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开发“第三波”

　　沿海开发“第三波”

　　-本刊记者 徐浩程

　　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升为国家战略，以及在此前后各沿海省份海洋战略的确立，从纵向看，我国正出现一个真正贯通南北的沿海经济带，沿海经济正完成由“点”到“带”转换。如果再仔细梳理我国沿海经济走过的路径，会发现肇始于深圳特区的沿海开发，在历经浦东开发之后，正在迎来新一轮的高潮。

　　2007年4月21日，江苏省沿海开发工作会议在盐城召开，沿海被提到与沿沪宁线、沿江、沿东陇海线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江苏新一轮沿海开发大幕自此拉起。

　　在考量江苏此轮沿海开发时，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宏大一些，会发现，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福建、广西、辽宁、河北等沿海省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转身向海。

　　如果再仔细梳理我国沿海经济走过的路径，会发现肇始于深圳特区的沿海开发，在历经上海浦东开发之后，正在迎来新一轮的高潮。

　　集体出海

　　2004年4月初，一份来自福建省委的“专题报告”被急送至中央，其中的关键词是“海峡西岸经济区”。

　　在地理上，与福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两大特征是多山、临海，纵观其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无不与这部“山海经”相关。沿海的地利使福建得开放风气之先，但由于历史投入欠账多、资源相对匮乏等原因，尤其是长三角与珠三角经济圈在福建南北两侧的崛起，让福建面临日益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这种形势下，福建决定重新确立自己的“战略定位”，将发展的重心移向自己千余公里的海岸线。

　　2004年1月，在福建省两会上，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卢展工正式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并希望将“海西”打造成继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增长极”之后推动

　　而这只是本世纪以来沿海省份集体出海的序幕。在福建“海西战略”提出后不久，广西、辽宁、河北等省份先后重新审视曾经被自己忽略的沿海优势，

　　这其中，第一个是辽宁。从2005年开始，被国企问题困扰多年的辽宁，逐步从既往的改制难题中摆脱出来，开始将发展的目光投向海洋。

　　2005年8月26日，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考察营口时，首次提出“三点一线”的沿海开发战略———重点开发开放锦州湾沿海经济区、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和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而在接下来的讨论决策过程中，黄海沿岸的丹东产业园区和大连庄河花园口工业园区也被纳入重点开发行列，并且由一条1400多公里的高速路相互贯穿，辽宁“五点一线”的沿海开发战略成形。这一战略不仅被辽宁寄予厚望，并且被认为可能为东北寻找到一条快速发展的振兴之路。

　　作为中国西部惟一一个沿海省份的广西，其谋求“海上突破”的步伐也从未停止过。从2004年起，广西就开始实施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其沿海三市的基础设施与综合竞争力不断完善。

　　2005年11月，在第九届东亚经济合作论坛上，在包括“环北部湾经济圈”在内的“两廊一圈”战略被提出后，广西旋即在其“十一五”规划中将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列为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其中最能体现广西全力打造“环北部湾经济圈”决心的莫过于“北部湾(广西)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的设立。2006年3月，广西在南宁成立该管委会，以求统一规划建设北部湾(广西)经济区。

　　同样是在2006年，河北逐步走出对京津冀关系的传统认识，开始用沿海来描述其下一轮发展的新图景，提出全力“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

　　到2007年4月江苏提出新一轮沿海开发为止，我国沿海各省中除了海洋经济较强的山东、浙江、广东等省外，其余沿海省份均在本世纪初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海洋。

　　而这其中的最高潮莫过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

　　沿海开发第三波

　　2006年6月6日，《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在中国政府网全文发布，天津滨海新区从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就此经济界人士称，我国推进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在沿海选择‘战略极点’牵引”的路径。20世纪80年代中国选择开发深圳、90年代选择开发浦东，而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则是这一路径下的又一重大举措。

　　其实，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大一些，将福建、广西、辽宁、河北、江苏等省份的海洋战略纳入观察范围，会发现从纵向看，我国正出现一个真正贯通南北的沿海经济带，沿海经济正在完成由“点”到“带”的转换。再仔细梳理这条沿海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这应是我国第三轮的沿海开发。

　　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示广东省委负责同志：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最终被划出的那“一块地方”是当时中国南海边一个人口不足三万的边陲小镇———深圳。1979年，深圳建市，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设立，这个昔日的小渔村逐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

　　而在此后，“窗口”不断增加。1984年，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威海后升为地级市成为第15个)，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与沿海开发的战略前沿，这些城市最早感受到世界经济浪潮的熏陶和冲击，最先接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挑战和洗礼。

　　我国第二轮沿海开发同样肇始于一个新区的建设。1990年4月，中央政府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中国第二轮沿海开发启航。

　　在此轮沿海开发中，浙江嘉兴、杭州等城市先后提出“呼应浦东、接轨上海”的发展战略，并最终演变为整个浙江对杭州湾的大力开发。而山东立足海洋资源、区位和科技三大优势，提出“开发半壁江山、建设海上山东”的战略构想，与黄河三角洲开发一起成为振兴山东经济的两大跨世纪工程。

　　此间，尽管江苏也曾提出过建设“海上苏东”这样宏大的经济战略设想，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折戟沉沙，以至于不得不赶乘第三轮沿海开发的末班车。但与此前相比，今天的一切尤显不同。

　　全新的海洋时代

　　当下，全球的精英分子都在关注一本书：《世界是平的》。

　　作者托马斯·弗雷德曼认为在哥伦布发现地球是圆的之后，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轮回：世界变平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世界变得没有了差异。

　　世界真的变平了吗？至少对中国沿海来说，看起来很像。

　　且不说中国入世的5年过渡期已经结束，仅上海洋山港开港一事就已叠加为“蝴蝶效应”，让彼岸的韩国表现出极大的担心。2005年10月20日，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正式向韩国政府和总统府提交了一份《上海物流报告》，称洋山港建成后，韩国“东北亚物流中心”的梦想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而在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不久，即有观察家建议滨海新区是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启动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虑发展方略，进行国土综合规划，以有效积聚全球化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

　　显然，与前两轮沿海开发相比，此轮沿海开发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海洋时代，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与世界“变平”的趋势下发展的海洋时代。如果说前两轮沿海开发，特别是第一轮沿海开发的大部分使命尚在于建立一系列的对外开放“窗口”，开放是其重点，那么在现今这个日益“变平”的时代，开放已经成为沿海应有之义，“开发”正在逐步成为各省海洋战略的重点，特别是先进制造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即将公布的《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中，江苏明确将此轮沿海开发的重点放在发展新能源、基础产业、现代物流等方面。

　　目前，总投资160亿元的江苏洋口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燃气轮机电厂项目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如东风电一期工程已开工，东台、大丰两个风能发电项目也在积极筹备中。按照规划，江苏沿海将力争形成炼油及后续加工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形成石化产业集群。另外，积极发展船舶修造、纺织机械，争取建成国内外有影响的机械装备制造和船舶生产基地。

　　这其中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2006年6月，国家发改委与空中客车公司共同宣布：中国政府批准空中客车单通道系列飞机总装线选址天津滨海新区。该总装线将完全按照空客公司在欧洲生产线的标准和工艺，生产的飞机具有相同的质量和价格竞争力。

　　在我国20多年承接国际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空中客车落户无疑是一个“符号性”事件，折射出我国沿海制造业开始转轨迈入向高端发展的新阶段，而新一轮的沿海开发将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产业链。

　　重塑海洋意识

　　但沿海开发不应仅仅是一个经济话题，更应该是一种意识的觉醒，一种海洋意识的重塑。

　　21世纪被称为海洋的世纪，为抢占海洋时代的新优势，世界海洋国家纷纷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本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但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我国的海洋意识一向比较薄弱，这首先就表现在经济发展中。

　　建国以来，我国共作过三次大的经济区划：解放初期关于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部分的划分；“七五”期间关于三个经济带即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的划分；“九五”期间关于七大经济区即东部地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和东南部分省区、西北地区的划分。

　　虽然这三次区域经济划分已将沿海作为一个经济地带划分出来，但均忽略了海洋国土。这直接的后果就是我国海洋开发的落后。据了解，目前我国海洋开发的综合指标仅为2%左右，不仅低于海洋经济发达国家14%至17%的水平，也低于4%的世界平均水平。

　　尽管2005年6月，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海洋局向有关方面提交的一份纲要中提出了“新东部”的概念，将中国海洋首次作为“新东部经济区”，同经济大区划中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并列进入国家高层决策者的视野。但至少到目前，这尚只是一个学术概念。

　　而在海洋意识薄弱的整体环境下，虽然部分地区提出了要发展“海洋经济”、“滨海产业”，其采用的也多为粗放式的发展，偏重于局部和眼前利益。如一些地方近年来大规模的海涂围垦和堵港蓄淡工程，已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同时，在经济之外，我国海洋意识的薄弱更表现在文化与精神上。几年前共青团中央曾在上海大学生中做过一次抽样调查，发现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只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国土。

　　这样的海洋意识不能不让人堪忧，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重塑海洋意识，从经济到文化都要对海洋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