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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就在昨天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8日12:39 正义网－检察日报
 当年的杭州大学南大门  当年的杭州大学图书馆楼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第6组合影，第二排左一为岳耀勇 享用不尽的财富 -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柯汉民 -高考时间：1977年 1978年 -院校：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由于留给我的只有半个月的复习时间，我不得不夜以继日地扑在书本上。虽然蚊虫叮咬，汗流浃背，但当时也并没觉得有什么。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半个月的复习经历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刻骨铭心的。 在柯汉民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有机会跨入大学校门进行深造，因为他觉得读大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种经历，所以无论是读小学、上初中，还是上高中，他都是一门心思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即使1975年参加工作后，他也一直没断过这种念头。他那时特别羡慕那些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1978年考上西南政法学院之前，柯汉民已经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最初两年，他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成员，在湖北老家大冶的农村驻村蹲点，工作结束后回到县委办公室，做县委书记刘树维的秘书。如果继续工作下去，既风光也很体面，但柯汉民不这么想。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就报名参加了，因为刚做秘书工作，并且考上的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不是自己喜爱的法律和新闻专业，他选择了放弃。 到了第二年，柯汉民又把自己的想法跟县委书记刘树维说了说，老书记很开明：“没问题，但我只能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在柯汉民之前，彭清华是刘树维的秘书，他在老书记的支持下，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如今在中央政府驻港办工作。 刘树维是南下干部，在我的心中，老书记既是我的领导，更是一位严师，教给了我很多为人做事的道理。后来老书记从湖北黄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岗位上离休，我只要回老家，几乎总要去拜望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领导。 在老书记的鼓励下，我投入到了紧张的考前复习中。填志愿的时候，我看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校名，只觉得眼前一亮，便义无反顾地“相”中了她。一个多月后，一封邮局挂号信悄无声息地寄到了我的手中，拆开一看，正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因为已经在机关工作了嘛，所以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说实话，我并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激动。 但半个月的辛苦总算如愿以偿，我还是十分高兴。父母同样也显得很平静，并没有特意招来亲朋庆贺一番，只是默默地为儿子准备着远行的行囊。 从大冶坐汽车到武汉，再乘火车经湖南株洲、贵州贵阳北上抵达重庆，三天后的一个深夜，当时年仅23岁的我肩挑背扛着行李，独自一人于黑灯瞎火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去学校的泥泞小道上时。到学校时，我有点失望了：自己心目中神圣的殿堂原来竟是这样的简陋和破烂不堪！ 生活、学习条件的艰苦很快被强烈的求知欲望冲淡了。因为有了几年的工作经历，从书本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和知识就成为柯汉民这一拨人这时候最大的追求。西南政法学院78级只招收了法律专业10个班，共360多人，另外还有两个师资班，大家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有的同学甚至拖儿带女前来上学。柯汉民在学校里不是老大哥，但也不算小弟弟，然而不管哪个年龄层次，对知识的如饥似渴都是他们那时唯一的精神动力。 大学四年，虽不敢说是头悬梁，锥刺股，但至少可以说是面壁清心，埋头攻读啊！ 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就自己想尽办法去找书，学校的图书馆里经常可以见到那样一排排借书的长队，而一旦借到一本像样的法律书籍则是最令他们兴奋的事情。师资力量缺乏，老师和同学们之间就互帮互学，共同启发提高，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图书馆、教室、食堂和宿舍，四点一线之间，是柯汉民他们皓首苦读的身影。他们立志要为百废待兴的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歌乐山下，渣滓洞旁，成了他们互相励志的天然讲坛。入得夜来，他们又继续在集体宿舍里挑灯看“剑”，交流切磋。 一个个晨昏，一幕幕场景，这种学习氛围和上下求索的精神，让柯汉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到激动不已。 大学时我钻研得比较深，也比较精，不仅能将刑法、刑诉法很多条文背下来，而且喜欢研究这些法律条文背后所展示的法律精神和立法原意。看的书亦相当庞杂，中外各种法系的书籍都有涉猎，还看了很多法学、文学和历史方面的的书。 与有的同学比较注意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相比，柯汉民的兴趣似乎更在于实务方面，所以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有关刑法具体罪名的研究。而每个寒暑假，柯汉民几乎都要联系有关单位实习，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他都去锻炼过。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论，四年的大学时光很快就悄然过去，而柯汉民这种极爱读书、注重实务的秉性却在他以后的各种工作岗位上一脉相承下来。 四年的法律专业系统学习和知识积累，为我打开了法学的大门，引领我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养成了一种职业思维能力，锻炼了我的职业精神，更坚定了我的职业理想。这些让我一生都享用不尽。 1982年8月，怀揣着“雄心壮志”的柯汉民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北京北河沿大街147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院报到。这里原是老北大的一个分校，由于检察机关恢复重建还没几年，由图书馆改造而成的办公楼等基础设施也都比较陈旧，很有些年头的楼梯则显得斑驳不堪，楼板间缝隙随处可见，到了夜里偶尔还能听到老鼠在叫。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聚集了各方面的高层次的人才。能够被看中而到共和国的最高检察机关工作，柯汉民说自己非常幸运。 到了高检院机关不久，柯汉民就被分配到河北正定县检察院挂职锻炼，那时已是1983年，正逢全国“严打”斗争全面展开，基层工作之忙，案件非常之多，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不过，恰恰是在这样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环境里，使得他在大学里所学习的刑法、刑诉法知识都派上了大用场。在基层的一年里，柯汉民熟悉了基层检察院的工作方法、工作程序，锻炼了自己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的能力。他深深感到，基层是个广阔天地，能让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同志有充分的作为。 实习锻炼结束后，柯汉民在高检院机关先后在法律政策研究室、民事行政检察厅和法纪检察厅工作。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为民事检察工作研究小组的成员，参与了诸多民行检察工作的理论和实务研究，并为这项工作的开拓性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研究，都要从检察工作中来，再到检察实践当中去。所以，我以为当前大学法学教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面向基层，多注重实践。 现在一方面是基层法官、检察官断档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不少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虽然很难找到工作，但却不愿意到基层去。柯汉民为此忧心不已，他因此善意提醒一些大学毕业生们，要想学以致用，不断提高自己，就要立志从基层干起，“那里不仅可以将所学的知识尽快付诸实践，而且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空间也将更为广阔。” 似乎就在昨天 -姓名：岳耀勇 -高考时间：1977年 -院校：杭州大学 -工作单位：《检察日报》浙江记者站 30年了，我依然觉得那次高考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1973年2月，我从初中毕业进入高中。当时从7个班的初中生里择优选拔了两个班的高中生，其余的全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1个月以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接着就传来准备恢复从应届高中生中招考部分大学生的消息，令我们这些高中生兴奋异常。要知道，当时大学实行的是从表现优秀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的制度，应届生需要到农村锻炼很长时间才有可能被抽调读大学。在恢复高考的消息鼓舞下，我们这些学习成绩都不错的高中生都怀着梦想，奋发读书，期望能够上大学。 但是，仅仅1年以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这次运动表面上是“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判周恩来以及邓小平的政策，在我们教育系统，就是反击右倾回潮，其代表人物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在工农兵学员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卷子上写了一封信，成为名噪一时的反潮流英雄。刚刚有点眉目的“恢复高考”马上就被否定了。于是，1975年1月我们高中毕业。因为我有深度近视眼(950度)，超过了浙江省近视800度可以留城的标准，就留在了城里。 不过，留城也有苦恼，工作不是那么好找。毕业以后，我在家里呆了一年半，除了烧饭，没别的事情可干。其间，为了消磨时光，我在一个台胞那里学了半年日语，还到照相馆的暗房里学习冲印底片、照片。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母亲好不容易给我找到一个在袜厂打工的机会，当时叫“八角头”(每天收入8角钱，虽不多但已够吃饭)。但是仅仅做了一个月就被人家开了。于是又通过关系到胡庆余堂制药厂(当时叫杭州中药一厂)做拉三轮车的苦工，就是把干净的药瓶子从冲洗车间拉到灌装车间，然后把灌装好的药瓶拉进仓库。这回干得长了些，干了半年。后来，大家都说，想不到你这个文弱书生还干过拉三轮的苦力！直到今天，我走进胡庆余堂博物馆的时候，依然能够清晰地回想起当年的场景。 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诞辰纪念日，我终于有了正式工作，到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支行报到了。几天以后我被派到杭州市湖墅支行学习银行业务。 上面这段经历虽与高考无关，但是说明当时生活的艰难，读书更是成了不可实现的梦想。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当时我在银行听到消息，激动非常，马上到医院打听大学的体检标准，怕深度近视眼进不了大学，得知中文系之类文科只有矫正视力要求，没有裸眼视力要求，就马上开始复习迎考。其实，因为决定恢复高考已经是10月下旬，12月份就要考试，复习时间所剩无几。而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上过物理化学和历史地理课，只学过工业基础理论(简称“工基”，记得最清楚的是学习拖拉机柴油机的四冲程原理和8.75毫米电影放映机原理)和农业基础理论(简称“农基”)，只好到新华书店买来高中课本临时抱佛脚。 当时的考试是各省分别进行的，没有全国统考。浙江省分初试和复试，1977年12月25日是复试的日子。我终于昂首挺胸走进了杭州市第三中学的考场。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晴朗的冬日。我顺利地完成了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四门考试，因为外语教育不普及，农村基本没有，所以当时没有考外语，两天考四门课就结束了。 按照当时的高考规定，填写志愿表在考试之前就进行了，每个学生只有三个学校三个系科可以填。根本没见过世面、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居然填了这么三个志愿：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第三志愿，杭州大学中文系。事后我才知道，前两个专业分别只在浙江招了两个学生。幸好，我的第三志愿没有落空，1978年的春节前，我终于收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当时没有公布高考成绩，只有录取通知书)。在1978年3月杭州大学的开学典礼之后，我才知道其实那些被政治系、历史系等录取的学生大多是填写中文志愿的，被阴差阳错录取到政治系、历史系后牢骚满腹。可见，至少我当时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起码语文成绩不错。我记得当时文科的录取率是251，我一直为自己的表现骄傲。在历史给予我的机会面前，我努力了，我成功了！ 进了大学后，很多同学都到系里查看自己的高考成绩。我却不以为然：大学都进来了，还查什么成绩？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当年高考考了多少分。 1981年上半年，记得教育部曾经下发过一个文件，鉴于恢复高考以后学校的师资、校舍条件有限，如果让我们这些冬季入学的77级学生读满四年的话，所有大学都将容纳五个年级的学生，所以77级学生可以在1981年秋季读完三年半就毕业，算本科毕业，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让77级读满四年再毕业。当时学校征求我们的意见，学生们一致要求读满四年毕业。因为两年和三年是一个档次，大专，而三年和四年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答应你三年半算本科，若干年以后不认账怎么办？还是老老实实读满四年好了。于是，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学校终于让我们读满四年，所有的高校后来也都是这样的。1982年1月，我们终于毕业了。 十多年一遇的大学毕业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需要，分配形势大好。当分配单位名单出来时，我们发现大部分是党政机关，其中省级机关居然占了百分之三十多。记得分配以后，每天省府大楼食堂里都有至少两大桌中文系毕业的同学。而真正和中文系对口的文学艺术专业单位和新闻单位却是寥寥可数，记得只有出版社有两个名额。我选择了当时刚恢复重建不久的浙江省检察院。本以为进了检察院，自己的中文专业要荒废了，但是事实告诉我，不是这样的。进检察院的头四年，我干的是文字综合工作，也就是起草文件、简报、信息，中文的扎实功底给了我很大帮助，使我很快适应了工作需要。1985年开始到现在，我一直从事检察宣传工作，更是发挥了中文专业的特长，应该说是得心应手，顺风顺水。我要感谢30年前的高考，没有高考，没有四年的大学学习，就没有我的今天。 转眼间，30年过去了，但是我依然觉得恍惚还在昨天：我记得高考的作文题目是《路》，我和几乎所有的同学一样，都引用到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我记得高考语文卷子里有个词语解释，要求解释“高屋建瓴”中的“建”字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考试结束后才知道是“倾倒”的意思；我记得高考历史地理卷子里有张地图，左边标明是太平洋，右边是大西洋，下面是墨西哥湾，要求回答这张地图上左右两条山脉是什么，恰好我知道这是美国，而且美国只有落基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这两条著名的山脉，所以答对了；我记得杭州大学中文系是在上宁桥边的田塍小道里面……我记得很多很多。这些记忆一直伴随着我，给我快乐，给我甜蜜，使我记得我曾经有过的青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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