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考试情结考

　　千余年来，考试在变，但也没变

　　本刊记者／汤涌

　　尽管科举考试1905年就已被废除，但这一延续了1300年的制度仍对中国影响深远。人们仍然称呼爱写文章的人为“秀才”，各类考试(哪怕是舶来品的TOFEL和GRE或者NBA)的第一名为“状元”，文科、理科的“科”，更是“进士科”“明经科”的延续。中国人出现考试情结远在科举考试开始之前。

　　口才、政治素质和血统论

　　春秋战国时的考试主要是面试，国君是面试官。《孟子》记录了这位亚圣去各国找工作的全过程，他靠跟各国国君聊天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能够得到重用。孟子曾经把面试官直接挤兑得说出了“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还曾经弄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他的口才了得。

　　另一位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去秦国求职，面试了三次，前两次谈的都是社会和谐个人幸福的大道理，国君打起了盹，第三次商鞅谈起了法家无情无义的铁腕学说才告通过。

　　在那个以面试选人才的时代，人品，尤其是团结同学这方面尤其重要，苏秦、张仪两个人是同学，大家互相学习，大家都进步，庞涓嫉妒孙膑，迫害同门，结果被孙膑乱箭射杀。乱世需要的选拔人才方式就是简单、直接、高效，不要太拘泥于体制。这种选拔方式至今被许多企业使用着。

　　统一后的帝国时代选拔人才标准大为不同了，秦朝以战功，就是人头数来选拔人才，不过这个朝代命短。汉朝的官员主要是靠地方推选，要求品行好，即所谓孝廉，汉朝以儒学为尊，一个年轻人孝顺，就是政治过硬的表现。后来中国也用过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就是“工农兵大学生”模式。

　　之后“血统论”成为了选拔的主要标准，在两晋和南朝，如果出身于被称做“士族”的大家名门，不需要什么才能也能当官，相反如果家里是土财主，就会被看作没文化，更不要提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这些士族子弟也没有想过，他们的祖先正是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年间的乱世当中成长为豪强的。“血统论”在后来也曾再度出现，无论在哪个时代横行，血统论都会断绝最优秀的年轻人向上的梦想。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

　　科举制诞生于隋朝初年，该制度把选拔文官的形式固定下来：考试。考试和选拔官员紧密连接之后，中国人的幸福观就此改变。上古时期的圣贤给中国人勾画的美好生活，无非是六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吃肉。到隋唐年间，人们追求的是“一门四进士”、“五子登科”、“状元及第”、“文曲下凡”。

　　在科举成功成为当时人们的人生梦想之后，科场舞弊也大规模出现，托关系，打小抄，唐朝都有了。一些没门路的穷书生打动考官的一个办法，就是写传奇(小故事)给这些前辈们看，前辈们看得过瘾，就会记得这些书生的名字，所以唐人传奇中有许多经典故事。据说写“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贺知章当年做主考，录取工作没有摆平，士子们就组织了群体性事件，贺大人不敢见他们，就搬梯子在墙头跟大家商量，后人称他是“墙头高立贺知章”。这一时代的考试能考出才子，因为考试题目是诗歌，目的主要在于考文才。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在宋代，进士们的前途更远大，考好了得到重用不说，长得英俊的还可能成为驸马，皇上的朝堂和公主的闺房都是向这些人敞开的。王安石对这种选拔风雅人的考试很不满意，他当政期间，一度把科举考试改成执政能力的考试，就让“才子们”愤慨不已。他们不明白那些经济政治类的“申论”如何能表现出读书人的气质。在大家一致反对之下，王安石后来被贬，考文学的方式又被恢复起来。

　　宋朝老百姓心中的科举地位要远远高过唐朝，这是一个文化强悍武功贫瘠的时代。大家对中状元考进士的热衷可以参考以宋朝为背景的故事《白蛇传》：一旦儿子成了状元，玉皇大帝都要买他的面子，把状元的母亲白蛇娘娘放出来。读书人和科举考试的受尊重程度，在宋朝达到了顶峰。

　　科举制：低潮、复兴到衰败

　　科考在元朝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开科取士的传统基本上被取消，读书人流落民间，说评书，写剧本，当时给人分阶层，九儒十丐，读书的只比要饭的强一点，关汉卿在《窦娥冤》里写的“地也，你不分好歹枉为地。天也!你错勘愚贤枉做天。”其实也是读书人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不满。

　　形势在明朝得到了改观，尽管明太祖朱元璋会经常把读书人出身的大臣们在朝堂上脱下裤子打屁股，杀起人来也厉害，但他毕竟恢复了科举制度，给了读书人向上的路，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明朝亡了国，那么多读书人愿意殉死或者终身不仕。

　　明朝的科举制度并非全是毁灭人才，这一制度下甚至也出现了王阳明、于谦和史可法这样善于带兵的进士。但这种完备的科举制度已经出现了一种暮气：中国的青年人除了做官外难以有“有出息”的职业，除了科举考试没有别的选择。

　　在同一时代西方的年轻人则有很多人生选择：当海军、当工场学徒、当药剂师，甚至当海盗在当时都是有前途的职业。中国就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老科场笼罩下，丧失了腾飞的机会。科举已经在不断落后于这个时代，清朝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出了科举文化笼罩下中国读书人心灵的扭曲，蒲松龄能写出《聊斋志异》这样好的小说集，却一直没有中举，到老了只获得一个“科举考试热心参与奖”，因为考试多次年纪太大而获得相当于举人的待遇。吴老和蒲老认为罪在科举，以为科举不再，中国人便没有了这种心灵扭曲。其实这种科举意识、考试情结，已经内化成为了中国民族的性格组成部分。

　　后科举时代的考试情结

　　中国人是如此地看重科举和考试，以至于洋务派到维新派每次组织留学或者开办学堂，都要规定本次计划选拔的人才是相当于秀才、举人还是进士，以至于《阿Q

　　正传》里，假洋鬼子拿回来“柿油党”的顶子，老百姓都要说是顶一个翰林。

　　抛开腐朽的考试内容，科举作为一种文官选拔制度有其合理性。孙中山在考察了西方政治制度之后，认为西方的文官制度其实来自中国科举，回来就在三权分力之外加了两权：弹劾和考试。自然说明孙中山心目中考试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认识到，在中国人心中，对考试公正的追求，往往比对其他公正(比如财产)的追求要迫切得多，而且更为理直气壮。

　　按照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说法，哪个官员要是敢不公正，坏哪个读书人的功名，城隍或者阎王就会派小鬼把害人的人拘去虐待，这是当年许多读书人和老百姓都相信的一点，而官员在考试上舞弊也会遭到重罚。单从公正性说，科举考试是严肃的和有效的。

　　但是现代国家的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教育制度和大量出色的人才，这是老先生办私塾从《百家姓》教到《中庸》的旧科举模式完全负担不了的。西方的近现代教育在晚清时期引入了中国，颠覆了过去旧的教育模式。近代教育越来越具有指向性，考虑到社会需要什么人才，而后朝该方向培养，这一点和过去“用传统培养人”、“让举子代圣人立言”的方式完全不同。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人口又多，从民国时代到今天高等教育多年以来没能完全普及，校园之外，求职和职场发展无不充满着考试，此类的考试竞争性越来越强。

　　比高考更接近科举考试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