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

　　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

　　——女特警的战地日记(之二)

　　马宁，女，1957年4月生，中共党员，重庆市公安局特警总队勤务训练指导科民警，特警总队抗震救灾队伍的随队医生。

　　指挥部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5月14日，晴，北川营地。

　　今天上午，温总理、孟部长一行来北川检查抗震救灾和慰问灾民，第一次亲眼看见温总理，我有些激动。温总理对我们的抢险救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慰问了在现场抢险救灾的民警，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按照现场指挥部指令，总队共分成4个小组，携带卫星电话，分赴4个乡镇援救受伤群众。但有2个分队自上午出发到现在，已经整整15个小时联系不上，也没有任何消息反馈回来。总队队长丁敏生眉头紧皱，表情严肃，眼睛一直盯着那部卫星电话，焦急的心情溢于言表。全体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也在急切地等待前方队员的消息，整个指挥部安静得能听得见大家呼吸的起伏声。

　　等待过程中，我注意到丁队长总不停地用大拇指按压自己的太阳穴，是不是因为过度紧张，他的血压又有所升高？丁队长患有较严重的高血压、高血糖，过度的疲劳、饥饿和情绪紧张都会使他的病情发作。进入北川以来，和大家一样吃不好、睡不好的丁队长的病情有几次差点发作。但我几次提出给他量血压，都被他婉言拒绝。他是担心一旦测量出血压升高，会影响工作、影响士气，面对“倔强”的丁队长，我没话说了。

　　夜已深了，我们的同志仍在不知疲惫地工作着，没有人有丝毫怨言。

　　对震后的人，幸福的标准变得很低

　　5月15日，晴，北川营地。

　　下午，香港红十字会医疗志愿人员工作队到了北川县，驻扎在我们营地旁边，他们购备了很多饮用水、食品和药品，很多人在那里帮忙。营地里的事情忙完，我也跑去帮忙，和那些年轻人一道搬运东西。大家传递着一箱一箱的药品、矿泉水和食品，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加入到这个传递物资的队伍里，仿佛有一种信念在我们中间传递。

　　搬运物资的过程中，路边一位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站在一个残垣的角落里，白发满鬓，衣衫褴褛，双手紧握着一个矿泉水瓶，瓶里装着昏黄且有悬浊物的水，正颤抖地递向嘴边。我立即拦下他，告诉他这水不能喝，并给了他一瓶矿泉水。

　　老人的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连连向我道谢。他的额头、手上有多处擦伤，由于没有及时清洗，变得有些红肿，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化脓。我准备为他处理伤口，老人有些不好意思，推开我的手说“不用不用”。

　　我耐心向他解释，老人最终被我说服，我用生理盐水对老人身上的伤口逐一进行了消毒，清理掉一些残留的死皮组织，并做了简单的包扎。整个过程中，老人始终蜷着身子坐在一块石头上，嘴里除了感谢还是感谢，仿佛因为一无所有，便只能用语言来感激我。看着老人脸上始终挂着的微笑，一种难以言语的酸楚涌上心头。劫后余生的人们，幸福的标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变得很低，或许，仅仅只是几句温暖的问候，几分淡淡的关怀。

　　忙碌了一天，双手已经累得抬不起来，浑身像散了架，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难闻的味道，我昏沉沉地躺在帐篷里，地面又开始震动，不想再动了！也不知道家里情况怎么样？老李这几天吃些啥子？没准又是鸡蛋面！嗯，还真想念鸡蛋面。

　　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

　　5月16日，雨，北川营地。

　　今天是到达北川的第4天，很多物资和药品快用完了，指挥部决定让我和另外几名同志一起去成都市区采购。到成都时，大家早已是饥肠辘辘，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在路边随便找了一个小吃店吃饭。旁边有两个中年妇女，得知我们是从北川县出来购买保障物资的救援特警时，迅速走过来，不断地向我们打听灾区的情况，流露出关切的神情。

　　从我们等饭到吃饭的整个过程中，两个妇女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以为她们是小吃店的老板。但是，就在我们准备起身结账时，两个妇女抢着要为我们付钱。她们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灾区抢险救灾，别的忙我们帮不上，也就只能做点小事，就让我们为你们付饭钱吧！”这温暖的话语，让我们感动不已，可是我们有纪律，于是我们坚定而委婉地谢绝了她们的要求，但是她们的这份情意却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

　　离开小吃店，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超市，拿出清单让售货员对照着帮我们装车。我们身上被汗水和灰尘浸得有些发白的作训服和裹满泥浆的作战靴引来了商场人员好奇的目光，好些人围上来问：“是不是救灾的？”

　　“重庆特警！”

　　“哟，还有个女特警呀？重庆还真是不简单！”

　　商场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调集人手帮忙准备，对于目前没有的东西就主动帮我们联系，立刻调货。结账时，商场又在已经打折的基础上又给予特别折扣，这些热心而善良的人们又一次感动着我。一场新中国建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毁坏了川西这块富庶的家园，但大爱、真情、温暖却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天灾无情人有情，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 ”。

　　给上点药，我们还要去救人

　　5月17日，睛，北川营地。

　　今天，很多同事到我这里来看病。

　　黄果早上6时就来了，他说脖子疼，一晚上都没睡着。我知道他有很严重的“神经性皮炎”，由于工作压力大又复发了。我拉开他的衣领一看，皮肤已严重溃烂，开始化脓，与衣领有些粘连了。我给他上药的时候，看见他疼得直冒冷汗，我的手也不禁有些颤抖。我叮嘱他千万不要到细菌多的地方去，但他微微一笑说：“必须去，还有任务。”

　　陶庆斌又来了，他用手指着喉咙，我知道他又想要“金嗓子”了。作为搜救小分队的负责人之一，陶庆斌每天都要扯着嗓子组织同志们开展搜救工作，他已经在我这里拿过好几盒“金嗓子”了。

　　下午5点多，又来了一些刚刚完成搜救任务的同志，满身的尘土、疲惫的脸庞、充血的双眼述说着任务的艰辛。队员们脱下外衣，挽起裤腿，我看见了被钢筋和石头割破的手、胳膊和腿，还有搬运伤员时撞伤的淤青，不少同志的脚被磨出了血泡，有的甚至化脓溃烂，看着这些和我儿子一样年龄的年轻人，我心痛地提醒：工作时小心点，提防感染。但是，他们还满不在乎地对我说：“马医生，麻烦你快点给我们上点药，我们还要去其他地方去搜救灾民。”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