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北京职业试药人生存状况调查

　　这是一个像矿工一样缺乏安全感的群体。

　　他们常年奔波于一些医院的实验室，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口服、注射那些本不需要的药物。

　　他们是职业试药人。

　　据专业人士介绍，试药人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已完成了动物实验、毒性实验等环节，疗效和安全性已达90%以上，因此，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是来自个体差异。

　　但在医生和监管者看来，将试药当成职业却是不可取的，他们担心各种药物作用会累积，“到一定年限，容易爆发。”

　　对于职业试药人而言，他们在为新药研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体内的恐惧。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他们常年口服、注射那些他们原本并不需要的药物，做上市前的安全测试。他们是职业试药人。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的数量，有人说有数千，有人说上万。其中，在校大学生是试药的主力军。目前，法律对该群体的保障相对较弱。

　　张可掀起衣袖，肘弯处密密麻麻的都是针眼。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吸毒。其实，他只是一个职业试药者。

　　在北京初秋的太阳光下，张可在轻轻地发抖。“身体检查不出问题，就是虚。”

　　张可今年19岁，职业试药已有一年半。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上市。这些药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毒性试验后，下一步便要在张可这样的健康受试者身上试验其安全性。之后，才在病人身上试验疗效。行内人称，职业试药者至少有数千人。

　　张可自嘲道，他也是一只“小白鼠”。他之所以愿意做，是因为每试一次药，都有数百直至上万元的酬劳可以拿。这是他的惟一收入来源。

　　假学生参加试药

　　试药时张可不但隐瞒自己嗜好烟酒，他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使用假证试药在业内已不是秘密。

　　9月12日上午7时，海淀区花园北路某医院门诊部2楼的走廊里，张可笑着对同伴说，“今天要试的药是治男性性功能的。”

　　任欣听到张可的话，扭过头，“你还真别说，我最近发现自己真有点不中，老婆很生气。”任欣是河南人，30来岁，自幼习武，两年前和妻子来北京做试药人。

　　过了8点，医生开始为入选应征者体检。院方只想要大学生，任欣面相较老，又拿不出学生证当即被淘汰。

　　在一名女医生面前，放着一大摞《知情通知书》。获得体检资格的人，大多看都不看，直接在《知情通知书》上签名。

　　试药者必须签署《知情通知书》，其出自《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自2003年开始实施，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

　　但张可却并不认为这份《知情通知书》有什么作用，每次几乎都不看，他说，“想做试药的人很多，你不做，马上有人顶。”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有人说有数千人，也有人说有上万人。

　　“你抽烟吗？”医生问张可。

　　“不吸。”张可不自觉地握紧双手，他的右手手指发黄。

　　“喝酒吗？”

　　“不喝，一点都不喝……”

　　事实上，张可好烟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网吧，他是一根接一根地吸。上完网，通常他会喝上两瓶啤酒，再蒙头大睡。

　　“你们不要隐瞒，要对自己负责。”医生边说话，边在张可体检表上各项生活习惯后画着对勾。

　　事实上，张可不但隐瞒了自己嗜好烟酒，他那张紫红色封皮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因为在校大学生容易获得试药机会。用假身份证、假学生证参加试药，在行内已不是秘密。

　　量完血压后，张可去做心电图。等了十来分钟，快轮到他时，一个男医生扶着一个20岁模样的男孩走了进来。

　　“借光，借光，这人情况比较紧急。”医生向大家频频点头示意。

　　“他也是试药的，抗抑郁症的，现在身体反应太激烈了，需要观察。”医生说。

　　等待做心电图的试药者都看着这男孩，说不出话。

　　“带头大哥”控制北京试药信息？

　　据说，北京试药业是由五六个大中介掌握试药信息，他们收取医院的报酬，同时试药者也要交付一定费用给他们。

　　张可原本是来北京创业的，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成为一名职业试药者。

　　两年前，张可从高一退学，带了一万多元，离开浙江桐庐来到北京，和一些同龄人筹办快递公司。不到半个月，公司关张。迷惘中，张可迷上了网吧。期间，一名网友介绍他走上了试药路。

　　自从认识文飞后，张可才知道，试药业原来是由不同等级的中介组成的一个网状形态。

　　文飞是一名中介。他打个电话，就能喊来十几个试药者。毕业于北京一所二流大学的他做试药中介已近两年。他自称自己只能算中介链中的低端。

　　文飞说，在他上面还有“带头大哥”，也就是试药业的大中介。这些“带头大哥”在多家医院拿下试药代理权后，向文飞这样的小弟，发布试药信息，再由文飞等小中介负责找人。

　　文飞和其他试药者一致透露，北京试药行业是由五六个这样的“带头大哥”组织而成。经常接近这些“带头大哥”的文飞说，“一般的三甲医院，没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费用，是不行的。”

　　“医院一般不许大中介向下线索要中介费。”文飞说，因为医院会给大中介报酬，每找来一试药者，“带头大哥”可获得数十元。

　　而事实上，除了医院支付的报酬，“带头大哥”还会向文飞这类的小中介收钱。文飞在向试药者提供信息后，一般收取试药报酬20%的费用，并将其中一半上交给“带头大哥”。

　　“但我自己试药就可以不用支付给任何报酬了。”文飞一边做着中介，一边自己也进行试药。

　　张可是文飞下面的小弟。张可试药久了，也以此方法向其他刚入门的同行介绍信息，并抽取20%的报酬。于是，试药链的环节就这样一节节地形成了。

　　但北京医院方面否认试药信息是通过中介发布。

　　9月12日，记者根据张可提供的信息，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的某医院，以试药人的身份，参加了一次体检。

　　在体检之前，张可低声告诉记者，医院会询问是否经中介介绍而来，“你就说，是同学在附近学医，对你透露的。否则就会失去试药机会。”

　　当记者向该医院一位试药现场负责人询问此事时，他说，该试验室拒绝中介发布试药信息，但对于试药信息如何披露，这位负责人不做说明。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将信息委托给了大中介。像协和医院的试药招人，便是由医院工作人员直接与每个试药人联系，杜绝了中介赖以敛财的可能。

　　文飞说，但这样的医院，目前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