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谢振平之死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过去我们对抗战中中国人民的伤亡仅停留在3500万这样一个概数上，现在我们要把数字落实到具体的一个个人 身上。”

　　在七七事变七十周年来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馆内抗战展厅进行重新布置，其中的一个展台将要进 行数倍扩充。

　　这里原本只陈列着一张“敌人罪行调查表”，它记录着奉命掩护在卢沟桥战斗中负伤未能及时转移的八百余名官兵而 遭日寇逮捕的北平市卫生局局长谢振平，被敌人折磨两个月后惨遭杀害又掩尸灭迹的史实。内容择要如下：

　　罪行人：赤藤(民国二十六年九月煤渣胡同宪兵队长)、松浦正秀(警务班军曹)、汐海茂(特务班长，又说警务班 长)

　　所属部队或机关名称：北平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

　　被害人：谢振平

　　性别：男

　　年龄：四十五

　　被害人职业：北平市卫生局局长

　　罪行事实：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夜，日本宪兵队在北新桥大头条二号将民父谢振平非法捕去，时民父正奉命照顾 东四六条卫戍医院在卢沟桥作战受伤官兵八百余人。捕去后拘于煤渣胡同宪兵队，每日非刑拷打，追逼口供，气绝而复苏者不 计若干次，终致内脏受损而咯血，全身皮肉臃肿溃烂，而残虐之敌非但不予治疗，反日给些许干腐食物果腹，卒因苦病交迫， 卧病不起。直至十月中旬，竟于病中被暴敌杀害并掩尸灭迹。

　　具结人姓名：谢培英

　　性别：男

　　年龄：三十二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九日具结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散发“敌人罪行调查表”，收集日寇在华所犯罪行。仅北京市档案馆一家就 收藏有“敌人罪行调查表”近千张。在翻阅这些血泪诉状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上面这张表单，“谢振平‘北平市卫生 局局长’的身份和他的特殊遭遇，格外引人注意”。

　　由于缺乏谢振平更多的史料，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相关线索，尤其是填写调查表的谢振平之子谢培英，更是 找寻的主要对象。直至最近，在研究室主任刘苏和研究人员王兰顺的努力下，终于和谢振平的5位孙子、孙女取得了联系。遗 憾的是，他们的父亲、谢振平的独子、原北京市第二机床厂总工程师谢培英，已于2006年以92岁高龄辞世。

　　目前，谢振平的后人已两次前往北京市档案馆，带去了家人珍藏的谢振平及其夫人的

老照片、谢培英于1988年撰 写的一篇题为《追忆先父谢振平抗日壮烈牺牲史实》的回忆录、谢振平曾经穿过的皮袍等。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在馆藏档案中 找到了谢振平的履历表、任北平市卫生局局长时所发训令，以及60年前的两则新闻报道，一则记录着抗战胜利后谢振平等五 位烈士入祀八宝山忠烈祠的盛况，一则报道了两名战犯被军事法庭依法执行枪决的消息，这两名战犯正是参与杀害谢振平的凶 手。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称，这些珍贵资料将于近期在北京市档案馆三层抗战展厅以八九个展台的规模呈现给公众。

　　随着这些档案史料的发现，一宗掩盖了70年的日寇罪行终于浮出水面。

　　谢振平是谁

　　谢振平，生于1892年，河北省束鹿县百福村人。早年就读于北平陆军军医学校，毕业时被冯玉祥将军选入军旅做 军医工作，此后一直在西北军内。

　　1930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倒蒋失败后，西北军残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谢振平出任军医处长， 此后，一直追随军长宋哲元驻守冀察抗日前沿。1933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喜峰口战役。此战虽获大捷，但中方也损失惨重。 谢振平之子谢培英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大量伤员须从前沿转运后方安置医疗，先父主办此事，日夜奔忙于前沿后方，功勋卓 著，多次受到军部嘉奖。”

　　1936年1月，谢振平被任命为北平市卫生局局长。任内，他倡导社会卫生事业，整饬卫生行政，做了大量工作。 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主任刘苏说，就现已发现的史料看，当时的卫生局令以市政府名义颁布的养犬条例，以及在为自来水消毒 杀菌、禁毒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对当前仍具借鉴意义。

　　1937年7月7日夜，蓄谋已久的日军向驻守宛平县城卢沟桥侧的中国守军发动突然进攻，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 事爆发后，谢振平对家人说：“我是一个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抗战到底；我又是北平市一局之长，必将与北平市共存亡。”

　　1937年7月28日清晨，日寇向北平市郊发动总攻，对南苑展开攻击。当晚11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队撤 离北平，卢沟桥地区二十九军各部也陆续撤走。最后，北平城内只留下阮玄武独立第39旅和132师石振刚独立第27旅， 协助代理市长张自忠善后。

　　当时，谢振平已领命以地方官员的身份救助卢沟桥战斗中的负伤官兵。“当时撤下来的伤员很多，仅东四六条卫戍医 院一处就有伤员八百余人。”谢振平的后人说，“他每天到各医院进行安抚视察工作，常至深夜。遇到特殊情况，立即前往， 常彻夜不归。”

　　七七事变爆发后，谢振平还曾与驻北郊二十九军独立第27旅旅长石振刚取得了联系，争取外援。而他本人则把卫生 局所辖各清洁队组织成“钩连枪队”，以备巷战。然而，由战事发展急切不利，没有能够起事。

　　一别成永诀

　　“七七”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一些亲日分子趋之若鹜地为日本人谄媚效力，谢振平对这些汉 奸走狗嗤之以鼻。谢的后人讲述了谢与汉奸发生的一次冲突：汉奸潘毓桂去卫生局找谢振平借车。谢问他：“要车干什么？” 潘说：“日本要用你还不给吗？”谢厉声说：“卫生局的车是为北平市清理垃圾专用的，怎能供日本人驱使！”潘丧气而归， 卫生局的同事无不拍手称快。然而也有人提醒他，这样斥责汉奸，恐怕日后要吃大亏。

　　不料一语成谶。七七事变发生后，一天，一个陌生人突然来访，自称是二十九军38师师长张自忠将军派来询问北平 方面的情况。谢振平就把他与石振刚取得联系的情况，以及他在卫生局组织清洁队的情况具实以告。待这个人走后，“大家都 觉得此人来历可疑”，但因交通阻隔，没有办法与张自忠去沟通此事。谢培英在回忆录中说：“后来判断这个人是密探，而这 件事就成了父亲被捕的导火线。”

　　1937年8月8日，日军进驻北平。北平城内危机四伏。8月14日，谢振平对家人说，他晚上要在北新桥大头条 二号的寓所和二十九军高级干部商讨对策。当时，谢家已经搬出了自己的寓所，避居在西什库天主教堂。傍晚，谢振平别了家 人赴北新桥，没想到，一别成永诀。

　　第二天清晨，谢振平的儿子谢培英急忙赶往北新桥大头条二号寓所。看门的亲戚告诉他，昨天晚上有四五个人来开会 。10点钟左右，一个日伪警察带着人敲门，说要见谢局长。当时大家都劝谢振平和他们一起从后门逃走，但谢振平说，一起 走恐怕难以逃脱，不如他去前面应付一阵子。“就这样，其他人都从后院跳墙逃走了，而他自己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去。”谢振 平的后人说，“从那天起，寓所就安了坐探，凡是有人找他，先得通过日本宪兵队。”

　　迟来的噩耗

　　谢振平被敌人残忍杀害并掩尸灭迹的事实，是后来才澄清的。在谢振平被捕后的一年里，谢的家人竭尽全力打探他的 下落，向各方求助营救。但他们所做的努力，最后被证明是徒劳的。后来逐渐证实，谢振平在被捕的两个月后，即被日寇折磨 至死了。

　　1937年冬天，一位报社记者找到了谢培英。谈话中得知，他刚刚被日本宪兵队释放，囚禁期间，曾与谢振平共处 一个牢房。此次冒险来访，是受谢振平嘱托，转告母子早日远避，以防不测。但是，他没有告诉母子俩谢振平遇害的消息。一 年后，在证实了父亲遇害后，谢培英推测，这位记者当时已知谢振平的遭遇，但看到他们尽力奔走，不忍将这一噩耗相告。

　　1938年，谢培英又听说有一位饭店经理被释放，急忙前去打探消息。他对谢培英说：“你的父亲不愧是一个军人 ，他的爱国英勇气概，实在叫同牢的人敬佩。在日寇的严刑拷打下，刚毅不屈，因此很快遭到敌人的杀害，时间大概是十月二 十日。”这个日期，后来经与战犯供词核对，基本吻合。

　　抗战胜利两年后，当时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北平市政府为抗战中死难的北平卫生局局长谢振平等五烈士举行了入 祀八宝山忠烈祠典礼。据1

　　947年4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报导，在移送灵位入祀八宝山忠烈祠的途中，沿途市民设案路祭，极尽哀荣，送 仪行列蜿蜒数里。

　　两月后，两战犯伏法。一个是原任东四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特务班长汐海茂，一个是朝鲜翻译官朴亨俊。“他们的手 上沾满了中国抗战军民的鲜血，”谢振平的后人说，“他们就是曾对抗日工作人员张文波和谢振平连续施以酷刑拷讯，并将谢 振平于十月间的一个夜晚杀害还掩尸灭迹的刽子手。”

　　还原一段历史和一个人

　　6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举办了“谢振平史料调查报告会”，作为七七事变纪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史料 基本上能够还原一段历史和谢振平这个人了。”研究室王兰顺说。

　　谢振平的长孙，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原院长、研究员谢纪康说，由于祖父的政治身份，谢家两代人一直没有把谢振平 的事迹公开出来。“父亲生前多受祖父政治身份的牵连，屡遭政治劫难，他至死都希望能够还祖父一个公允的评价，”谢纪康 说，“如果他的这一夙愿能够在我们这代完成，谢家将深感安慰。”

　　“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各个阶层有各个阶层的楷模，谢振平即是政府公职人员中的优秀典范。”档案馆研究室 主任刘苏这样评价谢振平。

　　虽然谢振平的史料发掘工作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更多史料有待于发现。谢振平的孙女，中国农业大学网络学院副院 长谢咏才说，父亲曾收藏着祖父的一些物品，比如“当代草圣”于右任亲笔题写的“克效忠贞”一帧，挽联若干幅，谢振平与 谢培英的往来信函等。“这些物品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去，或许尚未被毁，可能被找到。”

　　谢振平史料的发现，对于揭示日寇侵华罪行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任志所言“过去我们对抗战 中中国人民的伤亡仅停留在3500万这样一个概数上，现在我们要把数字落实到具体的一个个人身上。”北京市档案馆副馆 长任志说，“这项工作虽然艰难，但它体现了一种研究思路的转变，由概括性描述到关注个体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