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理性

　　-陈凡

　　当非理性的建筑泛滥的时候，就预示着这一时期建筑没落的开始

　　今年一月正式揭晓的中国建筑师最高荣誉奖——“梁思成建筑奖”[注1]，我的恩师黄星元先生获得了“第四届梁 思成建筑提名奖”。同期获得“第四届梁思成建筑奖”的有新疆建筑设计院的王小东先生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崔恺先生， 获得“第四届梁思成建筑提名奖”的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柴裴义先生。

　　我常与黄星元先生交流一些建筑的思想。老先生是一位非常有创见的建筑师，不断地在研究新兴的建筑设计手法和形 式，但并不像新近的建筑师们只追求华丽刺激的建筑外形。先生的嘴边挂着的词除了“好看”，更多的是“好用”。我曾听到 身为国家评标委员的他这样评价现在大部分年轻建筑师的设计，“太浮躁，不理性。”

　　“理者,成物之文也。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韩非子·解老》。理性是一个人用以认识、 理解、思考和决断的能力。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建筑的理性是从其特有的包括结构、技术和功能等要求的实用性中渗透出来 的一种品质。建筑从使用中产生，所以也应反映出它在产生过程中的道理。

　　当西方建筑走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技术和艺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佛罗伦萨主教堂的穹顶，圣彼得大教堂 和广场，这些和当时先进结构技术结合的建筑都彰显着雄伟的气势。就连府邸和市民建筑也是运用成熟理性的设计手法，著名 的“帕拉蒂奥母题”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艺术中充满了理性的光辉。但自从文艺复兴建筑进入到巴洛克时期，设计手法浮躁 夸张，各种跳跃性的手段大量使用在建筑上，虽然能让人们从另一方面得到愉悦感，但也带来了建筑的艺术枯竭，在建筑史上 标志着文艺复兴建筑的结束。

　　中国宫殿建筑的斗拱，唐朝时做为悬挑屋檐的构件，设计得简洁明了，与当时的灰瓦大出檐屋顶，共同彰显出中国这 一世界巨国的大气。但看看清代的故宫宫殿，晚期的中国木建筑中斗拱越来越细碎，差不多失去了它结构上的意义，变成了一 只挂在屋檐底下的花瓶。

　　当非理性的建筑泛滥的时候，就预示着这一时期建筑没落的开始。难怪在20世纪初，还是现代建筑刚出现之时，著 名奥地利建筑师路斯就提出了“装饰就是罪恶”[注2]的论断。

　　上个月外出办事经过建国门，上了立交桥，一个干净清爽的建筑物在我视野中探出了一个角，和老先生常年来的交往 造就了我对理性建筑的敏锐嗅觉，我的眼前一亮，“噢，万达广场已经盖好了。”

　　万达广场二期工程是由德国GMP国际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的城市综合体建筑，总建筑面积有约20万平方米。从20 05年的设计方案出来开始，我就对它十分期待了。

　　那个周末，我找了个空闲去看看它。沿长安街一路过来，正在建设中的CBD也显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银泰中心 三座塔已高耸入云霄，中央电视台的两条斜腿也正在立起来，相信不用多久就能见到库哈斯先生给中国带来的新一轮刺激了。 再往西，终于见到了期待中的万达广场，虽然还在做内部装修，但外观就像方案效果图一样，建筑体形有两个基座和三个塔楼 组成，立面用简洁的竖向线条外加二至三层一道的横向分隔，分隔部分采用400mm宽的淡黄色石材，同深色玻璃组成的幕 墙一道，展示了一个简洁理性的建筑形象。引GMP设计人员的话，“该设计的指导目标在于使整体设计活泼化，都市性格具 体化，功能分配理想化。”简单不简陋，这是理性的艺术所要追求的。正因为理性，要表现出美感，才要比非理性的设计更仔 细地推敲每一个凹凸关系、每一个高宽比例、每一个细节处理，去考虑怎样在接近立方的体块上雕琢出一个令人感动的艺术品 。我认为万达广场做到了。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庄惟敏先生在评论老先生的《黄星元作品集》时说道，“黄总就是这样一位主流建筑师。 ”在

　　[注1] “梁思成建筑奖”是授予我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奖。2000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部正式设立“梁 思成建筑奖”。本奖项为两年一届，除首届外，每届设梁思成建筑奖两名，梁思成建筑提名奖二至四名。

　　[注2]路斯(AdolfLoss，1870～1933)发表于1908年的文章中指出，现代主义应该摆脱装 饰，“装饰就是罪恶”。路斯这句话已被视为现代建筑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