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难题

　　五、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难题

　　新亚洲有经济没模式

　　导语：东亚地区缺乏一个强大而可信的政治领导核心，任何合作进程都难以推进。“中国—东盟”核心的形成，是东亚经济新格局和发展新模式的反应。

　　文/张祖兴

　　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进展缓慢，与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适应，也不利于东亚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而合作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东亚地区政治领导核心的缺失。

　　随着

　　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的难产

　　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过“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设想，谋求东亚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日本曾予支持，后因受到美国的反对而退缩。

　　美国的担心主要是自己被排除在外和东亚的自主性上升。美国曾试图搞一个有约束力的亚太经济合作机制，也因东亚一些国家的反对而告失败，APEC至今仍是论坛性质。

　　199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了包括东亚各国与地区加上澳、新(西兰)在内的区域合作设想，试图拉进几个区域外的白人主导国家，以缓解美国的政治担心，以及西方对东亚“种族团结”的疑虑。这种做法自然难以取得区域内国家的赞成。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设想，也因美国的反对而无果。

　　2000年以“改革”为响亮口号的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又改头换面地重提东亚各国加上大洋洲的区域合作设想，即所谓“东亚扩大共同体设想”。

　　种种设想的提出，至少表明东亚地区确实需要某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机制，以协调区域内经济关系，实现持续稳定和增长。

　　从理论上讲，作为调整参与各方经济管理模式的规则体系，经济合作机制的本质是参与各方的协调意志；而在实践中，经济合作机制是为其中的主要国家利益服务的，反映的是主要国家的意志。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至少在建立之初，反映的就是美国的利益和意志。

　　在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酝酿和演进过程中，某些地区外大国或者担心东亚合作损害自身利益，或者试图控制合作进程。加上地区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东亚合作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从根本上说，东亚地区缺乏一个强大而可信的政治领导核心，任何合作进程都难以推进。

　　中国—东盟核心的形成

　　但是这种情况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了重大变化。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巨大活力和中国政府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对有关国家的援助计划。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增加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感。

　　2000年11月，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两年后，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共同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到2010年初步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5年7月1日，自贸区降税进程全面展开，7000多种商品实现大幅降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入实质性全面启动阶段。中国与东盟发展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双方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互补性。

　　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在不断巩固。

　　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温家宝总理建议“加深双方在重大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维护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维护东盟与中日韩(10＋3)在东亚合作中的主渠道作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共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致力于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中，中国和东盟双方共同表示：“中国支持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以及东亚峰会等区域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东盟认为一个稳定、发展和繁荣的中国将有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并重申其一个中国政策。”

　　这些都清楚地显示，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扮演核心角色，东盟欢迎中国的发展，“中国-东盟”作为推动新型东亚合作的政治核心正在形成。

　　“雁行模式”已结束？

　　“中国-东盟”核心的形成是东亚经济新格局和发展新模式的反应。

　　二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19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这样，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被日本学者概括为“雁行模式”。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日本并不是真正的“领头雁”。在技术、市场方面，日本对美国存在强烈依赖，随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不断扩大和美日贸易摩擦的增加，美国对日本的支持逐渐减弱；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和后发优势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发展程度差距日益缩小。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概括言之，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雁行模式”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元竞争的新格局。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东盟各国重新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经过危机的洗礼，这些国家更清醒、更成熟、更理智，正在为建立全方位的“东盟共同体”而努力。

　　演进中的经济合作机制必须以新的经济实力格局为基础、反映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意志。

　　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仍需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具体的形式和内容仍有待实践的创造。在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东盟奉行协商一致和尊重多样性原则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国—东盟为政治领导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必将有利于缩小成员间发展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和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对于区域外及国际性的多边机制，也会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