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之后杰出学者陈树柏教授

　　陈树柏教授，出身名门，是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陈济棠之子。他是位著名的华裔美籍学者和教育 家，在电机工程学领域的研究与教学方面有突出贡献，成为世界权威学术组织“美国电子与电器工程师学会”的院士，老布什 总统任命的“富尔布莱特国际学术交流基金委员会”的评审委员。在我与陈树柏教授相识18年、共事12年中，深知并景仰 其为人，我视树柏为兄长。

　　□文/袁传宽

　　在加利福尼亚最古老的大学里

　　圣塔克拉拉大学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最古老的一所大学，成立于1851年，由天主教耶稣会创办，耶稣会是天主 教的一个支流。学校的名字来自于它所在的圣塔克拉拉市，而城市的取名则是为了纪念一位早期的传道者，一位天主教圣徒。 这个古老的小城位于人们今天称之为“硅谷”的心脏地带。

　　这所私立的天主教大学，具有极其保守的传统。在大学开办起来的前110年里只招收男生，直到1961年才开始 有了女学生，因此它也成为加州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天主教大学，成为一项记录，是个进步。

　　严格控制规模，维持“小而精”是圣塔克拉拉大学保守传统的另一方面，尽管承受着要求扩大招生的社会压力，大学 部每年仍仅仅招收三千左右学生，研究生院同样维持三千上下的规模。私立大学一般比公立大学更为重视本科生的教学质量， 圣塔克拉拉大学坚持小班的教学，不像公立大学那样，都是给百名学生上“大课”。虽然保守，这所有着近160年历史的古 老大学依然生机勃勃，声誉很好，被《美国新闻世界》连续15年评选为美国西部大学的第二名。它也是全美国最受外国本科 生喜欢的30所大学之一。《美国新闻世界》对全美各类大学的评选活动，每年发布一次。评选虽属民间性质，各界人士对其 评选方法也颇有争议，可其排名结果仍备受社会关注，尤其是那些准备报考大学和研究生院的“举子”们和他们的家长。

　　圣塔克拉拉大学的保守传统还表现在人事任命上：校长和绝大多数的院长或系主任不仅必须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而且还必须是本土天主教耶稣会的成员。这是个传统，并非明文规定，但自“古”而然，延续多年。它是一块“玻璃天花板 ”，阻挡了多少德才兼备者走上领导岗位。可是这个规矩有一天被打破了。1969年，电机工程系将要遴选一位新的系主任 。此时，陈树柏已经在系里工作了近10年，决定挑战传统，宣布参选。虽然电机系的教授们明知这个不成文法的规矩，但在 选举系主任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教授仍把票投给了他们信赖的华裔同事陈树柏教授，尽管他并不是耶稣会的成员，甚至他根本 就不信天主教。

　　冲破“玻璃天花板”

　　电机系教授投票选举反映的是民意，正式上任尚需院长任命。一般状况下，这只是个官样文章，院长一定遵循民意， 顺理成章地签署任命状。

　　电机系归大学的工学院管辖。工学院院长是一位有多年行政经验的学者，德高望重，并且深受耶稣会倚重。如今摆在 他面前的可是一道难题，令他大伤脑筋。电机系是工学院里的大系，学校三分之一的研究生在这个系里读书，电机系里教授们 手头的科研经费占到工学院全部科研经费的三分之一，电机系举足轻重。

　　他反复掂量过，陈树柏的学问人品杰出优秀,有口皆碑。此人资历完整，1962年从名校伊利诺艾大学电机系取得 博士学位，伊利诺艾大学的工程专业以其优良的学术传统和科研、教学质量，在全美大学评选名单上历来在前5名之内。陈树 柏毕业后就应聘来到圣塔克拉拉大学的电机系执教，在他38岁那年成为学校里最年轻的教授，唯一的华裔教授。由于杰出的 教学、研究和著述成果，陈树柏拿遍了学校关于科研和教学的所有奖项。

　　虽然如此，院长仍然顾虑重重。美国经历了百余年的种族隔离与种族冲突，社会深受其害。60年代后期，美国立志 改革，种族歧视已经受到遏制，各种族的平等权利逐步获得法律保障。大学里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种族之见判断、区 分与决策。然而院长心里想的是，陈树柏尽管在电机系高票当选，毕竟不是百分之百。种族之见非常微妙，嘴上虽然不说，心 里难免看你不起。加之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形象不佳：虽然学问可以做得不错，但刻板、自私、搞小圈子、不和群。在这样的背 景下，陈树柏能把这样一个大系管好带好吗？此其一。

　　其二是担心风险。要是陈树柏当上系主任，那可是对多年传统的突破。院长要面对的可是势力强大的教会，我该怎么 向校方解释任命的根据？我该不该为陈树柏担一回风险？若有任何闪失，院、系受损，本人也将进退失据，院长需要三思而行 。

　　然而若不签署任命，那将意味着否定电机系的选举结果，违背民意，后患无穷。于是院长找来陈树柏谈话，大泼冷水 。院长推心置腹，说出他心中种种顾虑，他想让陈树柏知难而退，如果本人退出系主任竞选，岂不化“风险”为夷？

　　不料陈树柏当仁不让。“开弓没有回头箭”，是他常说的话。既然决心参选系主任，岂能畏首畏尾，何况已成竹在胸 ？他不仅向院长描绘出上任后的目标，还依据他多年在系里从事科研与教学的经验，分析时弊针针见血，再提出兴利除弊的方 案，与逐步实施的计划。

　　树柏那种知难而进，勇于进取，不仅要做个好的教授，更要成为领袖与管理者的胆识气度，源自他的军人出身。或许 因为他是将门之后，在他的血管中流动着将军的血液，他从小耳濡目染，在性格方面受到严格的家教与磨炼。

　　陈树柏的父亲陈济棠是原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司令，广东省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委，是国民党政府中为数不多的陆军一 级上将，当时被称做“南天王”。陈将军共有18个子女，陈树柏排行第10，1929年出生。高中毕业后，受家庭尚武的 熏陶，他进入黄埔军校，是第22期的学生。1950年他随军到台湾，退伍后，娶香港工业家千金林若星为妻，双双赴美求 学深造。仍然是由于军人背景，树柏在美国首先考进了赫赫有名的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却没有学习军事科学，读的乃是电 机工程学，以后才又进入伊利诺艾大学，在这所著名的大学里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

　　院长知人善任，不仅欣赏树柏的决心与气魄，而且赞同树柏缜密的计划，他放心了。既然众望所归，院长决定顺水推 舟，终于签发了任命。他的决定改变了陈树柏的人生轨迹，从一个纯粹的教授转换成一个既精于学术，又善于行政的“双肩挑 ”。

　　树柏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系主任生涯。他辛勤耕耘，把系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团结同事，办 事公道，电机系在他的带领下蒸蒸日上，最终成为工学院里最大的系：学校一半的研究生在这个系里读书，电机系科研经费占 到工学院全部科研经费的50%，电机系不仅是工学院，也是整个大学教学与科研的重镇。在他的任内，毫无种族偏见，择优 聘任了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助教授，其中不乏华人。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由于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杰出成就，树柏1979年获得了美国“总统特别奖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就在树柏更上一层楼，“代理”工学院院长，准备接掌工学院，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人生轨 迹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度尽劫波，相逢一笑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门户开放，很多美国华裔学者返乡，或者讲学指导青年学子，或者带回课题开展合作研究。 陈树柏也收到国内大学与科研机构的邀请。

　　树柏留美30年，事业成功，生活安宁。可是他“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看到国内文化教育比较 落后，他愿发挥自己的专长，为自己的祖国培养人才。但是他心存疑虑，担心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本人的历史，能否被中国共产 党接受。

　　他思前想后，决定写一封信给邓小平先生，坦陈胸襟，问个究竟。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教授来信说， 邓先生收到了他的信，欢迎他回国讲学，定对他以礼相待，请他不要有任何顾虑。

　　1980年夏天，陈树柏夫妇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国，树柏立即开始学术访问，在几所大学和研究院讲“网络拓扑 学在电路中的运用”，这是他从事研究多年，并且颇有建树的领域。9月，北京进入初秋，天高气爽，树柏受到了邓小平的接 见。会见时，邓先生第一句话就问：

　　“我是称呼你陈教授呢，还是陈博士？”

　　“请叫我的名字陈树柏好了。”

　　邓小平解释说：

　　“这不是客气，而是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

　　于是，树柏回答：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既是博士，又是教授，称教授表示更敬重些，因为博士太多了。”

　　邓小平笑道：

　　“那我就称你陈教授吧！”

　　一段亲切热情的开场白之后，谈话进入正题。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统一是大势所趋。80年代，我 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凡是在海外的朋友愿意回国来参观、讲学，我们都热情欢迎。在台湾的朋友愿意回来看看 ，我们也同样欢迎。希望在海外的人士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还动情地说：“不统一，我交不了账，蒋经国也交不了账 。能在我们这一代交账，历史能写上这一笔比较好。”

　　历史是不能也不必回避的。然而时代在前进，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更客观地观察回顾那一段让中国人扎心断肠的历 史，重新考断评价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与审慎臧否人物，乃是因为他们会采取新的视角，展开更为宏观的视野，拥有宽容的胸襟 。邓小平说了一段令陈树柏颇感意外的话：

　　“令尊治粤八年，建树很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还风趣地说：“你父亲和蒋介石唱对台戏，起的作用不错。”

　　的确，陈济棠将军主粤期间，热心于广东的建设，使广东，尤其是广州，在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广州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当时广州物价稳定，市场繁荣，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广州 的各级学校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山大学建成石牌新校址，其图书和各项设备也得到进一步的充实；筹办了农业、水产、美术 、音乐等4所专科学校；筹建了省立襄勤大学；开办了市立第二中学；兴办了市立第一幼稚园；建立了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在 香港开办了珠海书院等等。

　　他对家乡茂名(今高州)也有诸多建树：兴建飞机场；修复了城隍庙；修建高州鉴江桥。1940年，陈济棠任农林 部长期间，为纪念孙中山创办德明中学(今高州一中)；兴办高州广南医院(今高州人民医院)。每逢家乡因灾失收，乡民生 活困难，陈家便将藏粮平粜或赈济饥民。

　　说到“和蒋介石唱对台戏”，那是指1933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苏区时，蒋介石曾指令陈济棠的10万粤军 从南粤进攻苏区。陈早就看透了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地方派系实力的“一石二鸟”的惯用伎俩，不但按兵不动、坐壁上 观，还因同情红军抗日，接受“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抗日主张，而派手下高参杨幼敏亲自将3万发子弹 赠送给红军。到了1934年9月，陈济棠更派密使与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联系，双方分别派出潘汉年、何长工和杨幼 敏等人秘密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相通商、互通情报、设立后方医院和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1934年10月下旬，陈 济棠按照协定，让出了一条40里宽的通道，让突围长征的红军顺利地通过广东进入湖南。

　　树柏非常高兴邓先生，这位最权威的共产党人给予父亲如此高的评价，连忙说：“那时候我还太小，不知道什么。”

　　树柏就他回国参观所见，诚恳地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希望祖国在推行四个现代化时，对发展科技教育做出系统 周详的计划，在百年树人上多下工夫。临别前，树柏表示希望得到邓先生的墨宝。四天后，在他离开北京前夕，邓小平派人送 来了亲笔写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以表达他对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捐弃前嫌、实现祖国统一的深切 期望。

　　这两句话源自鲁迅先生1933年写给日本友人的诗作《题三义塔》。原本意思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终归要失败 ，待战争结束以后，中日人民依旧葆有兄弟般的友谊，将在一笑中泯灭战争中的恩怨。意境优美，情味浓厚，这诗句激励了许 多怀有敌意的人们放开胸怀，和好如初。

　　回到美国，树柏依然被邓小平的雍容大度所感动着。亲眼看到国家开放，百端待举，缺乏人才的局面，深思熟虑之后 ，他写下一份建议书，计划在国内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博采众长，充分吸取美国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以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科 技人才为目标。建议书中包含了陈树柏对国内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见解，那是基于他在国内访问考察中的观察与思考。

　　破釜沉舟做个大实验

　　1982年，陈树柏教授再次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先生接见。再次见面，邓小平先生像欢迎老朋友似的问长问短 ，树柏已经完全没有头一次会见时的局促，更加畅所欲言，把心中构思了两年的创办大学的计划梗概和盘托出，他连未来大学 的名字都想好了，问邓先生：

　　“叫‘中国实验大学’可好？”

　　邓小平连声说：

　　“好名字，你想要做个大实验！”

　　1984年夏季，胡耀邦总书记在

北戴河接见陈树柏。胡耀邦对陈树柏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表示支持，建校 地点选在特区深圳。树柏对当年情景记忆犹新：

　　“胡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我这次和你会面，不是代表邓小平主任，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党中央，向你表 示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已获批准。’”

　　树柏回忆起这些话不禁带上了几分激动：“胡先生对实验大学的筹划，显然考虑得很仔细。他清楚地算过账：‘你向 中央要求两亿元，我们决定给你两亿三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费一亿，二亿元刚够平整 两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平整土地后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三千万作首期基建费用……”当知道树柏决定全力 以赴，要为办学事业辞去在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的终身教职时，胡耀邦既感动又担心，因为做实验就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他 体贴入微，建议树柏量力而为：“最好是留职停薪，留条后路，较为稳妥。”

　　“开弓没有回头箭”，树柏毅然辞去在圣塔克拉拉大学的一切职务，那年他55岁，年富力强。尽管困难重重，也少 不了被泼冷水、扯后腿，然而树柏矢志不移，认定中国在经济开放后，教育也在开放，而实验大学正是教育开放的一个新的突 破。开明的领导人，是中国改革的希望所在。树柏看到了这个希望，他为筹办“中国实验大学”行动起来了：招募工作人员， 勘察校址，设计蓝图，跨洋奔波，频繁往返于深圳与加利福尼亚。

　　然而，愿望与现实之间，有的时候竟然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8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处处需要资金，举步维 艰。筹办大学所需资金不菲，前期资金筹措已有困难，后期所需难以为继，无法保证。何况国家在深圳刚刚办起来深圳大学， 已是巨额资金投入，再办中国实验大学，实属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1985年3月22日，邓小平就建立中国实验大学做出批示：“请何东昌同志婉劝陈树柏教授：办校筹资不易，他 的盛情和辛劳，我们很感谢，但希望不要勉强搞。”陈树柏随即从深圳筹备处赶赴北京，在国家教委，何东昌向他转达中央决 定：暂缓兴办中国实验大学，推迟两年再议。

　　树柏对于邓小平先生与胡耀邦先生由于财力局限，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可以理解，他面对现实：目前创办“中国 实验大学”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他不无遗憾，心中怏怏，离开深圳，返回美国，回到他已经辞职离开了两年的圣塔克拉拉大学 。办学计划虽然搁浅，但邓先生的雍容大度，务实果决，给树柏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永远的记忆。

　　1997年邓小平辞世时，曾在不同场合会见过邓小平的美国华裔名人集会，追思缅怀，深情吊唁。在追悼大会上， 陈树柏以亲见亲历，追忆邓小平谦逊求实的作风。他深为“一国两制”构想者不能亲睹香港的回归而扼腕叹惜。他盼望中国领 导层努力完成邓小平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未竟之业， 还盼望两岸更好地沟通，完成统一大业，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 之林。

　　

　　不回头的箭

　　树柏重回圣塔克拉拉大学执教，一晃之间，7年过去了。这些年，他潜心教学与研究，成果颇丰，成为该大学的讲座 教授，这是教授的最高荣誉。1991年获最杰出研究教授奖，为该校140年来首次获此殊荣的教授；同年3月被布什总统 任命为“富尔布莱特国际学术交流基金委员会”的评审委员。树柏做事一向认真不苟，需要仔细审核来自各方的申请项目，并 且定期奔赴首都华盛顿参与评议和表决。

　　可是，兴办一所以培养高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新型大学之梦，从未泯灭。在他的周围，聚集着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 们是教育界的杰出学者教授，硅谷高科技公司成功的企业家。

　　90年代初期，美国虽在波斯湾战争打了胜仗，趾高气扬，但对始于80年代后期的经济衰退，布什政府却束手无策 ，结果失去民心。布什竞选连任失败，共和党痛失朝廷。克林顿则以振兴美国经济为号召，顺势为民主党夺回了白宫，美国经 济也出现了走出低谷的迹象，正是克林顿新政府发展经济的好时机。

　　天从人愿，科技领域出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讯技术，支撑它的计算机和软件技术迅速发展。当时，人们把这些新 技术笼统称之为“高科技”。明眼人一看就醒悟了，这些“高科技”将足以改变整个社会和全人类的行为方式。硅谷作为世界 高科技的中心，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副总统戈尔特意跑到硅谷，兴致勃勃，大侃特侃“信息

高速公路”。

　　经济的飞速上扬，出现人才紧缺问题。各大公司派出或聘请“猎头”，四处寻觅工程师，甚至不择手段，互挖墙脚。

半导体或计算机的工程师十分抢手，尽可以待价而沽。可另一方面，公司中现有的部分工程师却由于知识老化，面临被无情淘 汰的命运，硅谷出现了一批新的“待业中年”。

　　1992年，树柏和他的朋友们，看在眼里，念在心头：在美国硅谷兴办一所他们心目中的新型大学之时机已经成熟 。需要的是行动。

　　“开弓没有回头箭”，树柏又一次辞去在圣塔克拉拉大学的一切职务。这次算“提前退休”，差别在于，他可以按月 领取一份足以让他富裕地生活的“退休金”。他要全力以赴，实现办学理想。

　　开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首先要通过政府严格审查，获得官方批准。为此，树柏和他的朋友们，经过两年工作，方 准备就绪。当务之急是需要制订科学系统的教育计划。树柏带领他的团队访问硅谷公司，考察用人状况，反复推敲，制定了无 懈可击的办学计划。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办学需要巨额资金，必须筹足。树柏凭借他多年人望，四处奔波，游说“化缘”， 令社会有识之士纷纷慷慨解囊，共襄盛举。树柏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筹款任务，对支持他兴学办教育的门生故旧永远心存感激。

　　1994年，第一所由华人创办的正规大学，“国际科技大学”，终于诞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克拉拉市，人们常 说的硅谷的中心地带。大学以研究生院为主，主攻方向有电机工程、计算机工程、软件工程和工商管理等等，具有颁授学士、 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正式资格。该校教授均有博士学位，其中多人是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和院士。国际科技大学教授商业、管理 、技术方面最前沿的知识，体现着硅谷精神的创业和管理的核心理论和具体模型，也融合到它的教学计划中。

　　树柏亲自主持每周一次的学术报告会，得地利之便，可以邀请到硅谷各行各业的企业家给学生讲他们创业的故事，邀 请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给学生讲最新的科技动向和他们做学问的体会。

　　国际科技大学非常注重学生健全的伦理观念和社会观念的教育，专门开设有关职业操守与道德规范的课程，以培养出 富有奉献服务精神的毕业生。“敬业、乐群”是树柏经常训诫学生的话，如今已经成为校训。

　　在听演讲的时候，树柏要求学生不得迟到早退，必须保持会场肃静，让学生懂得尊重演讲人。树柏是军人出身的学者 ，律己正人，随时随地。不仅在校内，他在社交场合也难免训人。一次树柏应邀参加旧金山华人结婚喜宴。台上的人自顾自地 说得起劲，台下宾客谈天说地、震耳欲聋。衣香鬓影的宴会吵闹如同市集。轮到树柏上台，开口便说：“让我向各位说句真诚 的话。我们中国人在这种场合中，总是台上、台下各说各的，这是一种非常不敬的坏习惯。”语惊满座，全场鸦雀无声，宾客 面面相觑，十分尴尬。

　　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行必须从点滴入手。学校发现学生中有考试作弊的行为，而且作弊者都是中国学生,树柏非常 生气：“这是我办学的失败！”他首先解雇了考试中放纵学生、监考不严的教授,然后和每个作弊的学生谈话训诫。开始竟然 有学生耍赖不承认作弊，树柏则拿出试卷剖析作弊的痕迹,找来“人证”对质。最后，作弊的学生个个悔恨交加,有的痛哭流 涕,有的甚至抽自己嘴巴。树柏继而在全校宣布：凡在考试中作弊者，第一次被抓到，考试成绩是“F”(最劣等的成绩)。 第二次被抓到，开除。从此杜绝了考试作弊现象。

　　树柏严格要求学生，大处着眼，细微处入手，军人本色，也不乏温情。他发现有一位刚刚从国内来的学生，穿着邋遢 ，多日不换衬衣。一问，学生回答：没有衣服可换。下班后，树柏把学生找来：“你现在跟我回家。”学生不明就里，乖乖地 上了校长的车。树柏打开自己的衣柜，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我看你和我身材差不多， 衬衫、裤子你各挑三件。”学生只得遵命，然后树柏又拿出崭新的衬衫、裤子各三件说：“我不能只送给你旧衣服。”“从明 天开始，你每天要换衣服！”

　　两年后,国际科技大学的第一批硕士生毕业了，他们在硅谷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就业率100%。学生们高兴， 树柏尤其兴奋：“就业率其实超过100%，因为很多的学生拿到不止一家公司的聘书。”一位来自广东的女生，完成了硕士 学位，在一家半导体公司上班了，她向母校捐赠一万元，感激学校和恩师的栽培。数目虽小，却令树柏万分激动，亲笔回信鼓 励。如今，成才的毕业生们感念校长，回馈母校，已是屡见不鲜。

　　加利福尼亚的初夏，阳光格外明媚，天空晴朗。在一片碧绿的草坪上，搭起观礼台和雪白的帐幔，主席台四周簇拥着 五颜六色的鲜花，蓝天白云之下国际科技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将在这里举行。树柏和教授们两年的操劳和心血，终 于培育出自己的硕士毕业生。教授们和毕业生们分别穿戴起代表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的袍子和方帽子，他们兴高采烈像过节似 的。今天真的是国际科技大学的节日，一个属于创业者的节日。来自硅谷工业界的领袖，大学教授，政府代表和社会闻达参加 观礼。有“氢弹之父”之称的著名科学家艾德华·泰乐教授是国际科技大学的众多支持者之一，陈树柏校长代表国际科技大学 向他颁发证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泰乐随后发表了精彩演讲，用他发明氢弹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什么是科学和科学家的 社会责任。

　　在以后的年月里，国际科技大学为硅谷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办学成功，有口皆碑。数不清的美国各界人士 都关注、支持着学校的发展。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教授、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教授 、旧金山市市长威利先生以及多位美国联邦参议员等社会名流，先后担任国际科技大学的历届毕业典礼演讲嘉宾，并且荣获该 校的名誉博士学位。

　　陈树柏教授百折不挠，终于成功地在美国创办了一所他理想中的大学，第一所由华人兴办的高等学府，他被誉为“华 人之光”。树柏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万籁俱寂，他仍在书房里工作，抚今追昔，更思考着未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 迟暮”，古稀之年，依然盼望着在中国内地实现他25年前的梦。

　　办学12载，树柏兄三次突发心脏病，所幸抢救及时，三次安放“支架”，转危为安。每次都是仅仅稍事歇息数日， 便继续马不停蹄地奋斗。他对劝他“悠着点”的人说：“如今的医疗技术又进步了，我现在的体力比发病前好得多！”大名鼎 鼎的麦克阿瑟将军留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他的赫赫战功，还有他作为职业军人的伟大精神和他的一句传世名言：“老兵永远不 死，只是渐渐凋零”，讲的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那种义无反顾、杀身成仁的大无畏精神永在。树柏兄毫不惧怕病魔对他生命的 威胁，长葆“老兵”激情，奋勇向前，真是一支不回头的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