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错过的转折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8日15:18 新世纪周刊

    1600年的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历史的转折一页,而只有少数的智者及时地看出这种历史的转机

  本刊记者/李梓

  许多研究者把明朝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一吟三叹地感慨,在历史那么多次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碰撞的过程中,中国没有一次抓住机会,由一位君主或者贤者引导中国进入现代化的道路。实际上,贤者的眼光从来都不缺乏,而由于某些必然因素的缺乏,使这些智者的智慧只能湮没于历史,比如万历四十一年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

  1600年,即万历二十八年,

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献上时钟、三棱镜等西洋物品,并给中国人绘制了第一幅汉字世界地图,他以及他所带来的物事,给中国士林带来了世界意识的启蒙。

  中国人向来视自己为世界文明的中央,在它的目光所在之中,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能与中华文明相提并论的文明存在,即使有郑和的宝船直抵非洲,他也并没有搜寻到堪与中华文明比肩的文化。直到明嘉靖以后,真正的东西方文明交流才开始了。

  “明中后期与西方文明的交流,是他们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而非中国人去到欧洲,我们所感触到的西方文明,依赖传教士的叙述和商品的传播,我们看西方是皮毛,是片面的,而西方看我们是全面、深入的。这种不对等的文化交流,并未改变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从而真正地向西方学习。”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明史专家李宝臣说。

  但即使是只管窥西方文明之一斑,也有智慧者先知先觉。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后,入乡随俗,衣儒服,将宗教教义与儒家文化之仁爱结合在一起,以推动传教事业,因此很快在士大夫中找到追随者。在明朝廷官员中,受洗入教者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博学鸿儒。与利玛窦的接触,让他们对西学的认识比别的官员更进一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之藻,在诸多接受天主教义的官员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虔诚信徒,他为了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徒,于46岁时出妾受洗,在利玛窦来华后,他追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合著有《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书籍。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2年),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向万历帝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请求皇帝重视西学,翻译西方天文历法、几何、数学、物理、测绘、医学、音乐等方面的书籍,折子上说:“以上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

  在李之藻的奏折里,他描绘了西方文明的存在和估量,这是中国士大夫超越了家天下思想的眼光。在汉语中,所谓中国,指视中国为天下,为海内六合,而四海之外是诸夷,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论。当利玛窦绘制了汉语世界地图时,他已经向中国人指出,中国不过是世界之一国。而为利玛窦翻刻世界地图的冯应京,仔细地数了地图上标注的诸国,发现中国文化所传播的国家,不过占据了世界的1/5而已,因而对中华文明“声教广被,无远弗届”之说产生了怀疑。

  李、冯之流的眼光,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并不占据主要优势。当时的朝廷充满了对西方教义的怀疑与辩论,保守主义者企图把西方教义赶出中国,一大批批驳西方教义,诠释儒家思想正义的著作刊发,其中典型的如林启陆《诛夷论略》,黄贞《破邪论》等。在这些官员的著作中,并未将这远来的思想文化视为洪水猛兽需加以隔绝,而是以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对其加以学术上的驳斥,由此可以显示出当时中国人对待西潮东渐的自满。

  在这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中,西方现代科学作为传教的副产品,其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因此,李之藻的这个前瞻性的奏折,也就湮没在一大堆奏折中,未被皇帝所重视。 这段历史让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顿足不已。“中国当时的教育体系非常完善,从每一个县直到中央,都有完善的学校制度,如果这个建议能够被重视采纳,由学校来完成西方科学的翻译工作,也许过了几十年,现代化就能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国就不是按照那个轨迹发展了。”李宝臣感慨说。但历史不容假设,这位学者从政治结构上寻找到了中国何以在与西方文明碰撞后300年还一直未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原因:“在中国严密的君主制统治下,设想的实现从来都是在经验的、传统的范围之内,政治行政过程的每一细节无不随时随地顽强地透露着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因此,推行一种完全陌生的设想,其困难不在于缺乏权力或决心,而在于政治行政系统的观念与基础。”

  由利玛窦所代表的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历史转折的一页,而中国人对此后知后觉,在本世纪初,同时为中国史学家和天主教神父的方豪指出:“利马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

  明史学家毛佩琦在谈及这段历史时,特别强调明朝没有“闭关锁国”一说:“那是一种完全平等、开放的交流。”而事实上,虽然明代的政府和知识分子并没有对西学作防备排斥,但中华文化传统的优越性却在心智上为西学设置了难以突破的关卡,所谓“闭关锁国”,并未体现在政府政策或者边防上,而是隐藏在我们骄傲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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