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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登科时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8日12:39 正义网－检察日报
 麻爱民毕业留影  １９７９年，吴竟忠初到重庆 我能考上吗 -姓名：麻爱民 -高考时间：1977年 -院校：湖北财经学院 -工作单位：湖北省检察院 1977年，21岁的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九所后勤处管理科炊事班工作。9月中旬的一天，两个高中同学兴冲冲地找到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一个消息：恢复高考了！ 我立刻找到政治部领导，打探有关消息。领导回答我：“恢复高考不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高考也不能离开推荐。不过你考上了，我们还会推荐你的。” 乖乖！还要搞“推荐”呀！我一听这话就发怵“推荐”挡住了多少人的求学路啊！就在1976年下半年，我刚刚受到一次不大不小的打击：后勤处管理科一致推荐我去北京航空学院读书令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可到后来，政治部某领导却告诉我：你的工龄两年差9天，其他条件都够，等明年吧！我无可奈何。 我想，只要有考试，大家公平竞争，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希望归希望，可毕竟要过考试这一关哪！没有复习大纲缺乏复习资料也没听说过哪里有高考补习班。中国的高考，毕竟是停了11年，该有多少人报考啊！我能考上吗？很多天，我都在这样的焦虑中度过。 本来我想报理科，因为我在中学时数理化的成绩还算可以，可去找高中时的班主任征求意见时，他果断地告诉我：“不行！你的优势在文科！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别犹豫了，就报文科！”恩师一席话，使我下定决心报考文科。 决定报考后，我主动要求去烧锅炉。虽然这活脏点，但把炉子点着后，就没有其他杂事，同时也少有人打扰。这样就争取了不少的复习时间。 转眼就到了高考时间12月5日至6日。说来有趣，那年的语文试题中有一篇命题作文《学雷锋的故事》，竟是我在高中时写过的题目，而且我当时的作文还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过，这使我在欣喜中放松了紧张的心情，这篇作文可是40分啊！我甚至把原来作文中的一句话照搬了上去：“要说全国发生的学雷锋故事，真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看得见，数不清。” 更有趣的是，数学考试的前夜，我正在家中背数学公式，快晚上9点时，一位叫刘亚哲的工程师来到我家，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有两道数学题是很基础、很常见的题，不管明天考不考，今天晚上我都解给你看，兴许有帮助。”我自然是道谢不已。 第二天，当我拿到数学试卷时，大吃一惊，有道题居然与我昨晚做过的题一模一样，4分稳稳到手。另一道题，虽小有变动，但解法完全相同，12分又被抓住。16分啊，可以超过多少人啊！而那位刘工，复习时我从未找过他，他为什么突然找到我，又为什么单单挑了这两道题来助我复习，是缘分？是命运？ 高考过去了，没有公布成绩，更不知道有什么分数线，所以我们参加考试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 转眼过了元旦，政治部戴副主任悄悄对我说：“有学校来外调你了。”是哪个学校？外调结果怎样？我心里更加不安。 又过几天，戴副主任通知我到湖医二院去体检。我年轻力壮，最不怕的就是体检。可体检当天，凌晨三点我就起床上早班，下班后匆忙赶到医院。等我量完血压，医生告诉我，血压高，低压100高压160，不能通过。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连忙解释：“我上了早班的下班就往这里赶会不会影响血压？”同来的人也赶紧为我证明。医生说：“这样吧，你等半个小时再量，如果还是高，我也没有办法。” 我赶紧走出病房。一位刚刚体检过关的人告诉我，喝一瓶橘子汁，再用凉水洗个头，可快速降压。情急之下，我也顾不上许多，赶紧照做。再量，100／150，还是高。医生看着我的狼狈样，说：“别出去乱跑了，躺在体检台上静一下。” 躺了片刻，我听到有人喊旁边一位年近半百的女医生“伍主任”，仔细一看，觉得面熟，好像是我同学的妈妈。她还记得我吗？当她走近我时，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伍阿姨！”她显然对我不熟悉，就问我一句：“怎么躺在这里？”我答道：“医生说我血压高。”她说：“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血压高？我量量看。”我赶紧起身，让她给量。“我说吧，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血压高，80／120，合格！”量完后，伍阿姨还大声说了句：“关键时刻啊，同志们！” 我亲眼看着医生在体检表上写了结果，签上名，连声“谢谢”都忘了说，就赶紧进行后面的体检项目。还好一切顺利，我终于过关了！亲爱的伍阿姨，您一定记不住这件事，可我永远不会忘记 1978年3月8日，我走进了湖北财经学院，成为法律系77级本科普通班的学员。这一届，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三所学校按绝密专业招收了法律专业学员，学员总数不超过200人。我们这个班共有50名学员，年龄最大的31岁，最小的刚满18岁，而法律系的教职工却有100多人。在校期间，我们这批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和钻研精神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老师常常在授课后主动找同学征求意见，晚上还到学生宿舍答疑解惑，恨不得将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直到现在，老师们见到我们还能直呼其名，师生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在高考20年后的同学聚会上，一位老教授即席朗诵“邓公英明高考招生。七七年级，一块真金。空前绝后，时代精英。振兴中华，唯靠发奋。继往开来，不辱使命！” 遥想当年登科时 -姓名：吴竟忠 -高考时间：1978年、1979年 -院校：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 -工作单位：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 恢复高考，改变了文革后一代人的命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1962年出生，先后参加了两届高考，1978年和1979年。第一届由于填报志愿不理想，录取的是中专，放弃了。第二届如愿以偿，进入西南政法79级法律系法律专业。 当时，我在广东至今拥有101年校史的东莞中学就读。百年名校，名人辈出：抗日名将19路军军长蒋光鼐，据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王匡，新浪网原总裁王志东，均从这里走出。 东莞中学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这里既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现实原因。冥冥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机缘，从出生到上大学，我所住的一座房子，为清朝科举榜眼陈伯涛的旧宅藏书阁，那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从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中，均能让人感受得刻骨铭心。尽管文革十年，斯文扫地，学校经常停课闹革命，但我们东莞19巷的孩子们非常幸运，恢复高考两年间，从这里走出的大学生达20多个，而全东莞县也才30多人。 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杨宝林老师，后成为华南农学院教授，知识非常渊博，中国红薯引进的历史，就经由他考证而来。他经常给我们开小灶，背唐诗咏宋词唱元曲，还组织我们成立了一个流花诗社。那年春天，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填了一首词《临江仙·春日感怀》： “春醉刺桐红烂漫，长堤柳绿垂波，群峰雨过碧巍峨。飞花芳草径，短笛和春歌。 大好春光应自励，祖鞭频着如何？青灯黄卷补蹉跎。槐花黄透日，煮酒庆登科。” 一语成谶。这年秋天，我17岁，槐花正黄时节，再考再中，登科煮酒。当年的录取比例，仅为两百分之一，即两百名考生中取一人。 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的高考，真叫人感慨万端。如果当年高考没有恢复，我们这些应届高中生，不管你多么优秀，或多么顽劣，高中毕业以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下乡当知青；再一条，就是偷渡到香港。偷渡到香港，前面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成功，一条路是失败。偷渡成功以后，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当上老板，成就一番事业；一种可能是永远为老板打工，苦力的干活。而一旦偷渡失败，被乱枪打死在大海里，那将是家人永远的痛。 所幸的是，我们高中毕业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一条曾经被堵死的从平民中拔擢人才、培养人才的历史通道重新打开，社会又回到了正常发展轨道。 四年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毕业的时候，适逢深圳撤县建市，我分配到了深圳，成为深圳市检察院第83位在编检察官，同时也成为深圳检察系统第一位法律系应届毕业生。 毕业以后，我先后两次奉命组建区检察院，先是南头区院，现为南山区检察院；再就是龙岗区检察院。都是当开荒牛，从零开始。租农民房，搞基建，招干警，抓业务。29岁副处，31岁正处，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检察长。虽然15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是副检察长，但我参与并见证了深圳特区从荒芜弱小，到繁荣发达的全过程；我参与并见证了深圳检察机关从草创到壮大的全过程。 我深感庆幸的是，四年大学打下的法学基础，使我在检察工作中游刃有余。这两年，我所在的盐田区检察院，我所主管的部门，办了三件影响全国的大案。一个是廷苑酒店偷税案，为国家挽回损失5000多万元，我们检察机关追回的现金，就高达3700万元，该案被列为全国十大税案之一。 再一个就是超美科技商业秘密侵权案，为此案我曾两番率队前往北京向高检院专程汇报，此案的成功办结，使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现在又恢复了勃勃生机，每年向国家纳税3000多万元。 最近，我正在负责办理的一个大案，就是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窝案之一的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尚金受贿案，该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深圳市检察院侦查，最后，交由盐田区检察院负责起诉。 (本文根据口述整理) 两进考场 -姓名：陈国海 -高考时间：1977年、1978年 -院校：空军二炮学院现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 -工作单位：江苏省检察院 1977年12月，我参加文革后全国首届高考，考分过了最低录取分数线，但由于人为因素被取消录取资格；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以超过分数线28分的较好成绩考上了大学，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轨迹。打开尘封30年的记忆，往事历历在目。 1959年1月我出生在军人家庭。1970年1月父亲受部队委派到江西吉安市一个军工厂担任军宣队队长。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在“文革”中度过。那时教学秩序非常混乱，学校搞开门办学，一会儿“把课堂搬到田头上”，一会儿“把课堂放到车间里”，大家还忙于闹斗争。记得有次化学老师回南京探亲，回校上课时说“南京板鸭真好吃”，第二天就被“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大字报淹没了。那是一个价值观扭曲的“火红年代”。“白卷英雄”张铁生对我们影响很大。教材内容非常浅显。作文教学常常让我们写“学工学农心得”、“批判心得”；物理课的机电一科，学的是如何开手扶拖拉机。业余时间我们就偷偷看手抄本，如《第二次握手》等。 那时候个人前途很迷茫，高中毕业后只有当兵、留城当工人和下乡三条路。按有关规定我毕业后就到厂里做了临时工。那真是一段“迷茫并快乐着的时光”！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在家忽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重要新闻”——要恢复高考了！我当时激动得眼含热泪，连声高呼“邓小平万岁”！可拿起书傻眼了，那点知识早还给了老师！没有复习大纲，没有好的教材，更没有参考资料。衷心感谢我的中学化学老师郑应光！他是文革前的北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生，辅导我从小学三年级课程开始系统复习。 1977年12月的一天，因为极少考试，我紧张得浑身难以抑制地颤抖着走进考场，考了语文、数学、理化、政治四门课，记得语文只考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要求作一篇记叙文。看到题目我惊出一身冷汗，考前没有复习到。我搜肠刮肚：“四人帮”被粉碎，毛主席、周总理去世，都很难忘，但脑子里没有细节，难以展开。我又迅速调理思路构思内容框架：我是一名知青，在大队队部进行着入党宣誓，一位老农拿着带血的衣服讲述着与白匪斗争的故事，那真是难忘的一刻！直到铃声响起才写完最后一个字。出考场后老师分析没跑题，大分拿到手了。 那时不公布分数，也不知道最低录取分数线，直到1978年1月的一天，市招生办一位同志透露，我总分超过分数线13分，但厂革委会以“没有下乡”为由取消了我被录取的资格。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我母亲多次找厂革委会领导据理力争，但领导不置可否。有人出主意：到省城南昌，找省委副书记黄璜。于是我们带着惶恐、满怀希望地踏上了申诉之路。当时刚刚“拨乱反正”，上访人员蜂拥而至省委、省政府，我们只好将信请哨兵转交，但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母亲头发全白了，我第一次的大学梦被击碎了。 接着，母亲送我到父亲部队所在地福建长乐县插队。我白天跟大家一起下田劳动，锄草、施肥、割稻、送公粮，晚上拿起书本看书做题。干活一天下来又累又困，晚上两个眼皮直打架，那真是对自己信念和意志的考验！遇到不懂的问题，我记在“问题簿”上，每周骑车半小时去长乐县二中找老师问，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成绩迅速提高。 1978年7月，我忐忑不安地再次走进了考场。那个考场第一科数学考完，已有一小半人放弃，第二天考理化，走掉了一半。 去看分数榜的情景终生难忘！那时查分数要到指定地点看榜，录取率很低。记得我去公社大院看榜时，一路上心跳加快，双手颤抖！就个人命运而言，是否中榜是“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水岭，中榜意味着一个农民将成为国家干部。看到我总分393分，我激动得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应验了一句俗话：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填写志愿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记得送志愿表的前一天晚上，我犹豫不定，当过新四军的父亲大手一挥：“别乱想了，上大学又参军，多光荣！”一念之间，我开始了整整20年的军旅生涯。我被空军二炮学院(第一批录取的重点大学，现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录取。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基层空军部队，先后任助理工程师、参谋、连长，后到南京军区空军机关任参谋、军事研究员，1998年转业到了江苏省检察院。 以我自己的两次高考经历来看，高考制度使整个社会形成了有序、高效、良性的竞争，其意义远远超过恢复高考本身！ 我能考上吗 -姓名：麻爱民 -高考时间：1977年 -院校：湖北财经学院 -工作单位：湖北省检察院 1977年，21岁的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九所后勤处管理科炊事班工作。9月中旬的一天，两个高中同学兴冲冲地找到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一个消息：恢复高考了！ 我立刻找到政治部领导，打探有关消息。领导回答我：“恢复高考不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高考也不能离开推荐。不过你考上了，我们还会推荐你的。” 乖乖！还要搞“推荐”呀！我一听这话就发怵“推荐”挡住了多少人的求学路啊！就在1976年下半年，我刚刚受到一次不大不小的打击：后勤处管理科一致推荐我去北京航空学院读书令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可到后来，政治部某领导却告诉我：你的工龄两年差9天，其他条件都够，等明年吧！我无可奈何。 我想，只要有考试，大家公平竞争，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希望归希望，可毕竟要过考试这一关哪！没有复习大纲缺乏复习资料也没听说过哪里有高考补习班。中国的高考，毕竟是停了11年，该有多少人报考啊！我能考上吗？很多天，我都在这样的焦虑中度过。 本来我想报理科，因为我在中学时数理化的成绩还算可以，可去找高中时的班主任征求意见时，他果断地告诉我：“不行！你的优势在文科！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别犹豫了，就报文科！”恩师一席话，使我下定决心报考文科。 决定报考后，我主动要求去烧锅炉。虽然这活脏点，但把炉子点着后，就没有其他杂事，同时也少有人打扰。这样就争取了不少的复习时间。 转眼就到了高考时间12月5日至6日。说来有趣，那年的语文试题中有一篇命题作文《学雷锋的故事》，竟是我在高中时写过的题目，而且我当时的作文还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过，这使我在欣喜中放松了紧张的心情，这篇作文可是40分啊！我甚至把原来作文中的一句话照搬了上去：“要说全国发生的学雷锋故事，真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看得见，数不清。” 更有趣的是，数学考试的前夜，我正在家中背数学公式，快晚上9点时，一位叫刘亚哲的工程师来到我家，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有两道数学题是很基础、很常见的题，不管明天考不考，今天晚上我都解给你看，兴许有帮助。”我自然是道谢不已。 第二天，当我拿到数学试卷时，大吃一惊，有道题居然与我昨晚做过的题一模一样，4分稳稳到手。另一道题，虽小有变动，但解法完全相同，12分又被抓住。16分啊，可以超过多少人啊！而那位刘工，复习时我从未找过他，他为什么突然找到我，又为什么单单挑了这两道题来助我复习，是缘分？是命运？ 高考过去了，没有公布成绩，更不知道有什么分数线，所以我们参加考试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 转眼过了元旦，政治部戴副主任悄悄对我说：“有学校来外调你了。”是哪个学校？外调结果怎样？我心里更加不安。 又过几天，戴副主任通知我到湖医二院去体检。我年轻力壮，最不怕的就是体检。可体检当天，凌晨三点我就起床上早班，下班后匆忙赶到医院。等我量完血压，医生告诉我，血压高，低压100高压160，不能通过。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连忙解释：“我上了早班的下班就往这里赶会不会影响血压？”同来的人也赶紧为我证明。医生说：“这样吧，你等半个小时再量，如果还是高，我也没有办法。” 我赶紧走出病房。一位刚刚体检过关的人告诉我，喝一瓶橘子汁，再用凉水洗个头，可快速降压。情急之下，我也顾不上许多，赶紧照做。再量，100／150，还是高。医生看着我的狼狈样，说：“别出去乱跑了，躺在体检台上静一下。” 躺了片刻，我听到有人喊旁边一位年近半百的女医生“伍主任”，仔细一看，觉得面熟，好像是我同学的妈妈。她还记得我吗？当她走近我时，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伍阿姨！”她显然对我不熟悉，就问我一句：“怎么躺在这里？”我答道：“医生说我血压高。”她说：“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血压高？我量量看。”我赶紧起身，让她给量。“我说吧，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血压高，80／120，合格！”量完后，伍阿姨还大声说了句：“关键时刻啊，同志们！” 我亲眼看着医生在体检表上写了结果，签上名，连声“谢谢”都忘了说，就赶紧进行后面的体检项目。还好一切顺利，我终于过关了！亲爱的伍阿姨，您一定记不住这件事，可我永远不会忘记 1978年3月8日，我走进了湖北财经学院，成为法律系77级本科普通班的学员。这一届，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三所学校按绝密专业招收了法律专业学员，学员总数不超过200人。我们这个班共有50名学员，年龄最大的31岁，最小的刚满18岁，而法律系的教职工却有100多人。在校期间，我们这批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和钻研精神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老师常常在授课后主动找同学征求意见，晚上还到学生宿舍答疑解惑，恨不得将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直到现在，老师们见到我们还能直呼其名，师生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在高考20年后的同学聚会上，一位老教授即席朗诵“邓公英明高考招生。七七年级，一块真金。空前绝后，时代精英。振兴中华，唯靠发奋。继往开来，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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