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扒粪运动天路历程

　　文/周筱筠 李娟

　　45个州只有6个没有腐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由农业社会跃入工业社会，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经济突飞猛进；社会财富在总量激增的同时，也快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尖锐化，在价值观新旧交替中有礼崩乐坏之势，拜金主义成为时尚，权钱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造成的腐败现象不断恶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美国政治结构的特色是州一级政府有相对的独立性，除了某些法律是联邦的，每个州有各自的法律，州议会拥有财政权、立法权等非常大的权力，导致州议会成了腐化的重灾区。1905年美国的 《文摘杂志》 (Literary Digest)曾刊载了一张法国印制的美国地图，标明在45个州中只有6个是没有腐化的，有25个标明为“全部腐化”，13个标明为“特别腐化”。最常见的贪腐形式就是权钱交易，或权钱勾结。有些情况严重的州，如密苏里州和新泽西州，州立法机构和政府关键职位都为铁路游说集团所控制。西部各州对铁路的依赖更甚，几乎整个加州都成为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囊中物。

　　从理论上说，州议会的议员都是选民选举产生的，但是由于选举需要大量的金钱为后盾，在选民参政意识不高的情况下，很容易为大财团操纵。当时最常见的腐败就是在公用事业招标、公共土地批租中受贿、吃回扣、勒索。承包商可以通过现金交易(直接行贿)，或安插官员的亲友，或给予政治支持等不正当手段(间接行贿)，得到利润丰厚的项目。在美国制度下，还有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交易，即在人事上的“政治分赃制”、在选举中变相勒索政治献金等。

　　开始“扒粪”了

　　当时的美国，正是报纸等平面媒体大发展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美国家庭在早餐时看报已经成为习惯，报刊对于美国公众的影响，与后来电视、网络等引起的信息革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麦克卢尔》 杂志(McClure)派出女记者埃达·塔贝尔(Ida Tarbell)去调查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the Standard Oil Company)，揭露该公司怎样依靠巧取豪夺的手段积累财富、建立起垄断帝国。她的长篇系列调查报道在 《麦克卢尔》 杂志上连载，这些掩藏在巨大财富背后的社会黑幕当即引起轰动，杂志销路大增，塔贝尔也因此成名。她的报道后来集结成书，成为反映那个时期的经典著作。其他的报刊纷纷仿效，推出大量揭黑的报道，还出现了不少以此为主题的小说。如1906年出版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 《屠场》 (The Jungle)，揭露芝加哥肉类工厂采用向有关部门大肆行贿的方法，将病死的猪牛加工成肉食品，将毒死的老鼠加工成香肠。该书出版后立即激起了公众的普遍义愤，并于6个月后促成 《肉类检查法》 和著名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的诞生。据说，在白宫里正一边看着这本书一边轻松地吃着早餐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老罗斯福)看到这一段时突然跳了起来，大叫一声，把盘子里的香肠扔到了窗外，从此不敢再吃香肠。

　　老罗斯福总统为官清廉，但这些记者的行为也让他深感头痛。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不满地将这批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为“扒粪者”(muckrakers)，这借用了著名的宗教小说 《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中的一个比喻。小说中的“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但是，这一带有谩骂性质的称呼竟得到公众的“首肯”，反而成为用于对揭丑的记者的尊称。

　　这场被称为“扒粪运动”的大规模舆论监督与其他的社会力量汇合，促成了史称“进步主义”的改革，有效地遏制了当时美国社会贪腐的滋生蔓延，为今天美国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基础。资中筠认为这是一个持续二三十年的渐进过程，而不是国人概念里一场短时段的“运动”。老罗斯福总统本人原来也准备对过度的垄断有所遏制，有了舆论的支持，更可放手。国会在有些议员策动下，举行听证会，要求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宾州铁路公司等大企业对公众的不满做出解释。随后，在老罗斯福力主下，国会又陆续通过了反垄断法、劳工赔偿法、食品卫生法、食品和药品管理法等一系列打击政商勾结、维护公众利益的法律。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漫长且有反复。这些法律出台后，大财团向最高法院起 诉政府“违宪”(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竞争自由的原则)，有时政府败诉，新出台的法律就无效了。很多法规都是来回拉锯战似的反复多次才最终确定下来的。例如一条保障妇女最低工资的法律，最高法院竟以此法律“侵害了女性自由订立契约的自由人权”为理由，判为违宪。

　　揭露政府黑幕并非“不爱国”

　　资中筠强调，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独立而强大的舆论监督尤其重要。由于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且得到了实际的保障。任何政党、组织或个人都不能禁止媒体揭发黑幕，也不能布置正面宣传的任务，媒体实际成为一种非常强大且成本极低的反贪资源。舆论监督的威力比任何其他力量都更持久、更普遍、更强大。这也形成美国媒体的传统，以“扒粪”揭丑为己任。直到今天，如美军虐俘丑闻，也是英、美媒体率先揭露，而且穷追不舍，使布什政府在全世界丢脸，只能设法采取弥补措施。在反恐高潮中，媒体为敌人的俘虏说话，也没有人会谴责他们“不爱国”。

　　20世纪初，美国反贪的另一重要利器，资中筠认为就是扩大基层民主。如果各级官员是由上级任命的，那么不管舆论对自己如何不利，都不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而在选举制度下，一旦身陷丑闻，选民就不再选他了。底层平民虽然贫穷，无法在财力上去撼动大财团的利益，但是每人都有一张选票，拥有人数优势。一旦他们了解情况、提高参政意识后，自然就不会再把选票投给腐败的政客，而是改投给代表公众利益、能改善自己切身处境的人。政治人物为争取多数选票，也会逐渐把关注点转到底层人民身上，提出有利于他们的政治纲领，逐步形成议会中的改革派。改革派逐渐成为议会多数后，就能通过有利于改革的法案。而这又是和新闻自由使公众掌握了充分的知情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独立宣言》 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曾经说过：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是不能讲民主的。当时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是由各州议会选出来的，而不是直选。各个大财团可以通过贿赂州议员的形式，将自己的代理人甚至老板本人选入参议院，以左右国家的政策。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参议院选举改为直选，使参议院不再是“百万富翁俱乐部”。后来国会还成立了伦理道德审查委员会，一旦发现议员有违法行径，就可以撤消议员资格。这些改革措施都是逐步完善起来的，持续了二三十年。中间又被“一战”、经济大萧条等打断，一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小罗斯福)新政，这一渐进的过程才告一段落。

　　反腐从来不会一劳永逸

　　当然，即便美国经过这场持续二三十年的改革，制订了一整套严密的法规，反贪并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只要涉及“钱”和“权”，新的贪腐仍然会不断产生。2006年最震动美国政坛的特大丑闻，就是“超级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引发的“窝案”，印第安部落每年通过阿布拉莫夫花费逾千万美元游说国会议员，以长期保持他们的免税地位。尽管否认涉案，共和党众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还是不得不辞去多数党领袖和众议员的职务；另一名众议员鲍勃·奈伊在经过长时间的否认和逃避后，则在法庭上当庭认罪；布什总统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面临指控……牵涉进这一丑闻的共和党议员已达20人之多，并直接导致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去了保持12年之久的国会多数党位置。如果没有美国媒体的穷追猛打，阿布拉莫夫也不会曝光，如果没有美国的选举制度，涉案的议员和政党领袖也不会辞职。正是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让消除贪腐有了保证。

　　在美国现行制度下，院外游说集团在大选期间向国会议员捐款并将这些款项作为他们的竞选资金是合法的，但游说集团如果据此要求国会议员在起草通过法案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和倾斜，或要求将两者挂钩，则是行贿，属于非法。但在现实生活和实际操作中，将两者截然分开却相当困难。尽管有人认为这是美国体制内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弊端，但是我们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就会发现只要有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保证，更严重的贪腐都在美国体制内被解决了。美国国会正在为此专门拟定新的道德准则，严格约束院外游说行为，不过要到有效遏制游说集团导致的政治腐败，想必也将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