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惠明：考大学就为不再干累活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田惠明推着一辆三轮车，眼巴巴地注视着从小白楼里进进出出穿着体面的科室干部，心里面有一种酸酸的羡慕的味道。

　　这一年，是1974年，从雁北“病退”回城的田惠明在北京市汽车靠垫厂做起了“弯管工”。这个工种的工作是，每天推着三轮车，从库房拉一车管子到工地，然后用电锯把管子锯成一段一段的，再把管子弯成一定的形状。

　　“这个活最脏最累了，我们既是弯管工，又是装卸工。”田惠明说，“防护措施又差，一身油乎乎、脏兮兮的工作服，戴着副大眼镜，顶着个大草帽，锯管子时迸出来的火星子，直往脖子里钻。”田惠明拿出一张当年的老照片，20几岁的小伙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瘦削的老头，青春气息荡然无存。

　　在库房和工地之间，有一栋小白楼。在那里面上班的人，是脱离生产一线的领导层，不用穿沾满污渍的工作服。每天，田惠明推着破车，在库房和工地之间穿梭，靠着对小白楼的仰慕和向往，支撑着过日子。

　　“所以，那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而高考给了我一个契机。”田惠明说，“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

　　下乡背砖险些要了命

　　田惠明不是没吃过苦，但工厂里的制度性压抑，让他感觉反倒不如在乡下背砖时自在。尽管背砖这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

　　田惠明是北京三中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毛主席的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启动了中国1700万知识青年大迁徙。田惠明和其他17位来自北京的男女学生下乡到了山西大同杜庄。

　　而今，坐在中国新闻社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回想起下乡插队的岁月，田惠明感觉有点荒唐，有点悲伤，有点怀念。

　　他们下乡插队的村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千千村。这里环境优美，著名的桑干河离村口仅有4公里。远处是五岳之一的恒山，夏日里一片绿，冬日里一层白。“当时我们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置身于清新的大自然中，中学生浪漫的情调油然而生。”田惠明说，他们时常结伴到村外杨树林中散步，到桑干河畔玩耍、看山、看水。

　　为了多挣几个工分，田惠明和几个知青壮小伙自荐去了砖窑。“那是最苦最累的活，”田惠明说，夏天，他们只穿一条三角裤衩，背上披一条很糙的老羊皮，走进尚带一定温度的窑里，把热乎乎的青砖叠成垛，然后背出来。“背一天窑，浑身上下，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1

　　970年的一个早晨，田惠明没能按时赶去砖窑，他起不来了。在土炕上躺了七八天，高烧不退，一天比一天恍惚。生产队决定，趁着还能走动，赶快送回北京去。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并告诉他，已经出现败血症前兆了，若再晚几天，命恐怕都保不住了。田惠明听了有些后怕。

　　最后的诊断是骨髓炎，医生在他的左腿上开一道很长的口子，敲开骨头，吸出有炎症的骨髓。半年后，田惠明才能扶拐下床。又过了半年，才甩掉拐杖。

　　身体痊愈后，田惠明又回到了千千村。这一次，他干不了重活了，在乡村小学做起了民办教师。他的课为乡村的孩子们带来了清新之气。“那段日子，挺让人怀念的。”田惠明说。

　　1973年，刮起了回城风。“当时有两个理由可以回城，一是困退，一是病退，但政策控制得很严。”虽说真是有病在身，但办起一道道程序来，田惠明也觉得胆战心惊。他觉得，有时候办一件正当的事，也不得不走一走人情路线。他去医院开证明，递给医生一盒烟，医生没有要；他去雁北地委知青办主任王守德家里，拿了一条烟，被王主任拒绝了。归心似箭的知青被并不是坦途的回城路折磨着。

　　因为身体缘故，回城后的田惠明没能很快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打零工。他在卷烟厂做过装卸工，在展览馆剧场门前看过自行车。1974年9月，田惠明进到了北京市汽车靠垫厂，成为一名“弯管工”。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在严苛的打卡制度下，他等待着新的希望。

　　抱着孩子上大学

　　对于在工厂做工的田惠明来说，上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还在初中时，每逢周末，经过北京学院路，看见八大学院的大学生三三两两地骑着单车在白杨树底下经过，田惠明的心里就充满了羡慕。多年以后，那幕美景还萦绕在他脑海中。但是经历了乡下的摸爬滚打和工厂里的艰苦岁月，这个梦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了。

　　1977年11月的一个傍晚，劳累了一天的田惠明脱下工作服，随手捡起地上的一张报纸把衣服包好，夹在自行车后座上，蹬着车回家。当他再次展开那张沾着污渍的报纸时，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版面，整版的表格。仔细一看，竟是各个高校的招生信息。田惠明算了一下时间，距离高考仅剩下20天。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可是当田惠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消息已发布了近一个月了。

　　除了领导让他到小白楼上班，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消息能够让他疲惫而麻木的神经兴奋起来。这一次，他被“电”到了。

　　“那种兴奋，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改变现状，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田惠明说，“而且那个时候，知识不值钱，所以考还是不考，也需要下很大决心。”他担心，若是自己脱产学习，单凭妻子那点微薄的工资，该如何度日。但妻子很支持他，因为那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梦。

　　20天，时间太紧迫了。田惠明赶紧从旧箱子里翻出初中时代的教科书，又从街坊邻居那里搜罗了一些。“那个时候，书少得可怜，只有教科书，没有参考书，也没有复习大纲。”田惠明说。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啃书本，在工厂的水泥上画几何图形。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田惠明在全国570万热血青年的人流中走进了考场。考试分四科，数学、语文、政治、史地，满分400分。田惠明考了315分。当年录取分数线是260分。田惠明参加了体检，满心欢喜地等待录取通知书，但是没有等来。这一次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5万人，录取比例仅为4.82%。田惠明莫名其妙地落榜了。

　　1978年夏天，再度走进考场的田惠明终被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7

　　8级新闻系录取。田惠明不敢想像，这个即便是在梦境中也已远去的校园，如今自己竟置身其中了。“人大分校在北京西四丰盛胡同，由一所中学改造而成。两排平房，一个小操场，一座四层教学楼。”他说，虽然已时隔20多年，但一闭上眼，就能浮现当年简陋校园的场景。

　　可是，他上大学的情景却与初中时在学院路上看到的那一幕大相径庭。在他的自行车横梁上，多了一个儿童板凳。此时的田惠明已经是一个父亲了。

　　“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把小女儿从睡梦中唤醒，洗好脸，穿好衣服，把女儿放在自行车前梁的小板凳上，后架子上夹上书包，一路紧蹬。先是穿街走巷，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再飞似地朝学校的方向骑去。”田惠明说，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学院路上大学生在白杨树底下骑单车的情景。只是，他永远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了。

　　考试的时候很紧张。田惠明记得，晚上天热，小破平房的家中没有电风扇。他就拿个小板凳坐在路灯底下复习功课，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书本。“有时候孩子尿了，我也不知道，孩子睡了，我也不知道。”田惠明说，“我经常陷入枯燥无味的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中，出不来，搞不懂。”

　　在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78届的40名学生中，只有两个是有孩子的。“抱着孩子上大学”，令田惠明有一种隐隐的尴尬。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田惠明都要把自行车前梁上的小板凳卸下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藏好，下课后再装上，去幼儿园接孩子。

　　大学四年，田惠明的三口之家，靠着妻子微薄的收入，他每个月19.5元的助学金，艰难度日。“苦是苦点，但心里很充实。”田惠明说。

　　踩着稿纸做到副总编

　　毕业后，田惠明被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工作。从经济新闻记者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新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新闻社总编助理、副总编辑。

　　在新闻这条路上，田惠明走得很顺畅，他说自己是踩着稿纸做上来的。“这十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因此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是加倍努力，想做到最好。”田惠明说。而下乡插队、社会游荡、工厂做工，这些不堪回首的人世沧桑，在他工作后则显示出一种深厚的人生积淀，转化为他笔端流露出的特殊气质，“在新闻业务这方面，上路很快”。

　　二十几年来，他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呐喊，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鼓呼，目击长江世纪洪水，策划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报道，创办《中国新闻周刊》，编撰业务书籍，钻研新闻理论，也曾随中央领导出访欧亚数国。

　　田惠明说：“除了下乡、进工厂，我一生从事的都是新闻事业，虽然没做过什么轰动的大事，没写过什么有影响力的大文章，但我常想，我曾为报道中国改革拼力鼓呼过，我曾为树立中国形象尽心尽力过，回首往事，问心无愧，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