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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北到西南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8日12:39 正义网－检察日报
从西北到西南 -姓名：袁其国 -高考时间：1978年 -院校：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 -工作单位：中国检察出版社 任社长 高考前我已经工作了将近5年。 那是在宁夏的平吉堡国营农场，在贺兰山脚下，离银川大约20公里。在那里，我干过农活，开过拖拉机，做过一年教师，放过两年电影。上大学前我是电影放映员。这在当时还算是一份比较好的工作了。如果不是因为高考，我可能要在那里呆上一辈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特别爱看书。记得当我18岁第一次读到《红楼梦》的时候，由衷地在心里连连说，世上竟然有这样好看的书。每看完一本书，我就迫切地寻找下一本，而当时获得一本可读的书是那样困难。没书看我就借来抄，《唐诗三百首》就是抄的，现在还保留着。正是这个好习惯，使我能够在文革时期那种教育缺失的环境里坚持学习，并坚信知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是从报纸上得知要恢复高考的。七七年年底的那次我没敢报名，没想好，也没准备好。半年后，七八年七月又要高考，而且是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这次我报了名。那年我21岁。 刚开始复习时是按报考理科准备的，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喜欢文科，于是在临考前的一个月改为复习文科。我没有正式学过一天的地理和历史，完全从自学开始。 我们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再考试。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是我的第一志愿，没敢去想更有名的学校。说起选择西南政法的理由，现在看来真的很可笑，当时我在招生办门口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西南政法学院，绝密专业”的字样，就是这“绝密”二字吸引了我。至于学法律是干什么，根本就没去想。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考上大学，什么专业无所谓。没人给我参谋，父母也不懂。后来我了解到，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769人，西南政法就占了将近一半。 高考考5门课，我记得当时的历史试卷里有一题是关于周恩来的，问题是：扼要举出周恩来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革命活动。那些考题现在看来十分简单，让现在的学生去做，一定会答得非常轻松。那时候考完后也没有标准答案，都是靠大家互相对，我自我感觉还可以。一个月之后，我得知我的总分是380多分，当时宁夏的分数线是230多分，我的分数远远超过了这个线，看来，自己被第一志愿录取应该没问题了。再一个月，我收到了西政的通知书，尽管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还是特别激动。 之后，我收拾行李准备到学校报到。想起来真有意思，我带着一大堆被褥，甚至还有脸盆之类的东西，行李特别多，当时竟想不到有些东西可以到重庆现买，也根本不知道还可以托运。可以想像我在路上有多么艰难，简直像难民一样。我先从农场坐卡车到银川火车站，当天晚上抵达兰州，再从兰州坐了一天一夜到成都，再从成都买票换车到重庆，历时4天。重庆当时下着雨，一部敞篷卡车把我们接到了破烂得让人失望至极的校园。 报到不久，又是一盆凉水——负责招生的赖达清老师把我找去，他告诉我，你是我挑过来的，成绩非常好，完全可以上北大法律系。不过你要学法律，我们这里也挺好。这些话让我十分沮丧，再加上当时学校的环境非常差，有的老师讲的四川话我也听不懂，不习惯吃辣椒，不适应那里的气候，天气热极了。这些因素，让我在开学的头两个月倍感失落。当然，后来渐渐适应了。现在，我说起西政来，心里充满了留恋，也为之感到骄傲。而且我个人的体会是，也没必要非得上顶尖名校。 前几天看到《检察日报》副刊上的文章，讲的是法学界的七八级现象，甚至将其称之为“七八级神话”，我想产生这个神话是有原因的。回想当年，大家都特别用功，我们七八级360多个学生，大的30多岁，小的只有15岁。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们非常珍惜。再加上学校偏僻的地理位置，客观上也造成了好的学习环境，几乎是除了休息，都在教室里面。当时有几个同学是出了名的用功，比如周强现任湖南省长——编者、夏勇等人，周强经常深夜里打着手电筒在蚊帐里看书，被同学们喻为“囊萤映雪”。 更难得的是，所有最优秀最拔尖的老师都亲自为我们上课，不管是博导还是硕导，现在的学生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学校十几年没有办学，我们第一批学生进来，像家里的长子一样，老师在我们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当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融洽，夏天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把凉水提到教室里，用毛巾浸透后，走到我们身边给我们擦汗；把冰镇的汽水一一递到我们手上，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把学生叫到家里传授知识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同学们生活过得很艰苦，大部分人都只有两身衣服，穿一身，洗另一身。有个同学，四年只有一条裤子。我每个月拿十四块五的二等助学金，父母还寄点钱，极为节俭。但是大家都很快乐。有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大三暑假前，大家商量说，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这次回家各自带一些家乡最好吃最有特色的东西来分享。别人的家乡特产都比较轻便，我的礼物最“重”，我带的是十几个大西瓜，得有100多斤吧，我是想，最少得保证我们班每个宿舍都能有一个。恰好那一年的夏天，四川发大水，铁路冲坏了，我只好先从银川到北京，又从北京到武汉，最后从武汉坐船逆水而上到重庆，路上走了10天！而且是拖着一大麻袋西瓜。直到现在同学聚会，大家还在讲“袁同学背西瓜”的故事，大家说，吃了那么多西瓜，那一次的西瓜是一生中吃过的最甜的——那是多么实实在在的朴素的情谊！ 1982年，我们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的学生和现在不同，绝大多数都愿意回到原籍工作，到北京工作的指标都没有完成。按规定，西北来的学生都要求回西北，于是我被分配到宁夏自治区检察院。5年之后，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们这批人大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强，当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时，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大家普遍热爱自己的工作，从毕业到现在，基本上没换过专业。当然，可能是当时的分配普遍比较好，学生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正是这种方向明确的不懈努力造就了这批人事业上的辉煌。 现在，当我回到母校的时候，感到特别亲切，我们当时住过的东山大楼还在。而我的西政七八级的同学们，更是给了我力量，他们是我的榜样，是我的力量之源。不管我在做什么，我总想着我不能给我们“西政七八级”抹黑。 没有当年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高考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本文根据口述整理) 一波不止三折 -姓名：倪集华 -高考时间：1977年 -院校：杭州大学 -工作单位：浙江省检察院 在我的印象中，1977年的夏天分外烦闷，人们的心态也愈显躁动。前一年10月，“四人帮”倒台和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消息带来了巨大的欣喜，透露出时局将会发生变化的信息，同时也给我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带来了对未来的美好渴望。 就在这一时期，“恢复高考”的消息从悄悄地口耳相传到公开地奔走相告，令人怦然心动。我所在的农场(原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不少人一有空闲就拿起了书本，通常用于打闹聊天的晚上也安静了下来。好在我平时喜欢舞文弄墨，还是连队的理论学习组长，自信有点文化爱好和自学基础。参加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岂能轻易放弃？ 也许浙江省报考的人太多，高考分初试和复试两次。初试前，我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搜罗教材书籍，争分夺秒充实自己。而最大的苦恼也是时间。夏秋之际正是农忙，我身为作业队长，每天既要安排近40个队员的农活，还要以身作则带头劳作，只能利用晚上挑灯夜读。初试只考语文、数学两门，感觉似乎不很难。记得是一个仍在田里埋头挥镰抢收最后一批晚稻的萧瑟黄昏，我得到了初试通过的消息。农场领导同意初试通过者回家复习一个星期。当时的心情真可谓是“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根本想不到此后的事情还有一波三折。 在家复习的几天时间很快过去。临考前，我与一个场友相约骑自行车回农场。途中，一辆带拖车的大卡车从后面快速超过，我的左肩背部突然被车上的一个硬物钩住，人被挂在车上，而脚却拖在路面，只听路边人们大声惊呼：“停车！快停车——”但卡车仍在急驰，我觉得双腿完全失去知觉，满脑子全是绝望：难道就这样与梦寐以求的高考失之交臂？直到我的上衣完全撕裂，我被狠狠摔在地上，大卡车终于停了下来，我的同伴和路人围了上来，我大叫：“脚还在不在？”他们一边七嘴八舌地说“脚还在，马上送医院……”一边立刻把我抬到车上，让肇事司机将我就近送到当地县医院。经检查，腿脚无大碍，只是左脚踝严重挫伤，不能行走，需要住院治疗。 好在高考考场就在县医院附近。两天考试中，当我由同伴搀扶着一瘸一拐从医院走进考场时，有些人还以为是残疾人来参加高考呢。 考完后不久，已是寒冬腊月，我接到了参加体检的通知。整个农场(原来是一个团的建制)有此幸运的仅十来人，我们连队就我一个。体检中，平时基本不生病的我，居然被“血压偏高”卡住了，这令我从吃惊到担忧转而焦急和不甘。天色阴沉灰暗，寒风呼啸，恰如我的心情。难道我所有的努力就要因这偏高的血压付之东流？难道我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就要被这刺骨的寒风无情熄灭？！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两个人把我拉出了险境。一个是验血压的30岁左右的体检医生，既忠于职守又富有同情心。他一直安慰我说：“你是太紧张了，要放松些，等一会儿再测。”但问题是我的血压测了再测还是偏高，直到夜幕低垂。此时又遇到同农场另一连队的一名卫生员，他也是因为血压偏高而三番五次过不了关，自然和我同病相怜。就在我消极等待时，他不知到哪里去转了一圈，回来后悄悄摸出一瓶药，说是搞到了“降压灵”，给我吃了两粒。果然“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会儿之后，我们两人都顺利过了关。 走出医院时已近午夜，只见漫天风雪，人踪难觅，我俩默然无语，踏雪而归。飞雪飘洒的道路上闪烁着温暖的灯光。 在随后的日子里，认识的一些考生陆陆续续接到了入学通知，而我却毫无消息，情绪从焦急、忐忑转而低落和沮丧，直至招生工作基本尘埃落定。到了1978年3月，就在我已考虑重整旗鼓，筹划下一次拼搏时，突然喜从天降，意外地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打听之后才知缘由。原来，鉴于这批考生质量较好而录取有限，政府又出台了扩大招生的新政策，即对符合录取条件又能解决住宿问题的考生，可以录取为“走读生”。 我就这样幸运地赶上了1977年高考招生的时代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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