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高考让我有家可归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7日13:47 新浪嘉宾访谈

  主持人:但是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才生杀大权就在你们几个人的手中,就在那间简陋的小旅馆里面,就这样出现了。我最想问的还是高考对三位最大的人生转变在哪里呢?从吴老师开始。

  吴思:我离开了极左路线,要不然还在那儿学大寨呢。当然我估计再持续也就持续两三年,以后还得走。考上大学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主持人:您那时基础就很好是吗?

  吴思:我基础好不好,反正我一直在学校当团支部书记,总是优秀学生吧,尤其是考文科,我觉得不复习也能考上。

  主持人:平时积累的就很多是不是?

  吴思:对,整天手不释卷,现在也是。

  主持人:高考之后呢,您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吴思:高考比如上大学,纯粹大学本身我觉得给我带来的东西,现在用得上的也就是古汉语、英语这些工具性的东西,要说有些什么东西别的地方不能学的无法替代的,也未必。我要是写一个高尔基那样的《我的大学》,我写的就是我的插队,我认为那就是我的大学。大学倒是那四年书早读晚读问题不大。

  主持人:马老师呢,我知道您现在是非常知名的作家,笔名是老鬼,大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肯定非常熟悉,您呢最大的转变参加了高考之后是什么?

  老鬼:我的变化太大了。比如就具体到我,我和我的家庭关系,我当时是丧家之犬,回北京就无家可归了。我记得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全北京市开一个百万人大会,我当时特别想参加,可是我到北京都没地方住,我是流浪的。所以,我考入北大之后,我父母接纳了我,我就等于还有了家,周末有个地方可以回了。

  主持人:最大的变化是和父母修复了关系。

  老鬼:还有我回北京了。在北京生活,原来不知道在北京生活多么幸福。我在外面插队以后就觉得在北京非常幸福,特别想回北京了。原来我没有这个感觉,特别想到外面去,主动去草原插队,为了能去还写血书什么的。可是在那边呆了十年以后,慢慢就特别想回北京了,可是回不去,因为当时北京的户口非常难。像我们家这样的,父母还都是干部,但是都很难进,我是由于我考上大学了,我就回北京了。

  主持人:人生的转折。

  老鬼:对。

  主持人:您呢,杨老师?

  赵丕杰:我在2001年曾经写过一篇谈我自己的文章,我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命运的好转,我个人的命运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现在看起来,这句话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比较笼统,也不精确。因为我这种转变,从在农村一个中学老师踏上高校的讲台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不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三中全会是78年12月召开的,我是在78年下半年已经到了高校,右派改正是79年2月,而我是在78年下半年就到了高校。具体说起来,一个具体的契机是高考。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向教育学院当时负责中学教师进修和中学教材编写的机构,北京教育学院的一位中文系的负责人刘全力老师,我给他提出建议编这本书,后来他同意了,后来北京出版社派了一个责任编辑,是人大的一个老师张政,他们一起来主持这个事情,在编写的中间我受到了他们两位的赏识,他们发现我好像是个人才。于是张政就向北京出版社推荐,刘全力就向教育学院推荐。

  非常有戏剧性的是,在78年4月份有一天,这两个单位的人事干部同一天跑到延庆县教育局找教育局的局长,要求调我。但是因为这两个单位和延庆县没有隶属关系,只是商调,而高考以后,延庆县也想提高自己的教育质量,所以不放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麻烦短期之内解决不了,可是偏巧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那一年的高考,有相当一批大龄的考生,特别是66、67届的考生,当时将近30岁的考生,他们的考分很高,当时的满分是四门课400分,他们的考分都在320分以上。320分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750分满分的600分以上,现在考600分什么重点大学差不多都能考上。当时教育部的负责人给各个大学下了一个指示,尽量录取小龄学生,不要录取大龄学生,这一批大龄学生没有被录取,这些人在社会上都混了10年了,他们的能量也比较大,消息也比较畅通,他们就包围了这位部长的汽车,搞了一次请愿。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很被动,最后又决定扩招,大概当时扩招、补招,大学实在没有办法就搞走读。这时北京市当时急需中学教师来补充师资,因为十年断档,没有大学毕业生了。

  主持人:这样您也就有了一个契机了。

  赵丕杰:但当时要新成立一所高校需要教育部批准,旷日持久,这批学生就没法上学。但是要以一个分院的形式出现,只要北京市批准,报教育部备案,报一个文马上就批准了,于是以北京师范学院分院的名义建了一所高校,录取了66届、67届的在320分以上的大龄考生,录取了577个人。

  主持人:您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了。

  赵丕杰:于是调我,这次调我必须放,因为北京市委筹办的,北京市委给延庆县委打招呼要调我去,因此这样我就到了高校。

  主持人:人的命运就是这样随着历史的沉浮而发生变化。

  赵丕杰:但是如果到79年之后,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以后,我还是可以回来的。但是这个比那个早了半年,我回来实际上比那个时候早了半年,具体的契机就是高考,要没有高考,我恐怕就得等到落实政策以后。

  主持人:30年前的高考是沉重的,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回味的。感谢三位嘉宾又让我亲历了30年前的场景。谢谢大家的光临,也谢谢各位网友的收看,咱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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