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的阿拉丁神灯

　　——《京都议定书》生效两周年之际谈人与自然和谐新哲学思想

　　-宋青宜

　　2月16日，是《京都议定书》生效两周年的纪念日。在迎接这个对人类来说意义深远的日子里，结合中国的现状， 我一直在思考着：中共是否将人与自然和谐新哲学思想，作为一种对内引领国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 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且在倡导“和谐世界”的对外交往中，确立起自己绿色使者的形象。

　　我是一个长期旅居日本的华侨，“位卑未敢忘忧国”，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我们祖国的发展和进步，并频频往来于 中国和日本之间，力所能及地做些有利于两国友好的事情。

　　因为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你是中国的女儿，你的根在中国。

　　我是一个女性，所以，凭着女性特有的敏锐和细腻，我对地球环境特别敏感。是的，也许这正是女性作为自然的一部 分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属性。作为女性，我已经是母亲了。人类母亲和地球母亲，其实天生是一对孪生姐妹。女性和环境都是 “弱者”，最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当我们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环境，我们本能地互相依偎且“同病相怜”。

　　尽管如此，我深信，总会有智者伟人出现，来引领人类走出为了眼前短暂的文明而恣意糟蹋环境的迷津。这就像《一 千零一夜》中的少年所盼望被点亮的阿拉丁神灯……

　　我想，我们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曾经是一个经历了大悲大难的民族，如来自内部的天灾战火和来自外部的侵略掠夺。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大彻大悟地坦然而平和地挺起它的脊梁，依靠自身的聪慧和睿智，对世界万事万物的一般规 律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中华民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早在数千年前，就产生了令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古典哲学。“四书五经”，便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一批圣人，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他们如巨人屹立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他们是不朽的，是 永恒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也曾领跑于同时代人。四大发明，西方人用来对别人别地发动侵扰、奴役和盗取。而中国的古 代科学家，在文明进程与自然界阴阳平衡发生冲突时，则出于仁义、道德以及哲学的思考，放慢了或者放弃了对这些文明的深 入探索。中华民族是极具智慧和富有创新能力的，但中华民族又是极具理性和富有克制能力的。说到底，中华民族所崇尚的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

　　善良的民族，孕育了善良的文化。比如，中国的古典哲学有三大范畴，易经、阴阳和五行。它们和后来的西方哲学一 样，都认识到事物具有对立统一的规律。所不同的是，东方的对立统一，讲的是对立双方的调和性，而西方的对立统一，讲的 是对抗性。如在三次工业革命中，西方一直在用所谓的科技利剑砍伐自然生态。

　　我认为，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了。

　　于是，当西方正在为文明而不惜破坏自然生态的时候，如，一个世界上经济最强盛的国家—美国，却在两年前不顾世 界舆论，拒不加入《京都议定书》；而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却在面对《京都议定书》时发出了庄严的承诺，并积极倡导着 环境伦理、环境文化和作为二者核心的和谐哲学—人与自然和谐新哲学思想。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本世纪最值得关注并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新概念。无 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涉及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谐相处”的哲学命题。例如，“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五个统筹”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 发展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的要求及六个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会，主题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特别强 调，要把建设“两型”社会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而“两型”社会，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相处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我认为：中共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并倡导的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相处的一系列理念，已经凝练为一 种新哲学思想。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它所揭示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一般的规律。人与自然和谐 ，正是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的最简单明了的最一般的规律。

　　同时我认为：一、人与自然和谐新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和提升。而这种传承和提升是积极的。所 谓“积极”，是由于中国的伟人所具有的崇高德性、非凡智慧和博大勇气所带来的，也是由于对中国近代历经磨难的史实的成 因的透彻了解和把握，进而唤起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带来的。所以，这种积极传承和提升是一次哲学意义上的回归。 二、人与自然和谐新哲学思想，不是一种“复古”的结果，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 )的一次符合逻辑的继承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对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在国际阵营中“绿色崛起 ”，具有不可估量的当代价值和深远意义。三、人与自然和谐新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人与自然 如何做到和谐发展与相处，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道“世纪难题”。中国的先锋表率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 榜样，将对世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是对人类文明的的伟大贡献。

　　以上观点，来自于我长期对胡锦涛重要讲话和发表的重要文章的关注和领会；来自于我长期对中国乃至日本、美国等 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自从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以来，科学技术便成了一柄双刃剑。牛顿发明了打开现代工业文明大门的钥匙，而瓦特接过钥 匙打开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大门。但是牛顿和瓦特不曾想到：人类在不断得到物质和精神的满足的同时，也在面临着日趋严重的 环境危机。人与自然的对立势态，成为数百年来的一种常态。因对资源的掠夺而引发的战火，连绵不绝；因环境的污染而给人 类带来的灾难，频繁发生；因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排放所形成的地球温室效应至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失去平衡……

　　印度尼西亚环境国务部长拉赫马特·维图拉尔日前预测，由于全球气温升高导致地球两极冰雪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印 尼约1.8万个岛屿中可能将有2000个小岛在2030年前被海水淹没。2030年全球气温有可能升高2摄氏度，海平 面可能会上升16厘米。

　　这些问题，不得不让人惊恐；这些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

　　我希望找到阿拉丁神灯，能照亮我理性思考的“智慧遂道”。

　　我读过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书《濒临失衡的地球》。这本书被誉为“绿色圣经”。戈尔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由 于现代文明带来的环境遭到破坏的事实，戈尔也由此发出了“人类已经具备了毁灭地球的能力”的哀叹。尽管戈尔在书中也提 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和设想，但我认为他还是没有找到解决根本问题的钥匙。所以，戈尔也在寻找神灯。

　　在中国，在日本，我频繁地与一些环境问题专家、社会科学学者以及政治家接触，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其 结果是，我更加坚定地认为：胡锦涛有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构建”等理念中所起到关键统领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新 哲学思想。

　　我对日本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发现，日本在克服公害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在近20年来的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 步子不快。虽然发展循环经济被认为是“国策”，也有一系列的法规出台与之配套，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再拿美国来说，许多像戈尔那样有责任心的美国政治家看到了环境的危机，但许多惟利是图的美国人却对此视而不见。这说 明，在物质文明达到较高水平的美国，同样少了点什么。现在我明白了：他们少的正是胡锦涛提出的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文化 作为基石的“和谐哲学”。没有“和谐哲学”的引领和关照，即便有了资金、有了法律、有了技术，同样解决不了“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问题。

　　最近我正在写一本“我所感悟的中共人与自然和谐新哲学思想”的书，我希望：通过的这本书，能有更多的人和我一 起来深入探讨和研究人与自然和谐新哲学思想，并且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来积极宣传和推崇这一新哲学思想，从而 让我们的地球重新归于宜静，地球上的万物重新归于和谐……

　　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