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村民:赵福云的失地生活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1日09:43 《法律与生活》杂志

    本刊记者/李连宇

  赵福云,北京市昌平区南邵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他的家位于村子的东北角,这里也是“外来户”较为集中的地方。但赵福云并不是“外来户”。

  初次见到赵福云,他正和父母围着炕桌吃午餐。屋里的光线仍很黯淡,火炉周围的墙壁被炉烟熏成黑色。

  赵福云今年48岁,中等身材,略显消瘦,满面沧桑。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全靠妻子来养活。”谈到生活现状,赵福云实话实说。妻子姓张,在镇里的食品厂做清洁工。“她和我一样,身体一直不好,上个全勤每月能拿到四五百块(钱),可一般她也就能坚持个20天上下。”

  说到自己的孩子,赵福云轻轻叹了口气。他的儿子从技校毕业,去年刚刚在

清华大学下属的一个工厂上班。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失去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

  疾病惹的祸

  2006年12月初,赵福云的儿子患了急性阑尾炎,被紧急送进

医院

  阑尾切除手术不能再平常了,手术也做得很成功,但在插引流管的过程中,由于医生的疏忽大意,错把腹部的一条动脉血管割断了。

  “当时流血现象不明显,医院没有给做处理。”赵福云说。但过了几天,插管处却渗出血水来。在医生到期拔出引流管时,由于压力的急剧变化,动脉血管张开,鲜血一下子从伤口喷出。

  家属和医生都被吓呆了。经过一番抢救,伤口总算被堵住了,而病人由于失血过多,血压降得很低。

  “孩子本来身体就不好,经过这么一番失血和惊吓,身体虚弱得不得了。”一想到这些,赵福云的心就缩成一团。

  一直过了17天,赵福云才把孩子从医院接回家。一次医疗事故,让他花去7000多元。

  他多次找医院请求赔偿,但医院的态度让他很是气愤。“我本来是打算起诉他们的,这明显是一次医疗事故。”但打官司首先用到的就是钱,医疗事故鉴定费、诉讼费、律师费,巨大的资金和风险让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场灾难,让赵福云刚刚拿到的土地补偿款大大缩水了。

  失地前的生活

  赵福云本是北京怀柔人,1984年初作为上门女婿来到昌平区南邵村。可这段短暂的婚姻只维持了几个月便宣告失败。

  

离婚后,赵福云举债在南邵村建起了房子,靠在建筑队打工以及经营半亩口粮田过活。1986年初,他迎娶了现任的张姓妻子。妻子体弱多病,赵福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特别是有了孩子后,赵福云种地、收废品、做搬运工,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建房子借了好多钱,后来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没有了。”赵福云笑着说。那段日子很苦,但苦中有甜,“家里每人有半亩的口粮田,吃饭问题不用愁”。

  直到1994年,妻子在镇里的食品厂谋到了清洁工的职位,而不久后,赵福云也在附近的钢管厂找到工作,家里的收入提高了许多,也稳定了许多。

  但好景不长,2003年10月,赵福云患了腰间盘突出,不得不在家休养,这一休就是两年。因此丢了工作不说,四处求医治病,还花掉了他一万多元的积蓄。

  2005年,他的病才有所好转,开始到处打临时工。但疾病的困扰,年龄的增长,使他已经失去了从前的精力。一年到头,仍是休息多,工作少。

  多事之秋

  2006年对赵福云一家来说是个多事之秋。

  最大的一桩事还是出在土地补偿款上。在南邵村的土地二次确权中,赵福云很顺利地分到了补偿款,问题出在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上。“他们竟然被划到了‘外来户’之列?”这让赵福云很是费解。

  同样是因为婚姻关系来到南邵村,为什么自己的权利得到确认,妻儿的权利却被剥夺了呢?

  补偿款发放的时候,分到赵家的只有赵福云的那一份,共2.9万余元。而随之失去的不仅是妻儿的土地补偿款,还有他们应该享有的村民福利。

  “2006年国庆节发放的粮油只有我的那一份。妻子和孩子共16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费也要由自己来负担了。”赵福云感到很无奈,这160元钱对于节衣缩食的赵家来说是值得仔细掂量的。

  “最后还是我弟弟帮我付了钱。”赵福云眼神里充满了感激。他们一家三口身体都不好,农村合作医疗对赵福云一家来说很是重要。在去年底孩子阑尾手术花掉的那笔钱就通过合作医疗报销了1000多元。

  而这个手术也确实给赵福云的2006年平添了许多忧愁与哀伤。

  一笔精细账

  2006年6月的土地确权,对赵福云一家是个实实在在的分水岭。

  对比上下半年,赵福云向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

  2004年通过土地确权,他家每口人分到了1.68亩的耕地,“合起来总共有5亩多地”。

  “我们村农田的耕种、浇水、收割都是村里统一安排的,各家不需要怎么操心,每年只需向集体交纳一定的费用,这样做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赵福云略微想了一下,继续说道,“耕种费、收割费平均一亩算下来要187.5元,肥料是自己来出的。一亩地一年能种两茬,一亩小麦基本能打500斤,这样我们全家一年的口粮就能满足了,除去费用,第二茬种的玉米就是净得,基本上一亩能收上千斤,5亩多地可以纯赚六七百元。”

  “别小看这几亩地,对我们这样的纯正农民来说,最依赖的还是土地,最起码吃饭的问题能解决,心里踏实。”赵福云颇有感触地说:“当然农民也可以到外面打工,但那样太不稳定了,而且像我这么大年龄的,根本就很难找到工作。”

  在土地被征用后,赵家的吃饭问题大都要靠买粮来解决了。“我家每个月的生活费少说也要六七百元,买粮买菜的钱占了很大比例。”而福利待遇的缺失,使他们的家庭负担更加沉重了。

  对于分到的那笔土地补偿款,赵福云也算了笔账。

  “总共是分到了2.9万元,孩子做手术就用掉了7000多元,再加上和村委会打官司的律师费2000多块,我和妻子半年的医药费3000多块,半年给父母的抚养费600块,半年的生活费就算4000块,你算一算还剩多少吧?”

  半年时间就已经用了补偿款的大半,只剩下1.2万余元,这还不包括其他零碎的日常支出。

  赵福云苦笑着,又点起一根烟吸了起来。

  “其实政府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我的电焊手艺就是在镇里举办的‘剩余劳动力培训班’学的,现在全靠它赚钱了。”赵福云笑着说,“自己的日子还得靠自己努力呀”。

  说完,赵福云再次深深吸了一口烟。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2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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