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疯的钟表匠：E·胡塞尔

　　□文/王立彬

　　2006年5月13日，德国南部初春的阳光里，在前往梅斯基希镇海德格尔墓地献花时，我和朋友们驱车途经弗莱 堡市区的埃德蒙·胡塞尔墓。穿过寂静的墓区，我们走到一座简朴的墓碑前，看着上面的墓主姓名，以及长满春草春花的墓石 。在墓石上坐下来，无所不在的阳光，让我感到很虚无。

　　在我此行带来的两束鲜花中，我有意把其中较大的一束放到胡塞尔的墓上。从万里之外来到德国，我是为向海德格尔 墓献花。而把较大而丰满的一束鲜花献给我不甚了解的胡塞尔，因为在我的内心里，这束鲜花，也许可以算作是我冒昧地替海 德格尔敬献给他的导师的。

　　作为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最为器重的弟子，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大师马丁·海德格尔，未曾出席导师的葬礼。在胡塞尔 逝世时，德国纳粹主义黑云压城，满天下的桃李中，前来为胡塞尔送葬的学生只有一个人。而正在卷入国家社会主义泥淖的海 德格尔，不仅未送老师远行，而且还把《存在与时间》这部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扉页上给胡塞尔的献词——“献给埃德 蒙·胡塞尔，父亲一般的朋友”——撤了下来。其实，20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思想上早已分道扬镳。晚年的胡 塞尔，在读完了海德格尔的一篇文章后，不无自嘲地写道：“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

　　很大程度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欧洲，真理已经成为老古董，成为经济实用主义、幸福边 际主义的笑柄。然而胡塞尔的一生，就是在时代起伏不已的水面上，徒劳无功然而执著地写下“我坚信真理犹如磐石！”

　　认识埃德蒙·胡塞尔

　　“面朝事物本质”的现象学的方法、数量逻辑的分析方法以及传统的辩证法，被称为西方“三大哲学方法”。作为现 象学创始人，德籍犹太人哲学家胡塞尔堪称最后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始终保持一个17世纪的信仰：绝对真理是 存在的，而且是可以通达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胡塞尔的一个儿子战死，一个儿子头部中弹；随后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灭亡、魏玛共和国动荡纷 扰，第三帝国的崛起，国家社会主义反犹运动向种族灭绝的发展；他最为优秀的学生，要么正当盛年就死于前线，要么流亡异 国他乡，要么死于纳粹集中营，还有的投靠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因为这样，令我们格外惊奇的是，他能在时代大河奔腾 不息的水面上，勾画他那不动声色的思维方程式，不食人间烟火犹如中世纪僧侣。

　　“历史本身不是答案，而是破绽。”作为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观念论者，胡塞尔一生蔑视历史，看不上时间性的事物 。然而，历史却又是他无法摆脱的当下。甚至可以说，正是面对历史的暴力与强大，胡塞尔才走上与历史斗争的战场。胡塞尔 是名副其实的“西方哲学家”，身上最少“东方思维”的蛛丝马迹。“离开确定性我无法呼吸”，这为他赢得了“发疯的钟表 匠”的绰号。毕其一生，他就像一个发疯的瑞士钟表匠，呼喊着“我需要更精确，我需要更精确！”在一个实用主义、玩世不 恭和怀疑主义像传染病一样席卷欧洲的时代，胡塞尔让我们去见识到底什么是纯粹西方思维，以及这种思维方式与神秘主义的 冥想、狂喜的体验、天人合一的追求及浪漫的诗情画意等东方思维的格格不入。

　　胡塞尔1859出生于奥匈帝国。早年攻读数学和物理，并在1881年获得博士学位，这使他具备了数学家清晰的 思维头脑。他的文风也像一道复杂的数学方程式，让外行人眼花缭乱却一丝不苟，即使不懂数学的人，也会心存敬畏之情。当 然，这也使得他有些不近人情，冷漠得犹如一条几何原理。正是因为这位数学—物理学博士发现数学也无法满足其对确定性的 追求，所以才在1883年于维也纳开始追随哲学家、心理学家布伦塔诺从事哲学，随后在哈雷、哥廷根和弗莱堡大学任教。 胡塞尔一生对确定性的追求，可以用他那本十分有名的著作《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来比喻。

　　胡塞尔被后世公认的成就，主要是他以快刀斩乱麻之势，从根本上摧毁了心理主义(也是相对主义)对欧洲思想的绝 对专制，并给历史相对主义以致命一击。晚年的胡塞尔，因为其先验唯心主义与彻底的主观主义的倾向，造成了他的精致方法 与体系追求之间“短路”，从而不断受到批评。

　　一直到死，胡塞尔都坚持西方纯粹思想对东方经验主义的优越性。当然，最大的讽刺就在于，胡塞尔坚持的西方思想 ，依其不可抗拒的内在逻辑性，已经演变为惨绝人寰的大战和种族灭绝。许多人由此视胡塞尔的一生为一场悲剧，并且多少包 含了针对他的嘲讽。

　　心理学根本上就是

　　哲学精神的包袱

　　1900年，欧洲诞生了两部经典性著作，其影响力持续至今。一部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 一部是埃德蒙·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在现实生活中，胡塞尔从来没有与维也纳的著名心理医生有过冲突。然而，两位思想 家都有抛开纷扰的世事而“向内看”的思想倾向，弗洛伊德转向人类潜意识，胡塞尔转向人类意识。

　　然而，这两位犹太人展示了完全不同的趋向：一个是心理主义倾向，另一个是强硬的反心理主义倾向。胡塞尔的第一 部现象学著作是两卷本的《逻辑研究》，其第一卷“纯粹逻辑引论”已经转向强硬的逻辑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心理主义。这 里表现了他对心理主义包含的真理标准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甚至唯我主义的坚决抵制。胡塞尔在多年后的日记中写道：“我 一直在经受着强烈的缺乏明晰性和不断徘徊的怀疑的折磨……只有一种需要吸引着我：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便不能生存 ；除非我相信我能获得明晰性，否则我便不能承受生命。”

　　追求明晰性和确定性，是现象学发展或其得以诞生的重大因素。最大的暧昧、含糊与模棱两可，就体现在心理主义、 相对主义上。胡塞尔认为，历史上有两种心理主义的相对主义，一种是个别的心理主义，认为真理由个别人的心理状态决定， 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真理，最早的代表是古代怀疑主义，这一方向的心理主义和相对主义，使真理成为每个人心理情绪的产 物；另一种是人类学的心理主义，认为真理是由人类共同的心理-生理组织决定的，代表是新康德主义的一些头面人物，这一 方向上的心理主义和相对主义倒没有把真理交给张三李四每天的心情好坏，但把真理交给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倒在1900年的门槛上的哲学家尼采已经预言过：“有一个不速之客，已经站到欧洲的门前，他的名字叫虚无主义 。”相继爆发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中心席卷全球的人类大屠杀与文明自杀行为证明，尼采关于基督教欧洲陷入 虚无主义总爆发的不可避免。晚年胡塞尔以前所未有的入世态度，以“欧洲科学的危机”拉响警报器，但螳臂当车，已经不可 能阻止心理主义、相对主义的必然结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政党甚至不同的领袖，在不同的需要 下，完全可以拥有不同的真理，而且为了我自己的真理而诉诸世界大战是无可厚非的。

　　胡塞尔以卓越的论证证明，心理主义混淆了自然规律和逻辑规律。如果逻辑规律依赖于人类心理，那么其绝对有效性 就成了问题。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人类心理不会发生变化，这只能导致相对主义。这正像分析逻辑哲学大师罗素所打过的绝妙 比方：一只鸡可以把“主人出现”和“有东西吃”两件事联系起来，因为主人每天都会喂它。但这只鸡的推论，在主人宰杀它 的那天彻底被打破了。胡塞尔认为，纯粹逻辑不管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什么，都保持绝对有效性。真理本身不是某件事物，而 是一种观念的、非时间性的永恒存在。

　　以心理主义取代逻辑规律，使得今年夏天成立的2+3=5这样一个公理，到未来某个暖冬或者大雪之夜，可能因为 “人类进化”或“心理变化”演变成2+3=7。心理主义把真理问题变成大脑活动的产物，甚至肾上腺分泌的结果。按这种 说法，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规律和公理。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没有普遍有效性，根据时期不同或地理经纬度不同 ，同样一个逻辑判断可以“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胡塞尔说，这样一来，心理主义、相对主义的判断本身也成为“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对于我来说显然不可能一切 都可疑，因为在做出‘一切都可疑’的判断时，这个判断行为本身是无疑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坚持普遍怀疑就会导致背谬 。因为在任何一个怀疑之中，这种怀疑本身却是确定无疑的。任何思维过程，无不如此。”这样，至少在思想层面，胡塞尔以 其无比清晰的逻辑头脑，揭示了心理主义、相对主义的“自相矛盾”，以快刀斩乱麻之势终结了心理主义的诡辩术。

　　世界历史该扔进括弧里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这是唐朝诗人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的四句诗。这首被闻一多称为“宫体诗的自赎”的宫体诗，在铺陈绮靡中， 包含着深刻的思辨。可以说，这四句诗，对于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非常有帮助，这种本质，就是欧洲哲学传统对于“第一 个人”的追问。

　　江畔第一个抬头看见月亮的人(并第一个意识到自己在看月亮这一意识行为的人)，指的并不是历史的、时间的意义 上的第一个人，不是指“第一类人猿第一次看见月球”，而是指“自我意识”与“反思意识”的诞生，即海德格尔说的“人们 对于自己竟然存在而不是不存在”的无限惊讶之感。任何一个发出此“千古一问”的人，都称得上是第一个看见江月的人，也 是江月第一次照亮的人，就是哲学上的“第一个人”。现代哲学已经由古典哲学的“第一个人是什么”，转向“随便什么人要 干什么”之后，胡塞尔以其反历史主义，成为最后一个为永恒的“第一个人”问题而浩叹的本体论哲学家。

　　对坚持逻辑主义的本质论者胡塞尔而言，终结了心理主义的统治之后，就轮到打败历史主义对真理世界的入侵。对于 喜欢把“历史证明”挂在嘴边的中国人而言，胡塞尔的反历史主义可以说有一股釜底抽薪的彻底性。在胡塞尔这里，历史从来 就不具有优先性。完全相反，历史是世间性的一个因素、是一个阶梯，是物质世界的一个“层次”。历史本身不是答案，而是 破绽。

　　这与他对心理主义的进攻一致，胡塞尔认为，诉诸历史，就是把真理托付给偶然的经验世界。而历史主义或者经验主 义，将可能在100年甚至10年之后，就完全颠倒过来。对于普遍的真理，既不能诉诸心理活动也不能诉诸历史事实，而只 能诉诸先天先验存在的“本质直观”——其实也就是“永恒真理”。中国人要理解这一点，其实并不难。这有点儿像佛禅哲学 中的“明心见性”，也就是“拈花一笑，直指人性”。也有点像程朱理学的“天理”，或者王阳明心学的“良知”：人人有一 先天、先验的“良知”，即使父母未生你我之前，都永恒不移的那一“天理”。这种永恒真理，不仅经夏商周秦汉唐宋明而不 改，甚至如佛陀所说：“在佛诞生之前，宇宙之间即已运行着永恒的经典。”

　　因此，正如胡塞尔所说，从历史事实中无法推导出最终的客观性。例如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个公理， 就是无法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的，否则你必须测量宇宙空间所有两点间的距离。同理，“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 也不可能通过经验事实而得到证明，除非你测量了所有的三角形。数学或几何公理，就是诉诸“本质直观”的最佳例证。

　　因此，哲学核心问题“第一个人”问题，既不属于历史范畴也不属于史前范畴。人类起源于非洲还是火星，这不是哲 学问题，而只是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成为江畔初见月的“第一个人”呢？

　　在这里，我们遇到胡塞尔独特的“现象学还原”——意思就是把判断“悬置”起来，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物 理学等经验科学搁置，统统放进括号里面。“现象学还原”可以说是一种“减法”，就是把蒙蔽在现象世界的一切意见、前提 、传统、信仰等逐个减下去。其实，这因袭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演绎过程，也很像佛教的“八辩还心”：把属于时间 的还给时间，把属于空间的还给空间，把属于物质的还给物质，把色、声、味、触、听、识一一还给眼、耳、鼻、舌、身、意 ，这样一路减下去，最后“不能给你留下来的，自然就不属于你；而最后剩下来的无法减掉的，不是你又是谁呢？”(“不汝 还者，自然非汝；可汝还者，非汝而谁？”)当然，这个无法减下去的“剩余物”，就是真正的我，本来的我，永恒的我。

　　生活世界还是艺术世界

　　近来，在“古已有之”传统下，汉语学界用佛禅“比附”胡塞尔现象学不亦乐乎。有人钻进佛教“唯识学”的故纸堆 ，“佛注胡说”；有人干脆以之“弘扬佛法”，通过现象学找到一条“国学复兴”的康庄大道。这让人想起佛学“龟毛兔角” 的典故来。佛祖说法时，经常使用的这个词汇，意思是“乌龟的毛、兔子的角”——根本不存在之物，无须置评。

　　佛学与现象学之间，多可攀附之处。比如胡塞尔的立场，可以套上《愣严经》的名句“想澄成国土，依空立世界”： 空明澄澈的纯粹智慧，因为“心念一动”而凝结成国土；四大本空也在“一念尘心”之际沦为物质世界。然而，在目的上，印 度思想与希腊思想判若泾渭。

　　这就是说，对佛陀置之不理的“龟毛兔角”，胡塞尔高度重视。对想像虚构的关注，可以说是现象学最高级的培训内 容。要知道，现象学的“现象”，指的不是物质世界，而是物质世界在我们意识中的“显相”。对现象学而言，“河边有一座 房子”可真可假；但“我看到河边有一座房子”，却是真实的。因为即使这是一个幻觉，但这个幻觉本身却是明晰无误的。乌 龟没有毛，兔子不长角。正因如此，集中注意力去想像“一个长毛的乌龟，一只长角的兔子”，才是一种真正的意识构造功能 的训练。

　　这一点，在艺术世界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想像、联想、回忆、虚构是意识的本质要素，也是艺术创造的灵魂。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验的事件，自身是断断续续的，并无逻辑或时空关联，是想像、回忆、虚构、联想把它们联结在一起。没有 想像力的意识，只能是一块块碎片，无法形成自我的统一。

　　胡塞尔说：“凡是在本质科学中(现象学理所当然包含在内)，我们的再现和自由想像都是最优先的。它远远优先于 知觉，即使在关于知觉本身的现象学中也是大大优先。”没有想像的世界不是世界。姑且不论米罗、达利或毕加索的超现实主 义世界。即使坚持耶稣属于虚构的人，也不会说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是“关于谎言的谎言”；伦勃朗的《圣家庭》是关 于根本不存在的家庭的胡思乱想。把苹果与万有引力联系起的，是牛顿的想象；把牛顿的时空扭曲折叠的相对论，更是产生于 爱因斯坦的想像。

　　《历史主义的贫困》的作者、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划分过“三个世界”：物质世界是世界一，人的世界是世界二，艺 术创造的世界是世界三。现象学揭示了世界三无穷无尽的本质，且世界三始终是以世界一、世界二为意向性对象的世界三。这 让人想起卡尔·马克思的话，“人不需要想像真实的事物，而可以真实地想像事物。”在这里，胡塞尔也与弗洛伊德殊途同归 ，他们都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本身包含的无穷无尽的内容，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无法忘怀的挫折或遗忘的经验，从而得以重建 我们人生的完满性。

　　“内在于‘我思’的一种目光朝向客体，此目光从自我中不断涌流，依据不同的行为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你正在 知觉，它是知觉的目光；如果你在虚构，它就是虚构的目光。如果你处于喜欢的情绪中，它就是喜欢的目光。如果你只有意愿 ，它就是意愿的目光。”胡塞尔自己承认，在所有哲学流派(或运动)中，现象学最接近于艺术世界。正是有意或无意地凭借 现象学，我们得以顺利出入记忆与期望的世界，凡·高与达利的世界。

　　然而，如果毕生追求“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的胡塞尔，发现最契合他的理想的反而是艺术世界，一定会发现其 中的讽刺意味，因为艺术世界打破了一切严格的东西！

　　面向胡塞尔本身

　　公元前4世纪，一位叫做第欧根尼的古希腊怪人，大白天打着灯笼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四处奔跑，人们问他找什么， 他说：我在寻找人。这话激怒了所有在场的人，于是他被哄赶了出去。2000年后，法国思想家笛卡儿坐在家里的壁炉前冥 思苦想：我到底存在吗？关于“我”的感受，难道不是恶魔的一个玩笑吗？最后他只好躲进“我思故我在”的结论中，才避免 了发疯。

　　“我在寻找人”“我到底存在吗”，可以说，在20世纪哲学家中，“发疯的钟表匠”胡塞尔最有资格获得当代第欧 根尼和笛卡儿的称号。早年，胡塞尔就面临选择数学还是哲学。然而，胡塞尔选择了哲学，这不仅是他立志要把哲学确立为“ 一门严格的科学”，而且还是比数学更加严格的科学！

　　胡塞尔把这种抉择的动力归结于“蓄积于势不可挡的宗教体验”。而且，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放弃数学、投身于 哲学的同时，作为犹太人的胡塞尔，开始认真研读《新约》，并在1886年改宗，受洗加入路德派新教。应当说，从此以后 ，胡塞尔坚定地捍卫着新教信仰，就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志在扫荡天主教信条、神职人员、罗马教廷乃至整个中世纪神学 ，要让每一个信徒直接抵达上帝的存在一样，胡塞尔以其势不可挡之势，要扫荡形而上学的积垢，抵达真理的永在本身。

　　然而，胡塞尔看不起历史，却为历史纠缠；强烈反对心理主义，却一生为一种心理焦虑所困扰。毫无问题的是，在他 强硬的本质主义背后，是一种内在的迫切需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焦虑。也许，在这种内在迫切需求之中，藏 着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

　　如果忽视胡塞尔的时代，我们将无法切近他的本来面目。只不过与其说胡塞尔是时代精神产物，不如说是对抗此一时 代精神的结果。“面向事实本身”是现象学第一法则。然而，要“面向胡塞尔本身”并不容易。法国现象学家保罗·利科说： “人们完全可以将胡塞尔称作一个非政治性的人，他受的教育，他的爱好，他的职业以及他对科学严格性的偏好都决定了他的 非政治性。”一位中国现象学者说：“利科所说的‘非政治的’一词基本上等同于‘非历史的’、‘非社会的’、‘非艺术的 ’、‘非宗教的’，一言以蔽之，‘非人类现实的’。与这些概念相对应的概念则是‘先验的’或‘纯粹的’。就像纯粹数学 家一样，如果条件允许，纯粹数学家也可以做到在某种程度上‘不食人间烟火’。”

　　从理想化的坩埚中，蒸馏出这样一个“纯粹的胡塞尔”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世界，他既不曾超越宗教，也不曾超越种 族和民族，更不曾超越苦难。胡塞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当坐到书桌前时，就把一切心理、历史、宗教的成见放进括号里面。

　　种族对胡塞尔影响之深，一再让我想到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名言：“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我是 波希米亚人；在德国，我是奥地利人；在这个星球上，我是犹太人。

　　胡塞尔声称，现象学必须把上帝放在括号里。然而在生活世界，他只是把摩西的上帝放到括号里，而把马丁·路德的 上帝放在了枕边——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新教徒身份。这一政治性极强的宗教告白，在与老师布伦塔诺的关系上表现得很扎眼。 胡塞尔在回忆布伦塔诺时写道：“他对日常政治毫无兴趣，但是一个‘大德意志’的理念却是他的心头大事，这一理念基于古 老的‘南德意志’观念的思想，这个古老的观念伴他成长，如同他对普鲁士人的反感一样，这一古老的观念也是他长久以来固 有的。我们在此事上从未取得过一致。对他来说普鲁士的方式从来就不是富有人性的和有价值的社会形式，而我由于从中获益 甚多，已学会了高度褒扬这一方式。与此对应，他却缺少对普鲁士历史本质上的伟大意义的敏感性。与此相似的是他对新教的 态度，他退出天主教后也绝不与新教亲近。”

　　所谓“大德意志”理念，就是以南方天主教的奥地利为核心，用松散邦联的形式来搁置现代德国的统一问题；而“小 德意志”是以北方新教的普鲁士为核心，以现代民族国家真正统一德国，为此必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两个方案势不两立。通 过一系列王朝战争，普鲁士以武力实现了“小德意志”方案。俾斯麦随后就发动了针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布伦塔诺、胡 塞尔、海德格尔都卷入了这场冲突。

　　当时新教传统是德国哲学的主流。“天主教哲学家”是贬义概念，意味着学术低劣。对老师的信仰都不客气，对待学 生海德格尔和助手施泰因，胡塞尔就堪称偏执了。

　　1917年10月，新教思想大本营的马堡大学哲学系的那托普教授写信给胡塞尔，想了解海德格尔是否可以出任该 系副教授。胡塞尔回信说，海德格尔处于“‘常任天主教历史学家’保护之下”，并期望海德格尔有一天能投奔新教，因为海 德格尔的新婚妻子是新教徒：“她没有投靠天主教。”两年后，胡塞尔写信给那托普说：“让我告诉你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我 那时并不知道，即海德格尔已从教条的天主教中解脱了出来。之后不久，他达到了所有必要的结论，并以明确、有力、但却策 略的方式抛弃了‘天主教世界观哲学家’安全舒适的事业。”1922年，马堡大学又考虑聘请海德格尔。胡塞尔夸赞了海德 格尔作为一个“前天主教徒”对宗教之父马丁·路德的热忱。海德格尔到马堡任教将“起到联系哲学与新教神学的重要作用。 ”

　　埃狄特·施泰因女士长期跟从胡塞尔，是杰出的女现象学家，曾协助胡塞尔编辑《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胡塞尔 在1921年得知这位犹太同胞皈依了天主教时，他的反应是“为她难过”，视之为“精神贫乏的表现”。最后，这位杰出的 女现象学家死于奥茨维辛集中营。

　　胡塞尔上对老师、下对弟子表现的强硬宗派色彩，与其说忠于宗教改革，不如说有讨好德意志帝国之嫌，体现了他那 一代犹太人的艰辛。然而他宣誓为之效忠的德意志帝国，根本不买他的账。在国内，他被强迫退出学术公共生活；在国外，他 被禁止参加国际思想界的盛会。

　　1935年5月，胡塞尔在维也纳发表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的著名演讲，宣称，“声言存在所谓印度和中国哲学及科 学(天文学、数学)，亦即以欧洲意义阐释印度、巴比伦、中国，是一种错误，是一种意义的颠倒。”“尽管今日我们有一大 堆关于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著作，把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是形态上的一般外表遮盖了意向 性的深度，以致忽略原则上最本质性的差异。”6个月后，在布拉格演讲时，胡塞尔说：“欧洲人自身是否担负着一个绝对理 念，而不是像‘中国’或‘印度’那样仅仅是一个经验的人类学类型？”

　　这时的胡塞尔，已经被逐出德意志的教育界甚至公共生活。他一再委屈地辩解表白：两个儿子为帝国一死一伤；始终 不渝地支持普鲁士和新教；始终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曾经走进普鲁士军官团讲授欧洲近代思想史……然而，无论是对天主教的 歧视，还是对东方思想的蔑视，都无法扭转犹太人在欧洲面临的灭顶之灾，而大难临头之际，除了中国和巴勒斯坦，西方国家 竟然没有一个愿意收留犹太人。

　　1937年8月，胡塞尔因胸膜炎及支气管炎病倒了。次年4月8日，他在病中度过了79岁生日。当然，这时候已 经没有群英荟萃祝寿的盛况。10天后，这位20世纪最有创见的纯思者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没有留下处置财产的遗书，只 是以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一直作为一个哲学家而生活，现在我想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死去。”

　　胡塞尔是一个唯理主义者，他的现象学没有人类情感的存身之处。然而他的一生，既为对明晰性的强迫症式的追求所 驱赶，又为诠释现象学方法的徒劳而焦灼万分，并且面对西方哲学的大危机，为人类知识的辩护之难而深感绝望。

　　对于大白天打着灯笼满世界“寻找人”的第欧根尼来说，熙熙攘攘的人群完全是欲望的幻影；对坐在壁炉前苦苦思索 的笛卡儿而言，“自我”也许只是一场恶噩梦。然而，第欧根尼的寻找本身是真实的，即使那是一个绝望影子的寻找；笛卡儿 的“我思”也是真实的，即使那是一场大梦的思索。在20世纪欧洲文明的危机和废墟上，一无所获的胡塞尔对确定性的追求 是确定不移的。

　　站在海德格尔墓前时，坐在胡塞尔墓旁时，我头脑中萦绕不去的，是当时轰动全球的新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 ·格拉斯，原来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卫队队员。而这位《锡皮鼓》的作者，一辈子都在痛骂“那些纳粹”，并以小说《狗年月 》恶毒地称海德格尔为“生于梅斯基希教堂镇的狗”而声名大噪。我们知道，在纳粹上台时，胡塞尔表达过对普鲁士军国主义 的效忠，还跑到军官团中讲授西方思想史，胡塞尔夫人甚至以假装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来与丈夫斗气；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 校长后，签发了让犹太人胡塞尔停职的命令，并让妻子把命令和一束花送给老师；然而最让我陷入片刻虚无感的，是格拉斯在 海德格尔死了30年后，承认自己是党卫队员……

　　“我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死去”，胡塞尔说。他一生追求“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最后却发现将在文学意识流中没顶 。也许确实海德格尔握住了“胡塞尔本身”，也是我们每一个存在者本身——我们从来都不曾在胡塞尔数学方程式中存在过， 我们沉沦于无聊、烦心、焦虑、牵挂、畏惧等之中，这种普遍性的混乱和焦灼，即是存在的本质，也是存在的神性。因为这种 存在有待于人类的，不是我们的逻辑思辨，而是我们的敬畏与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