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热点大事记

　　大学热点大事记

　　-本刊记者/李梓

　　抓质量

　　200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启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此后，针对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质量改革措施也相继出台。但是一些批评意见认为，越是制定越多的标准框框，就会把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得更死，最终出炉的只能是标准化产品而不一定是优质产品。

　　公派留学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07年正式启动。按照计划，2007~2011年，国家将从 “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中每年选派5000名研究生，有目的地到国外一流大学学习，国家资助他们在国外学习期间的生活费和国际往返旅费。本项目被视为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最大规模的一次公派研究生计划。

　　学费涨

　　2007年1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指出，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查处学术腐败

　　2007年12月，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公布了所查处的3起学术剽窃，涉及该校9名师生，对涉及人员做出严厉惩处，在国内实属罕见。许多人认为，这是大学试图重新树立学术权威的一种努力。

　　研究生贬值

　　广东省统计显示研究生就业比例低于本科生。此外，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过半人认为现在读研究生“不值当”。

　　负债率

　　2007年2月甘肃省政协会议披露，甘肃省高效负债总额达到49亿，个别高校破产隐患凸显。

　　2007年3月19日，吉林大学负债30亿，校领导承认破产危机严重，向全校员工征集解决之道。

　　2007年6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宣布，将替省内高校填补上130亿的盖楼窟窿。

　　据北京大学一项研究显示，76所中央直属院校平均负债4.4亿元。

　　据厦门大学高教所估计，全中国高校贷款，可能高达4500～5000亿。

　　诚信

　　民革安徽省委员会对合肥市青少年诚信情况调查发现，“在个人诚信行为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负增长：小学生诚信优于初中生，初中生优于高中生”。而大学生的诚信在2007年也受到严重考验，银行联合法院对许多毕业后有能力偿还助学贷款而故意拖欠的进行催讨。

　　另一个关于诚信的异化是：一些大学和教育管理部门，将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却因为不满意专业等原因而放弃录取，第二年复读再考的考生，列为“不诚信”名录，引起社会哗然。

　　关于诚信的第三条新闻是，从2007年起，高考作弊被计入国家考试诚信档案数据库。

　　衙门化

　　200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被撤职，再度引发大学“衙门化”讨论。高校衙门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校长的来历，据调查全国11所985高校，有一半的校领导是从政坛空降过来的。中国校长在职时间，远远低于美国同行，人家一坐12年，我们只能坐4年。

　　突破体制迷墙

　　-本刊记者/李梓

　　“我再也不想看你的书了。”2008年春天，当任职于上海交大的熊丙奇把自己关于教育研究的新书稿寄给陈丹青时，陈丹青这么回答。

　　2005年，他们俩曾经联合接受采访，并就高校的僵化教育体制进行了一轮激烈的“炮轰”，其谈话精髓，被陈丹青记录在《退步集》里，也被熊丙奇在《体制迷墙》里进行了详细剖析。

　　倦了，这是许多高校教育研究者以及评论者的感受。在充满了轰炸意味的《退步集》出版两年后，陈丹青在2007年4月出版了《退步集续编》，自问：“一退再退，所谓者何？”比起两年前的“退步”，“再退步”充满了疲倦感以及困惑。作为一名艺术家而非教育理论家，在几年里持续充当批评者和炮手的角色，这种现状让他觉得不对劲，而更糟糕的是，在说了那么多后，他发现，现实一点未改变，因此，他不想再充当这种本不应当由他充当的角色。他对熊丙奇说，你的书里该说的都说了，可是对现实一点用也没有。

　　“他说得没错，”熊丙奇说，“可是我们还是得继续说点什么。”

　　负责大学教育新闻的记者们有一种经验：与其他领域的风起云涌相比，教育系统的采访资源更新相当慢，新的愿意在媒体上表达意见的专家，出现得非常缓慢，许多因为突发事件而进入公共批评角色的人物，往往都是暂时的“被迫批评”，比如说“大学衙门化”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公开发表辞职信的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拒招研究生”的浙江大学教授包伟民等。在他们的眼中，对教育问题的评论，始终不是其本职，在事件过后，他们总希望能够回复到正常的秩序中去，或者因为这种异化的现实而抓狂。

　　而在2004年以《大学有问题》突然闯入这个领域的熊丙奇，迄今为止在大家眼中仍是一个“新人”，但他在不久之后就发现，每次参加各种关于大学问题的研讨会，几乎都是相同的人在说话。比如，2008年5月22日，中国的一些教育研究者在大连参加一个关于大学文化的研讨会，他和杨东平教授又见面了。熊丙奇为这次研讨会准备了发言稿，拟定的主题叫做《大学没文化》，“这个主题肯定不讨人喜欢。”他说。

　　在现实里，对教育问题做出批评的人要承受双重的挫折，一种是由批评可能带来的对自己的现实压力，因为所有的批评者本身都在为大学服务；另一种感觉更糟糕，那是许多人用不屑一顾的神情表达：你说的这些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啦。比这两者更糟糕的是，有人告诉熊丙奇，有些刚到学校或者即将到学校任教的老师特地买他的这本书，目的是为了研究其中的潜规则。

　　熊丙奇的新书名字叫做《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这本书其实有年度蓝皮书的性质。中国每年有机构发布《年度教育蓝皮书》，对每年的教育政策变化、重大问题，以及社会关注热点一一记录和剖析。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杨东平教授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名义发布的版本，2008年的主题叫做：深度推进教育公平。

　　事情总是这样，当你距离事件本身过近，你很难立刻发现拐点在哪里，这给年度蓝皮书的编写者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2007年的春天，杨东平，这位对中国教育持续关注多年的教授充满希望地写道：“重要的是方向已经确定，转变已经开始。围绕中共十七大，教育如何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在促进教育公平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成为重大的课题。它意味着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价值和教育制度必须进行更为深入的变革，去追求一种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而在2008年的蓝皮书里，这个美好的预言仍然是预言，并没有变成显著的现实，这也许就是人们需要年复一年地持续关注和谈论教育话题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持续的关注，才有可能看到变成现实的那一天。

　　“在平行线上寻找交点”

　　-本刊记者/李梓

　　关于大学的问题，越迎合越退步，只有教授们都来说话，才有希望

　　关于针对高校弊端的批评，又被称为“正确的废话”。

　　是，许多问题，现在有人在谈，但我在4年前已经写过了，再探寻下去，你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别人可能在10年前就说过了。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这几年下来，我发现，中国大学教育问题的提出与现实的解决之间，是一条平行线，没有交集，因此也没有改变，那些问题一直积压到现在。

　　探讨到体制之后，是否就无法再进行新的探讨了？

　　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在大学的这十多年中，大学的教学质量不是在一步步提高，大学的学术氛围，没有像我意料中的那样，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变化。情况越来越糟糕，教师没有当教师的理想，学生完全按照实用主义来选择专业。于是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设想有大学教育的管理者和这个行业的人，能够重视这些问题，这就是《大学有问题》。书出来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那些对大学不太了解的人认为，说了很多问题，但教育系统内的许多人，包括我身边的许多人认为，这本书无关痛痒。

　　然后我开始研究体制的问题，和许多人进行对话讨论，希望能够由决策者来做一些政策的调整，来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些谈话汇集在《体制迷墙》里。这种改革方案提得比较宏大，因此，在现实中要完成所需要的时间也更久。而现在，我希望在这种改革没有到来之前，能够先由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来做一些自下而上的改革，就一些具体的事情做出改变。

　　在过去我们批评体制，剖析政策，看到的人也许赞同这些观点，但却觉得与他们无关，因为事件与他本人没有直接关联。所以现在我们尝试就单个的事件进行剖析，被批评者本人以及所有可能遇到类似问题的人，也许就会觉得这与他们相关，从而对现实进行修正。

　　你的研究为什么要称为“民间观察”呢，你本人不也是在大学的体制内生存吗？

　　我并不是专业的教育研究者，只是一个被别人套上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的业余教育研究者。专业的教育研究者，他们是不研究这些问题的，他们更关心他们的课题经费来源，经费来源于国家，而谁会给这种批评的项目拨款呢？

　　我的身边，也有很多的教师，他们谈起大学的问题，非常痛心疾首，但没有人把他们写在文章里，这不仅因为可能得罪人，还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什么秘密，领导也常常在私下谈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但就是没有人写出来。

　　在你进行研究的这几年，你觉得大学的情况是好转了吗？

　　我觉得没有好转。这不仅仅在讨论大学教育时如此，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如此。我们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很少能看到真知灼见，教授们不仅仅在附和校长，也在附和所有的人，对民生、经济、政治、国际等各方面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如此。看我们人文学科的论文，充斥着大量的垃圾论文。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的学术氛围不存在了。

　　现在，我发现许多教育常识都不存在了，大家讨论教育问题，所用的词汇都不是教育词汇，所讨论的许多内容都不是合乎教育法律规范的，比如讨论得很热的“高校应不应该有招生自主权”，高校的这个权利早就被法律所规定了，只是现实中一直没有兑现。整个大学教育被异化得厉害。

　　今天的教育问题，大家都说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既然是体制的问题，我们又怎么样去干涉和改变它呢？

　　现实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能做许多事情的。我并不觉得现在的校长就一点自由发挥的空间都没有，现在的教授就一点发言权都没有。10多年来，大学的官场氛围越来越严重，这与政府对高校的定位有关。当校长以自己的政绩评价其成功，校长对上级官员的依附就越强，其自主性就越差，整个学校就变成了一个官场。最后，校长只顺着上级领导的意思讲，教授只顺着校长的意思讲，这样越迎合越退步，最后，校长越来越依赖于用行政命令管理学校。这造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学。

　　有人说我一直批评一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病得不轻”的人，而我这种“病态”，不过是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希望大学教授们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把应有的教育观点告诉大家。如果大学教授们都不说话了，学术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就只剩下体制的声音。

　　而我们不能把问题全部归结到体制上去，那是无解的。希望教授们能把精力放在具体的一事一议上，都参与到里面来，才会发生改变。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启蒙运动，虽然我并不知道，这种呼吁哪天才能起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