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注他人命运到因诈骗入狱

　　打工记者的宿命

　　几年前，郑州的一批记者，靠着河南人特有的勤奋和坚韧，把新闻做得让全国同行刮目相看。

　　然而，随着他们供职的媒体变得寂寂无声，他们的命运也变得跌宕起伏。

　　刘伟亚、郑晓伟、宋健、陈智民、陈新……这些记者都曾小有名气。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流落到他乡做记者，另外一些人在当地求生存。

　　2007年的最后一天，一位做记者12年，在外面漂泊了10年，而且越漂离故乡越远的河南籍记者回到郑州时，见到了老朋友陈新和郑晓伟。这一次的相见，让他“很伤感”：“陈新正面临失业，工作了9年多，单位不签合同了。郑晓伟还是那种“江湖”状态，靠写稿为生。”

　　和正在愤懑之中的陈新不同，郑晓伟已经适应了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生活。他的一篇6000余字的稿件刚刚被《知音》采用，那份对“千字千元”稿酬的满足感之中，也有成就感的成分。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当年的圈中好友刘伟亚已经失去自由，正在河南一所监狱里服刑。

　　为了追逐新闻理想，也为了生存，几年间，一批河南籍的记者相继离开郑州，来到北京、广州等地。2000年，刘伟亚离开郑州，他的目的地，是首都北京。

　　就在郑晓伟、陈新等人见面前夕，曾是《法律与生活》作者的刘伟亚给记者写了一封长信。当年，刘伟亚以报道胡万林系列案、浙江瑞安“阿太”事件、洛阳大火、青州大火、李长河案而名扬全国。

　　信中，他简述了个人的人生历程：“我是个为理想而生存的人，当兵10年(1966年生人)，主要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是‘往高处走，不知是谁呼喊了一声，我们一群就来了’的其中一个；转业后仍然业从新闻。”

　　读着读着，一个无情的事实摆在面前：昔日身为记者的刘伟亚，今日是一名囚徒。

　　一个当年在揭露“神医”胡万林之时，被打断多根肋骨的铁血记者为何也陷入了“诈骗门”？

　　按照刘伟亚在信中的说法：“2000年入京谋生，初在××日报聘职，目睹各种名目的‘走穴’和‘创收’怪象，多年积累的‘美好理想’及对人‘圣洁’之信念几乎被击灭，不甘于长期目睹的痛苦，转做教育媒体……”

　　后来，做教育媒体让他陷入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他受人之托并收人钱财却无法让一个考生升入某著名学府，就此卷入一起诈骗案，领了有期徒刑11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刘伟亚这封信缘起他的一位名叫李凌的狱友。李凌当年从郑州来京城做打工记者，最终因敲诈身陷囹圄。他因欲向本刊“情动高墙”栏目投稿而来信，记者的回信被李凌拿给在狱外就熟悉的刘伟亚传阅。于是，在李凌一事渐渐淡出视线之时，刘伟亚那封来自同一座监狱的信，再度使记者陷入震撼之中。

　　在两封信中，李凌和刘伟亚不约而同地用了“无颜之至”一词，称受到刑事处罚一事在“自己的人生和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难以抹杀的污点”，从记者到囚徒的身份变迁“成为一道难跨的‘沟坎’”。

　　当年的郑州记者群落中，有几人于两年多以前远走传媒业并不发达的浙江。

　　“特别孤独，时常感觉自己就像孤魂野鬼。”漂泊多年，孤独成了他们最害怕的感觉。

　　在有许多千万富翁他们也有更多打工者的浙江，在多数同事都是当地人的报社，他们孤独地工作着，孤独地生活着。

　　虽然工作比较稳定，“赚钱也多”，但是在那个同业竞争并不激烈的城市，他们总是觉得缺少些什么。

　　记者手记：许多好男儿为了新闻理想远走他乡。他们充满漂泊感的人生，让记者有了另一个名字——漂泊者。

　　漂泊之中，一些人实现了人生腾越，多数人成为“打工记者”。由于有的媒体并未给他们提供各种保障，甚至不发工资……保障问题遭遇自身欲望时，一些记者甚至如刘伟亚那样的名记者堕落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3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