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老鬼:1977年流着热泪写高考作文

　　主持人：赵老师批卷子，是不是有碰到像马老师这种满含热泪的写作风格出现？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青年写出来的文章非常激愤？

　　赵丕杰：有，但是好像像马老师说的内容我还没见过。

　　主持人：马老师到底写什么了，有没有您印象深刻的几段话，跟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

　　老鬼：比如我就想起我在草原上有一次，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样整不对，我不服气，就逃跑了，我上访。结果那天走了一天，到夜里走了一深夜，在草原上非常冷，茫茫大草原没有人，当时累的腿都已经抬不动了，就累得躺在汽车压出来的路上。躺一会儿，背又特别冷，所以又赶紧爬起来，又得走。最后我就觉得坚持不了，腿都抬不起来。后来看见一个小牛圈，我就钻进那个小牛圈里，跟小牛在一起。当时那个小牛圈里有7、8条小牛，我就把脚放在小牛肚子里，蜷着过了一晚上。

　　当时我逃跑是专门捡特别冷的天，春节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不会追我。我想起这些事就特别激动，觉得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打倒了“四人帮”，等于是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主持人：对不起马老师，又让您回到了以前。可能这是我们现在很难体会的。您当时写得更多都是真实的感受。吴老师呢？您还记得您当时的作文题目吗？

　　吴思：我们那一年的作文是缩写，比如一千多字的文章，缩写成3、5百字，抓住要点，没有作文。我看着还很失望，怎么不是作文呢。

　　主持人：还不是作文。缩写有没有可以自己发挥的空间呢？

　　吴思：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就是你如实地别丢了要点把那个缩写下，把废话删掉就行了。

　　主持人：原来这样。赵老师，当时您批阅作文的时候，更多发现的是什么样的文章呢？有没有您觉得写的比较好的，特别感动您的文章？

　　赵丕杰：有很多。后来我们编的那本书里收录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文章。

　　主持人：是不是您今天也带来了？

　　赵丕杰：带来了。我想说一说当时我参加高考阅卷的一些情况。

　　77年刚刚恢复高考，那个时候主持阅卷的和参加阅卷的老师多数都没有经验，都缺乏经验。而作文和其它科目又不一样，它没有一个精确的评分标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篇文章不同的老师看，可以给出区别很大的分数来，这样就会影响考生的命运。因此，我们阅卷的时候，那一年作文阅卷时间很长，比现在高考阅卷时间要长的多。开始的时候就花了好长时间，大家在研究评分标准，选出几类文章叫做标杆，这样的文章就是一类文，那样的文章就是二类文，然后经过大家反复的讨论，最后使它统一来认识，这样就尽可能地使评的分数和学生作文的实际相适应。

　　主持人：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太不容易了。

　　赵丕杰：就是，就是。我们当时参加阅卷的老师和考生那种兴奋的心情是同样的。高考中断了11年，现在恢复，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也是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参加这个阅卷，而且感觉到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自己给人判了一个分数，判得准确不准确直接关系到这个考生的命运，评分评得好可能考上，评分评得低了也可能考不上，决定一个考生的命运，所以我们深深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所以很认真。当时我们评卷一个点有8个组，我所在的那个组有4个小组。我们小组开会就开了很多次，一开就是开半天，就是讨论评分标准。我是我们那个小组的组长，我在小组里除了自己看作文以外，还要抽查其他老师的评分，发现有共同的问题，组织大家讨论，大家统一认识。

　　主持人：再复查。

　　赵丕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到了后期，大家的看法，对评分标准掌握基本上一致了。但是从我们看作文的情况来讲，那一年的考生全国是570万，考生从可以说从小学文化程度一直到具有写作水平很高的考生都有，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作文水平和其它知识水平都差不多。

　　主持人：其实也是那一段历史的对照。

　　赵丕杰：对，有的作文写的很好，也有的作文写的简直不象样，一共写3、5行，句子不通还错别字连篇。当时阅卷老师的思想状况也不一样，有的老师往往津津乐道于学生作文里那些笑话，作文有话柄，谈这个问题。

　　当时我的想法不这样看，这个事情不是考试里，在当时那个时候流行过很多说学生水平低，回答出错，这一类的事情很多。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是谁？当时有人回答蒋是蒋介石，宋是宋江，孔是孔老二，陈是陈伯达。很多老师把它当作笑柄。其实我听了以后心里是很沉重的，我觉得这笔帐不能算在学生身上，应该算在那个时候的极左路线上、那一段历史。只有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学生才能做出这样的回答，大家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蒋介石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讲宋江，因为批水浒，宋江是投降派。为什么知道孔老二，就是批孔老二。为什么知道陈伯达，就是批陈伯达。就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学生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所以做这样的回答。所以，这笔帐都应该算在当时的极左路线。

　　主持人：不是笑话，而是警示。

　　赵丕杰：对，因此我在看卷子的时候，着眼点是注意发现好的作文，我们非常兴奋，觉得这比我们平时教的学生那个水平高的多。我们当时就自发地，情不自禁地把这些作文手抄下来。我个人在抄，后来我才知道好多老师也是不约而同地也在抄。后来当然大家知道有人在抄，抄给别的人看，所以别的老师也开始抄，抄了不少。当时北京市有3个语文阅卷点，后来知道一共是抄录了将近150篇好的作文。

　　这些作文抄的都是好的，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有的老师看了没有抄，别人也不知道。后来我们从这150篇作文里边，精选了25篇，编了一本《作文选评》，配上一些知识，配上一些讲评。这个事情是我当时提议的，我当时想如果把这些优秀的作文能够把它编辑出版，本来最初我们是想把这个作文抄了以后带回自己的学校去给自己的学生作为范文讲。但是这个东西多了，我就想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编出来、印出来给更多的考生看，岂不是更好吗？当时我就给北京教育学院的领导同志提出这个建议来，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北京出版社也同意出版，后来我们就编了这本书。

　　主持人：赵老师，您说好的作文的标准是什么？您是不是今天也带来了作文的样板给我们分析一下？

　　赵丕杰：可以。但时间可能很长。待会再说

　　主持人：好。那先请吴老师说一说，刚才您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77年就恢复高考了，但您当时就很抵触高考，但78年又突然转变了自己的思想，去参加了高考，这是为什么呢？

　　吴思：77年我当生产大队长，生产一把手，副书记，一心一意跟着学大寨。而且我在公社大喇叭里说是：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我那么左，忽然考起大学来，刚刚说了招生不去，当然我这里留了一个漏洞，招生不走，招工不去，有时我们优秀知青最顺的路是当官，顺着公社县里就上去了，没有说招干不去。但实际上不管我怎么留了一个漏洞，我还是说了招生不去，一去我就是明显的自己扇自己耳光，食言。所以，一说参加高考，实在太拉不下脸来。

　　主持人：但其实自己内心还是想去的是吗？

　　吴思：没有。

　　主持人：就是不想去。

　　吴思：这是很矛盾的心理，只能说比重，比如我有三成、两成想去，七八成不想去，其中不想去的三四成是因为拉不下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