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丕杰:1977年阅卷老师挤在小旅馆里批作文

　　主持人：赵老师，这两位是不是都是属于基础比较好，考的比较好的学生。

　　赵丕杰：当时我们看作文，作文考的比较好的还是老三届的毕业生，但是毕业一两年的学生也有一些作文写的很好。我准备待会儿要选几篇文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包括刚毕业一两年的学生，也有包括老的30岁的学生的文章。

　　主持人：好多网友都已经按捺不住了，还是请您给我们说一下他们写的文章都是什么样的。

　　赵丕杰：好的。我选读几篇介绍给大家。

　　主持人：这是您当时抄写下的。

　　赵丕杰：这是当年我们根据抄写的文章筛选之后选的，《我在战斗的这一年》。就是北京当年高考作文题，77年的高考作文题。

　　主持人：您就把最华彩的地方告诉我们。

　　赵丕杰：这篇文章只有1200字，我就把它读一遍，因为要说的话不太好说。

　　主持人：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篇文章。

　　赵丕杰：欢庆胜利的锣鼓敲响了七年的沉重，伴随着胜利的鼓点，我开始了新的教师生活。这是我的第一节语文课，第一次走上讲台不免有些心慌，但是我对要讲的内容熟悉得几乎要背下来，这又给我增添了一点信心。我一笔一划地在黑板上写下了课文的题目，第一课《中华民族》，接着我就开始给同学们朗读课文。为了了解一下同学们的学习情况，我打破了惯例，先默写同学们以前学过的一些字词，并叫了三个同学到黑板前来默写。

　　我念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有很多江河湖泽。”

　　其中两个同学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一个同学的字我几乎看不出什么。当我念到“江河”一词时，只见他在黑板上划了三个歪歪曲曲的竖道。我问他这念什么，他红着脸半天不说话，我一再追问他才说，我不会写，这是代号。

　　我这才明白那些认不出的字都是代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笑声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心。我厉声喊道：还笑你们！

　　教室里静下来了，我们师生默默相望，冷静中我好像从同学睁圆的眼睛中看出了他们在说：“老师，是四人帮害了我们。”

　　放学了，我久久地站在黑板前，望着那醒目的课题：中华民族。再看看那底下歪歪扭扭的字和代号文字，心中一阵阵绞痛。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悠久的文化，几千年前劳动人民就创造了文化，古老的中国文化驰名于世界。

　　而今天20世纪70年代，我们这新一代却成了文盲。透过那小虫子爬似的字，我好似看见了四人帮的“闹而优则仕”，搞垮我们后一代的一件件罪恶行径。

　　我狠狠地擦掉了那些小虫子爬似的字，我要用我辛勤的劳动给中华民族增添新的光彩。没过几天全班开了“为革命攻关”的主题班会，就是那个写代号的同学流着泪水喊出了“还我时代学生”的心声。这是千千万万学生的心声，也是千千万万老师的责任。我们师生共树决心，而今迈步从头跃。

　　从那以后同学们每天很早来到了学校，我也每天晚上走家串户，在我的时间表上，已经没有上班、下班；平时、假日之分。我们师生一起把对四人帮的仇恨，把对党的热爱全部倾注在为革命学习上。

　　……

　　今天是我的作文分析课，当我抱着一摞厚厚的作文向教室走去时，心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上课了我拿出一本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这就是年初写代号的那个同学，他的作文题目是《回报》。他记叙了一年来自己为了夺回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而刻苦学习的一件事情，字还有些歪歪扭扭，但整篇文章几乎没有错别字。透过字里行间，我好似看到了我们师生共同劳动的滴滴汗水。

　　在抓纲治国的1977年，我们伟大的祖国每天都在发生着奇迹般的变化，多少人用劳动的汗水建设着祖国的锦绣河山，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刚刚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活，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大目标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工作。我们就要用胜利送走战斗的1977年了，我们会用更新的战斗迎接新的一年。

　　主持人：的确是那个时候人们心情的一种写照，接下来请赵老师进行一下点评。

　　赵丕杰：写战斗的一年里，可写的事情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抓准一个角度，从一个地方来切入。他这篇文章好在什么地方呢？选取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只会写代号的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和自己的努力之下，用了一年的时间，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乎上消灭了错别字。他从这样一件事情反映了自己在这一年里边自己的战斗和自己的成果，

　　主持人：那时高考作文分数应该多少分？

　　赵丕杰：作文判是100分，但是有人折合成70分。

　　主持人：这样的优秀作文应该得多少分？

　　赵丕杰：这篇作文我们给了很高的分数，至少97、98分。

　　这篇作文写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学生在黑板上写像小虫子一样的代号。第二件事，紧接着在学校里开了班会，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上来。第三，期末通过作文讲评讲了一件事，写了师生努力的成果。第一是批评。第二，调动积极性，抓住了解决矛盾的关键。第三件事，矛盾得到了解决。这里边最好的一段就是“放学了我久久地站在黑板前”那一段。

　　主持人：完全把作者的心情写出来了。

　　赵丕杰：对，题目课是《中华民族》，但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到了70年代，我们新的一代却成了文盲，这很沉重。我评语里写这样几句话，通过一个学生写错别字看到了四人帮对一代人的毒害。文章看得深刻，说得沉重，以小见大，发人深思，这就写出了深度，突出了主题。

　　主持人：刚才我们的网友朋友说是不是77年那会儿的文章题目都很简单，看起来文章不是那么简单。

　　好的，赵老师，我听说您当时批阅这个高考卷子还有一番特别的经历，是吗？

　　赵丕杰：我1952年就从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了，比吴思早毕业了30年。我早期在北京教育局做行政工作，做秘书工作，后来1957被划为右派，我以不同的形式劳动了15年，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从25岁到40岁多一点，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

　　高考的那个时候，我1970年是以北京市直属机关下放干部的身份下放到延庆去劳动，73年我结束了劳动被分配到延庆县的一个中学当语文老师。1977年高考判卷的时候，我是作为延庆县的教师团的副团长，教师带领了20、30位语文老师到北京来判卷。

　　主持人：你们是不是在一个特别封闭的小旅馆。

　　赵丕杰：就在和平里的一个小旅馆，那个小旅馆简陋到什么程度？后来我没再去过，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现在有什么标准间，那都没有，一个房子像教室一样，我们当时20个男老师就住在一间像个大教室那样的房子里，睡的是双层铺，我还睡在上铺。大概是那么简陋。我们一个女老师住的宿舍就跟现在有些中学的宿舍一样，一间屋子里边摆了4个双层床，睡8个人。我们就在那个屋子里面判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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