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记者的命运

　　记者的命运

　　本刊记者/李秀平

　　“权力正在发生转移，从我们这些拥有和管理媒体的人转移到正在变得日益挑剔的读者和观众那里。这些读者和观众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新技术极其敏感，不愿意被领导，并且知道在这个媒体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用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获得任何他们想要得到的资讯。”

　　——默多克

　　记者已越来越少被人称为无冕之王。作为“买方”的读者和无情的报刊市场，正在改写这个群体的命运。

　　这个令多少人羡慕，又令多少人闻风丧胆的职业，对一些人而言成为人生腾越的跳板，对另一些人而言是沉沦的泥潭，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这是一碗青春饭。

　　一碗青春饭

　　“这几年，我不管到哪里采访，几乎都是年龄最大的记者，那些都市报的小记者，真是年轻呀。” 《法制日报》一位资深记者感慨。

　　此刻，这位记者刚刚走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十大反贪案件”新闻发布会现场。

　　这次发布会，主办方邀请的记者主要来自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级媒体。近半数与会记者是中年人。

　　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场景。

　　多数时候，记者的天下，已被年轻人一统。以京城法制记者新闻圈为例，那些活跃在案发现场、庭审现场的记者群体中绝少见到中年人的身影。

　　近年来，常有新报新刊闪亮登场。由于这几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绝少审批新刊号，这些新面孔其实由老刊号“变脸”而来。 以北京报业为例，《新京报》是往昔的《生活时报》。此番“变脸”，南方报业集团花了上亿元银子。创立于2001年的《京华时报》，以海量信息、贴近百姓傲视群雄，将它的前身——《中国引进时报》的窘况一扫而空。

　　这样的“变脸”，意味着人员“大换血”。《新京报》创办之初，南方报业集团从广州抽调了七八十名采编骨干。知情者称，这批骨干整整装了一节火车皮。

　　因为这“一节火车皮”，《新京报》甫一亮相，其深度报道便让业内人士望而生畏。有人说，那一篇篇饱含思想能力和人文关怀的文章里，饱含着这些漂泊异乡的记者的乡愁。

　　而《京华时报》创刊之初，一支超过百人的记者队伍，绝大多数为没有任何从业经验的新人。与此同时，原《中国引进时报》的一批人的“饭碗”出现问题。

　　那个劳燕分飞的过程，相当漫长而痛苦。

　　现任《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是《中国引进时报》原任社长。这个极有远见的报人在20世纪最后一天宣称：“行业机关报的时代结束了，市场报的时代开始了！”那天，他和30多名《中国引进时报》员工吃了一顿散伙饭后，开始全情投入《京华时报》的创办。据媒体称：《京华时报》于2001年创办时，实行全员聘用的新机制，所有中层干部必须竞争上岗。为此，“原《中国引进时报》的部分骨干怨气大增”，长时间围堵在吴海民的办公室“评理”：“我们长期享受的处级待遇和领导岗位，凭什么取消？”

　　除《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外，自21世纪初年，《华夏时报》、《娱乐信报》、《竞报》等一批新报相继在京城问世。在这个过程中，一批老记者的铁饭碗破碎，一批年轻记者从全国各地蜂拥投奔京城这些新兴的报章而来。

　　相比之下，2003年的一场报刊整顿，让中国记者经历了一场更大的群体阵痛。

　　这一年，为了纠正因报刊过多引发的摊派之风等原因，许多省一级的媒体停办，记者大批量离岗转岗。

　　以法制类报刊为例，天津的《人与法》、北京的《金盾》、河南的《法制世界》……各个省市公检法司等机构主办的刊物全部被撤销。一批法制新闻记者恋恋不舍地摘下了记者的冠冕，有的去公安局、司法局等机构做了公务员，有的去学校做了教师……

　　事实上，政策性的转轨，人员也会得到妥善安置。如果是自然淘汰，记者们离开新闻，如同鱼离开水源。其中的不少人，因为不舍与无奈，退而求其次，做了自由撰稿人。

　　面对变化如此频繁的新闻行业，一位有15年新闻记者经历的老记者心中的不安与日俱增：“不能做记者，我做什么去呢？”不少年轻记者心中，也揣着一份对青春饭的“惶恐”。

　　记者手记：在2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我可谓阅人无数，其中包括记者同行。我们这个行当看上去风光，但记者手里端着的实质是一碗青春饭。大多数记者，几年做下来，便寂寂无声了。那些一辈子做记者的人，都具有超乎常人的脑力、体力、笔力。

　　人往高处走

　　最早的那批市场化媒体，如同中国传媒业的黄埔军校。陕西的《华商报》、四川的《华西都市报》、广东的《南方周末》、河南的《大河报》等媒体从业者，有着同样的自豪感。

　　朱德付，曾是《南方周末》的著名记者。他因关注弱势群体、靠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道名满全国。2000年，在受到业内精英共同创办《京华时报》的召唤后，这位浑身充满记者热血的报人放弃南方日报出版社副社长的职位，投身京城报业，出任总编辑，把一份都市报打造得平实中透着魅力。不久之后，他在《南方周末》的同事们——上世纪末的一批骨干记者，纷纷张开理想的翅膀飞向全国各地：方三文现为《网易》副总编辑，刘洲伟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创办人，现任这家报纸的主编；多名当年的名记者花落上海，共同打造《外滩画报》这一刊物品牌。

　　在都市报业元老中，一个叫柳祖元的人颇有些名气。2001年，他从《华西都市报》总编室主任的重要职位抽身，转战长沙参与创办《潇湘晨报》。在这家报纸朝着“湖南最牛的报纸”成长的过程中，他又被“华商报业”的投资计划吸引到重庆，投身《重庆时报》的创业行动。

　　如今，那些培养出朱德付等人的媒体，因在市场化运做中积累了大量资本和人才，而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媒体市场的主宰者。以龙头老大南方报业为例，近几年来，在完成本土扩张计划——在广州成为一家集《南方都市报》在内的多张报纸、《南方人物周刊》(刊物)、南方日报出版社等在内的媒体巨无霸后，开始以资本和人才双方输出的方式对外扩张。投入亿元巨资、精选大批精英进军北京报业创办《新京报》，便是例证。

　　华商报业的扩张步伐，丝毫不小于同业。2005年，这家报业实体对外宣称，其报业经营总收入达到15亿元。早在此前，因为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本，华商报业已经嫌西北的地盘太过狭小，所以迈开了战略扩张的步伐。它的触角，从西北探向东北、西南，继而伸向津京地区。沈阳的《华商晨报》、长春的《新文化报》、天津的《大众生活报》、重庆的《重庆时报》等报纸的经营，都掌控在它只看不见的手中。两年前，“华商报业总社”落户北京，麾下云集了《大众文摘》、《钱经》、《名仕》及《淑媛》四本杂志。

　　伴随着一个崭新体制下媒体帝国大厦的创建，支撑着它的支柱和栋梁是业内的精英。“华商报业总社”的总编辑刘卫民，加盟华商报业之前，曾把长春的一家都市报做得风生水起。《淑媛》杂志的主编苏燕，曾供职“时尚刊物系”，她把洋溢着时尚气息的《淑媛》办得极具文化内涵。

　　这些媒体精英和资本所到之处，如同鲶鱼进入鱼池。

　　有幸以鲶鱼的形象走到“高处”的媒体人，几乎全是优秀记者。比如，被称为“中国最可怕的女人”的胡舒立，出任《财经》杂志主编前，就是一名优秀的财经记者。

　　高处之“高”，自然指高薪、高职位。这些高高在上的薪水和职位，往往与一个“新”字相关。从老品牌走进新媒体、从传统媒体走进网络媒体等新生媒体。

　　有人曾对传统媒体的记者薪水情况做过一番调查：广州8000元、北京5000元、一般省会城市3000元……换句话说，在广州和北京做记者，做得好的话，年薪勉强能达到6位数；而一个同样水准的人，到了网络公司做高管，年薪往往会是7位数。

　　不管是否和高薪相关，在2007年之前，不少传统媒体精英的去向是网络。如《南方周末》记者方三文，从原单位的中层跳到网易高层，做了副总编辑。据网上流传的一个帖子说：2005年4月，《环球企业家》总编辑李甬离任，加盟网易公司，担任网易副总裁和内容总编辑(年薪200万元)。2005年，《南风窗》原总编辑陈菊红离任，加盟腾讯公司，任总编辑。2006年10月，《经济观察报》社长何力离任，加盟阳光传媒，任大中华区CEO，年薪100万元(备注：一次性补贴80万美元)。

　　2007年，随着股市一片火红，一批熟悉证券业的媒体精英成了宝贝。他们被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竭诚相邀，利用自己的媒体经验和资源做相关宣传推广。为此，一家在京的证券类媒体流失了大量资深记者和中层骨干。这些记者从台前走到幕后，应该和高薪的吸引相关。

　　记者手记：新的媒体平台与机遇的诞生，对记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个更高、更新的平台，对有的人来说是展示才华的舞台；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高处不胜寒。无论如何，这些媒体精英，都是从业者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