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救灾：大灾有大爱

　　心理救灾：大灾有大爱

　　——“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组工作日记

　　文/王文忠 张雨青

　　提要：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大地震，造成严重灾害。截至5月19日下午，地震已经造成34073人死亡，其中，父母痛丧子女，孩子失去至亲。

　　地震当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立即行动起来，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提交了抗震救灾心理援助的政策性建议，紧急启动心理学工作者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提供服务的“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

　　5月14日，“心理援助行动”第一批专家组名单确定，中科院心理所王文忠副研究员和祝卓宏博士赶赴地震灾区。他们肩负重要使命，要尽快与当地政府建立联系，就地了解各方面的心理需求，适当开展心理援助、培训活动。其中王文忠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儿童健康促进的研究，具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和家庭治疗经验，祝卓宏博士长期从事心理创伤的研究和康复工作，并参加过“非典”等突发性灾难事件的心理干预工作。

　　5月15日下午，第二批专家组也由该所张雨青老师带队，与4名组员随同民政部工作组赶赴灾区。同时，后方专家组随时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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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9日，经过4天在灾区第一线的初步调研，应本刊的要求，此次“‘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组长、临时党支部书记王文忠向本刊发回了专家组在成都开展救助行动的工作日记。

　　心理救助分队在行动

　　5月18日早晨8点，我们一行6人随同中科院成都分院3位同志，成都电视台以及科学时报3位记者，乘坐一辆中巴车前往灾区绵阳市。大约2个小时后，救助分队来到了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馆外到处是灾民。地上铺着棉被，睡着很多疲惫的难民。进到体育馆内，地上已经铺满了被褥，上面或坐或卧着一千多名中小学生。据介绍，这些学生大都来自重灾区北川县各学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已经被证实永远失去了父母，成为了孤儿。

　　在组织者的安排下，我们分成两个组，一组三人(张雨青、祝卓宏、杨小冬)在主席台上讲演，其他三人在台下接受学生的咨询。其中，祝卓宏运用了团体训练中的方法，很好地调整了同学们的情绪，很多同学留下了泪水，疏导了内心的悲伤与恐惧情绪，初步树立了积极面对未来生活的勇气和信念。这次咨询取得了良好的辅导效果。

　　但身为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士，我们也明白，这时的效果并不能说明什么。一般来说，灾后心理辅导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应激阶段，涵盖了灾难发生和之后很短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生存是第一要务，受灾群众会进行自救、营救他人，并从灾难中尽可能抢救财产。在这一阶段，人们联合起来对抗灾难，乐观地认为会很快回到灾害之前的情况，心理问题并不明显。

　　灾情发生后，我所广大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纷纷主动请愿，要求为抗震救灾贡献力量，领导小组对此深为感动。但抗震救灾和灾后心理康复是一项非常艰巨、耗时长久的工作，因此，所里决定将陆续派专家前往灾区，进行持续有效的救援工作。而我们此次心理援助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配合政府相关部门，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的心理援助，帮助受灾群众恢复自我调节能力，减少心理疾患的发生比例；同时，在受灾地区建立灾害心理干预基地，组织队伍为灾后重建提供持续心理援助，尤其是针对受灾中心地区和附近地区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在校的幼儿、儿童及青少年，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恢复信心、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午后，我们赶往重灾区安县，一路上房倒屋塌的震后惨景令人触目惊心。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安县驻军某地，在一个很大的空场上已经树起了数十顶蓝色的帐篷。里面已经入住了从重灾区茶坪镇转来的数百名中小学生。然后，我们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到帐篷内和孩子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咨询。大家都从与孩子们的交谈中获得了很多，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些孩子。

　　特别是，郑希耕还用自己的电话帮助两个高中生震后第一次联系到了父母，知道了亲人还活着，父母和孩子都十分激动。此外，他还在咨询中，帮助这些孩子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和伙伴关系。

　　张雨青共访谈了三组学生，其中，一组是5个高中女生，一组是7个小学男生，还有一组比较特殊，是一位从茶坪镇中学来的名叫李维刚的男老师，带着20多名从该中学和另一所小学来的小学生。这些学生是在地震发生后，李老师从学校中抢救出来的，然后，这位老师带着这些学生走了8个小时的崎岖山路，冒着山体滑坡的极大危险，被解放军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随后，我们又到了能够容纳数万人的绵阳市体育场。体育场中的整个足球场中盖满了大型帐篷，其中住满了灾民。由于这个安置点很大，显得比较混乱。灾民主要是以家庭为主居住。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台子中，对群众进行了面对面的咨询。祝卓宏还对有些咨询灾民进行了生物反馈训练。

　　张雨青共咨询了5位灾民。其中，这些灾民最主要的焦虑是无法和亲人取得联系，父母找不到子女，或找不到亲友。还有一位接受训练的老婆婆表现出对地震的严重恐惧心理：心慌、腿发软、睡不着觉等。

　　重要的发现

　　在灾后心理的应激阶段，我们救助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直接接触等方式稳定恐慌情绪、缓解焦虑，并设定固定及流动心理辅导站，发放资料，对灾民进行心理干预。对儿童、老年等特殊人群，进行群体心理干预。

　　一般来说，灾民心理的第二个阶段是灾后阶段，一般是从灾后几天到几周之内。在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将凸显出来，如果没有伴随相应的心理援助，灾民马上就会因为发现灾难的损失和重建的困难，而感到强烈的失落。只有“心理救灾”与“物质救灾”同步进行，才能达到最佳的救灾效果。

　　在大家的分头行动中，通过信息汇总，我们发现，一些必要的“物质救灾”往往能够帮助灾民重建心理堤坝。

　　例如，专家组成员杨小冬通过几天来的走访发现，在灾民得到初步安置以后，应着重加强对难民营的安全防护工作。目前，难民营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较少，大部分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大多志愿者也是女性，不可能对灾民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而灾民在基本生存保证以后，最急迫需要的就是安全保证。如果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灾民甚至有一种对被救助的憎恨。因为地震的伤害是暂时的，而安全危险会时时存在。

　　小冬同时发现，目前全国各地运往灾区的物品大多是衣物、糖果、卡片、书籍等，送得很多，但缺乏一样：手电筒。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手电筒，在缺电的帐篷里，它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不仅能够照明，同时大的手电筒还是一个防身武器，为灾民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全依赖。

　　在这些天的走访过程中，我们遇到不少心理援助志愿团体，他们往往由一些热心但缺乏相关心理知识培训的志愿者组成，他们相信心理危机干预的力量，但缺少基本的技能，往往较为盲目地奔赴灾区，但却很难开展实际的救援工作。很多人在难民营里发问卷，问题较为混乱，引不起灾民的重视，对他们没有丝毫帮助。还有很多支咨询队伍之间彼此没有协调，互相冲突，像农贸市场的小贩叫卖一样。

　　一支大学心理系组成了一个心理救助队伍，已经在难民营里呆了4天，但是连难民营负责人的面都没有见到，很难开展工作。最后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联系上了难民营负责人。

　　这些状况也提示了我们，在这个时刻，应加强心理援助志愿者团体心理活动组织的建设，基本技术的培训，并且，一定要先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建立信任，才能更好地做工作。

　　咨询师李军发现，在很多孩子的父母还没有找到、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进行纯粹的心理干预有点早。而此时，信息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救灾手段，无助的孩子打通父母一个电话可以完全消除焦虑和创伤。如果灾区的电话全部免费，可以促进情感交流，加强社会支持，消除负性情绪，避免创伤后应激障碍，胜过一万名咨询师！

　　祝卓宏这次主要负责对受灾儿童及孤儿进行集体干预，比如进行自主神经功能测试等，除了发现这种干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帮助灾民进行减压外，他也发现，这样的活动也让随行的灾民安置负责人看到了心理干预的效果，消除了不必要的疑虑，更加主动配合。一些人还主动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建立基地，对受灾儿童及孤儿进行心理干预。

　　人都存在问题，不仅灾民存在问题，非灾民也存在问题。那些参加生命救助的救援者如士兵、官员,他们也需要心理救助，只是援助的层次有所不同，比如生存、安全、归属、尊重需要等。

　　因此，和物质救灾一样，心理救灾也需要一个恢复和重建的过程，这个阶段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特大地震灾害给人们心理造成的伤害往往是长期的。1996年唐山地震发生20周年时，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曾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1813人中，有402人患有延迟性应激障碍，占22.1%。

　　而在恢复和重建阶段，应该进行长期的心理跟踪。为此，我们将开展1～3年的长期研究，对灾后群众的心理状况进行持续跟踪。

　　而此次的救援行动也让我们体会到一点：中国特色的灾后心理干预也许就是要适应中国集体主义的人文经济政治环境，以政府为主导，以媒体为渠道，以集体干预为主要形式，以各种社会支持(信息、物质、情感)为主要内容，而绝不能只是人——＝人的片面援助。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