动，美国的芯片的价格就要变化一下。大家一下子发现，东亚这些国家怎么这么重要？

　　其实这是随着70、80年代整个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转移发生的。60、70年代日本是世界工厂，70、80年代就冒出了四小龙、四小虎，到了80年代以后，中国又跟这个链条衔接起来。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东盟已经存在。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下子显示出东南亚的重要性来。金融危机是大家在经济的层面上突然感觉到，东南亚国家很重要了。同时，也促使东盟从一种政治上的组织，转为更加强调经济上的。金融危机过后，经济上的合作就成为了很重要的议题，包括当时提出的“亚元”等等。

　　第二个，毫无疑问就是反恐。“9·11”以后，美国主要的视线在中东，阿富汗、

　　这两点毫无疑问是从经济上、政策外交上，既是东盟国家联合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一个重要机会。金融危机促使大家加速经济上的联合，911以后美国对东南亚的“顾不上”，又促使东南亚获得一个好的发展机会。

　　《新周刊》：你长期从事对东盟的研究。在你看来，东盟中最有潜力的国家是？

　　郭万达：新加坡不用说了，它一直是东盟里头的领头羊；其他还有马来西亚，菲律宾；至于泰国要看它稳定不稳定；目前印尼差一点。我觉得要注意越南。它有市场，而且改革力度非常大。APEC为什么要在它那儿开？它也马上要加入WTO，就差没批准了，GDP增长的速度也很快。从政治上看，它已经出现轮替，老的下来，换一批新的，反腐败劲头很足。当泰国在金融危机以后势头没有那么猛了，菲律宾总是有点不稳定，印尼相比之下往后甩，越南现在最需要关注，它是一匹黑马。

　　《新周刊》：我们注意到，你提及的国家，除了越南，都是1967年东盟成立时最初的成员国。你曾到越南考察，你在越南感受最深的是？

　　郭万达：首先应该是他们的民族感，他们的民族意识非常重。我沿着“两廊一圈”走，沿路可以看见街上竖起的牌子，都是日资等外资进来的。我跟他们的官员接触，人人都干劲冲天，见面就谈合作，说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投资，劲头非常的好。事实上，我也觉得他们挺“可怕”的，确实有那种民族主义奋起的精神。它认识到自己落后了，吸取了中国改革开发很多的经验。它政治上强调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却是自由化，甚至有些东西比我们还开放，把赌场开到中越边界来。我走在越南的街上，可以感受到和我们文化上那种深深的隔阂。越南毕竟做过殖民地，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它的文化有很深的西方的影响在里面。目前，越南的制造业还比较落后，也没有很多资源，但一个国家发展的劲头很重要，它有这个劲头，有大的市场，显示了它的潜力。(采访/黄俊杰)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未来30年东南亚仍将最具全球活力

　　11月16日，一身深色西装、领带下摆盖住皮带的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出现在清华大学顺德楼，作了题为《全球失衡与中国角色》的演讲。演讲延续了他一贯的认识：必须强调中国、中国、中国。这里既是全球最大的车间，也是全球最大的卖场。

　　在演讲过程中，播放PPT的大屏幕突然黑屏，沃尔夫故作夸张地叹道：“噢，日本货。”

　　作为《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他对全球经济有着精辟的深刻分析，于2000年荣获大英帝国勋爵位勋章(CBE)。在此之前，沃尔夫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1999年至今，他还担任着每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成员。

　　演讲结束后，沃尔夫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采访，就目前亚洲各国经济的赛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美国众议院否决对越南永久性最惠国法案”时，他恼火地说：“这是一个愚蠢的决策，我不知道美国人怎么想的。”

　　《新周刊》：从亚洲“四小龙”的成长和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开展开始，亚洲经济经过三轮发展。你认为亚洲的经济新版图如何构成，其经济重心在哪里？

　　马丁·沃尔夫：有4个亚洲存在。西亚是伊斯兰世界，北亚由俄罗斯主宰，东亚以中国为主体，以及深受中国影响的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以前叫做印支国家，印支国家的后裔很多是印度和中国的后裔，所以称为印支国家。总体来说，这个区域是全球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虽然历史上都不很发达，但是他们有全球将近一半的人口，如果你把南亚也包括进去的话。

　　这里面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这些产业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在全球占有优势，存款率(储蓄率)很高，劳动力极其廉价，很大原因是从农村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提供。我相信在未来的20—30年内，它依然会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

　　但是目前在和中国的竞争方面，这个地区的部分国家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不再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具备像日本和韩国那样的领先科技，例如印尼、菲律宾、泰国，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国家在未来的10—20年内会做得有多好，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能够和中国取得经济上的一体化。对日本和韩国来说，他们的问题是该持续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因为那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基本。总体而言，我认为东亚会更加有地位，中国将成为这一区域最重要的经济体。

　　《新周刊》：目前有一种看法是，亚洲的发展重心正在逐渐往南推进，包括像越南等国家的经济兴起，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马丁·沃尔夫：我认为并不是这样，而是恰恰相反——亚洲的发展重心在向北转移。从东盟国家转移至像中国这样的低工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新周刊》：你认为像越南这种工业不太发达，但目前正处于上升趋势的国家的优势在哪里？

　　马丁·沃尔夫：越南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我相信越南未来会做得很好，但是越南这种低工资带来的优势很快会并且正在被挤垮，越南的优势是被夸大了的。正如你所知，在中国也有很多地区依然是低工资的。我认为未来会发生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会向内陆，也就是低工资地区延伸，这样一来将抵消越南所拥有的优势。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对于越南的地位改变？

　　马丁·沃尔夫：美国国会最近否决了对越南的永久最惠国待遇，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愚蠢决策。我还不清楚这对中越贸易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从历史上来说，中越关系历经坎坷。另外，中国并不是越南的自然市场，因为中越两国的竞争优势非常类似。所以说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代美国成为越南的经济伙伴，对我来说并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利用，这里面还是有很大机遇的。

　　《新周刊》：你对新加坡、泰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有什么看法？

　　马丁·沃尔夫：新加坡树立了一个小国家通过自由贸易、提高国内劳动力水平以及对内投资取得发展的成功典范。新加坡仅次于日本，是亚太区第二富有的国家，它在最近45年来取得的成功令人瞩目。而印度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发展战略。作为一个比较混乱的民主政体，印度并不是那种可以有清晰战略的国家。但印度确实有很多有能力的人才，最近他们已经显示出很强的能力去抓住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机遇。同时印度有一些非常强的私人企业，在海外投资并且发展得很好。印度可以依赖这些企业家，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源。泰国树立了非常明确的劳动密集型发展目标，但它对教育以及技术更新发展的投资不够。随着中国和越南的崛起，泰国的竞争优势逐渐被排挤，他们一直没有从9年前的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所以说我对泰国未来的发展并不看好。(采访/胡赳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