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元：叩开另一世界的大门

　　本刊记者／王巧玲

　　即便已过30年，路元依然清晰记得那次高考的经历。“一到考场，眼前人山人海，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我知道别人也是这么看我的，因为这场考试对每一个人来说都真的太重要了。”路元说。

　　工厂里的小会计

　　出生于1955年的路元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12岁开始，她几乎就已独自生活。文革中，她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学习。而她的哥哥和姐姐也都随着知青洪流上山下乡去了。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可以继续留在城里，也是家中唯一留在北京的人。当时她正要上初中。

　　16岁时，路元初中毕业。那一年，国家正好恢复高中，路元期待着能继续上高中。她的成绩很优秀，老师也曾说，如果有谁能上高中的话，那就是她。但是在宣布高中入学学生名单时，从头至尾却始终没有念到“路元”两字。“周围的同学齐刷刷把异样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当时我真恨不得有个地洞能钻进去。”当时的尴尬情景，路元记忆犹新。

　　路元无法升学的原因在于她的父母。父母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定性。“我很伤心，老师来劝我，他说不在学校也能读书，叫我不要放弃，让我买课本自习，如果有什么不懂的他会来辅导我。很多同学也主动提出要帮助我，要把笔记给我看。”路元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别无办法。

　　和许多没有下乡的城市青少年一样，在组织的安排下，16岁的路元进了一家钟表修配厂。“厂里的领导和同事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让我去做修配技工，而让我学着做会计。后来又做团支部书记。大概是见我挺乖巧吧，想培养一下。”后来，厂里的老会计出事被停职了，她就顶替他，正式做了修配厂的会计。“当时我问老会计，为什么不让干了，他说是因为男女问题，我如梦初醒，我本来以为工人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临走时，老会计教路元做账，路元则代他写检查，因为他不识字。

　　带薪上大学

　　初入工厂时，路元决定要自习高中课程，书本也买了。但是在工厂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时，她已经提不起学习的劲头了，直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路元打定主意一定要考上大学。

　　“当时在我脑子里，只有高考一条路，没有其他退路。我从来都认为自己应该是做文化工作的，而不是在工厂里干活。我不是瞧不起工人，只是觉得那里实在不适合我。我都想好了，即使我考不上正规大学，也要考个电大什么的。总之一定要上大学，只有上大学才能改变现状。”

　　路元开始发疯似地补习高中课程。“当时，除了吃饭睡觉上班外，就是看书，每天看到深夜，看书看得都快吐了。但是，一点也不敢松懈，一直顶着。”路元决定报考文科专业，因为文科课程自学起来比较容易。当时高考报名需要单位签字同意。路元和某些人比起来，算是幸运的，钟表修配厂领导虽然认为放人有所损失，但还是签字同意了。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路元22岁。在1966年取消高考后的第十个年头，500多万青年重新奔涌在那条通向大学的道路。第一次考试，路元落榜了。路元很失望，但没有气馁，准备第二年再战。

　　1978年，路元再次参加高考，这一年的考生有600多万。“当我捧着入学通知书时，我觉得我已经不是自己了。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路元终于实现了她青年时代最大的梦想，她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了。路元明白她的人生将就此转折，滑向另一条轨道。

　　“当时，班上的同学参差不齐，有的还不到20岁，有的已30来岁了，也有人已结婚生子了。有的和我一样是工厂出来的，有的是返城知青。”因为机会来之不易，路元学习非常用功，都没有闲暇去谈恋爱。大学四年，路元过得非常充实。当时，大学生都是领着工资上学。路元每月能领到30块钱，那是她在工厂时的工资。所以至今她仍对修配厂心怀感激。

　　毕业后，世界很大

　　毕业时，路元已27岁。由于当时大学生稀缺，许多工作都自己找上门来。摆在路元面前的选择有不少。“我可以去新华社，可以留校教书，可以去国家机关等等。我选择了新华社。”路元到了新华社后，曾做过行政工作，后来转到《中国记者》杂志做副主编。

　　多年后，路元被公派到夏威夷大学

　　在尼泊尔，路元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做一些翻译和文化交流的工作。三年后，路元又和丈夫一起到了印度。他们居住在圣城瓦拉纳西，恒河从城市中穿过。路元在一所大学里教授中文课程，为学生们编写中文语言教材。“我挺喜欢这项工作，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度非常严格，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禁止交流，这让我很不习惯，也使得我的很多教学方法无法实践。”

　　1994年，路元回到中国。在昆明，她担任国际训练语言学院中国语言文化项目主管，继续从事文化交流工作。她带领一批批的美国学生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路元心满意足。

　　“现在回头再看，30年前的那场高考绝对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相信对我们那整整一代人来说，也大多如此。”路元热切期待着与同窗好友再聚首。

　　他们在冰炭同器、是非混淆的日子里长大成人，破旧立新是他们当红卫兵时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也渐成这一代人不断否定自我的人生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