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类学生自我认知堪忧

　　师范类学生自我认知堪忧

　　-本刊记者/汤涌

　　“建议报考”后10名当中，有4所师范类大学，这些未来老师到底怎么了

　　和去年相比，风水已经变了。

　　在去年“部属4所师范类大学免学费”的利好消息鼓舞下，各师范类大学曾经在大学满意度排行榜上显示出了不俗的成绩——在去年的“建议报考”分榜上，倒数后10名的大学里没有一所是师范类大学。

　　但是今年的榜单上，华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被排进了后10名。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但并不说明这4所大学教育质量不好，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能够上溯百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名校。

　　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们为什么不建议后来者报考自己的母校？这与近期的某些政策不无关系。去年以来的一项政策是：师范类免费生，毕业必须下基层工作。

　　基层确实缺少教师，有民谣说：“哥哥姐姐教高中，叔叔伯伯教初中，爷爷奶奶教小学。”但是基层更缺少的，是编制。由于许多落后地区的县财政非常紧张，根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提供新的教师编制。

　　师范生即使下乡去，工作三到五年后也是要回城的，基层不可能让那些“爷爷奶奶”们就此退休安享晚年，但是没有编制的情况下，这些师范生的安置就非常困难。

　　即使不需要编制，去做志愿者，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题。已经执行了数年的“西部志愿者”计划中，许多志愿者并非在基层支教，而是在县里的各个单位充当文员。

　　一方面是报国未必有路，另一方面是都市里的花花世界——对于一些好的师范大学来说，毕业生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未必是难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多数人倾向于出国深造，或者在国内继续读研究生。下基层在经济上会有损失不说，还充满了不确定性。

　　许多师范学生本身就出身于教师家庭，这种学生有的更倾向于找一份非师范类工作，因为教师，尤其是基层的教师，实在是太清苦了。

　　部属师范大学如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尽管有人不愿意去基层工作，他们的学生却还是许多省属师范大学羡慕的对象，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往往到基层去会“有编有岗”，换句话说，饭碗是拿定了。

　　省属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感受到的是空前的压力，无论部属师范的学生愿意不愿意，至少他们下来会有工作，省属师范大学的学生本来就业压力就很大，现在还要和这些新的竞争对手一决高下，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在地方的基层中学里，抛开老师本身的工作成绩如何，有一个北师大或者北大毕业的老师，学生们喜欢，家长放心，学校也非常有面子。

　　这是如河南师范大学或者宁夏师范学院的学生们所担心的，长期以来为基层输送师资的其实是这类学校，但是师范生的免费政策，却是从那些“豪门”大学开始的。

　　他们用不建议报考的方式来回应，也是一种意见表达。

　　学校也应该是守夜人

　　-本刊记者/汤涌

　　一个好的学校要保护学生的安全，又要尊重他们的隐私

　　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被学生们认为是最安全的校园。同样，在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方面，上海交大也是排名第一。

　　你可以把它归算在上海整个城市治安情况比较好上。因为在“校园安全满意度排行榜”上，前10名上海的学校占了4名，拥有漂亮女骑警的大连，有3所高校排在前10位。

　　但城市的治安，并不是让学生对一个大学校园有安全感的全部原因。在任何大学里，保证不出任何治安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学校学风彪悍，爱打群架。有的学校学生学习压力过大，抑郁和自杀事件多发。

　　校长、院系领导、团委书记和班主任辅导员们最担心的事，莫过于学生出事。传染病、食物中毒、各类人身侵害、自杀，任何一件事情都会使得本校成为新闻的焦点。大学生发生的人事，放到社会上都是大事。

　　年轻人还容易激动，学校得防止他们为食堂的昂贵和超市人员服务态度的恶劣而静坐抗议。不能用学位来威胁，这样会越闹越大。

　　一旦学生出事，麻烦接踵而来：协助警方调查原因，做自我检讨，慰问伤员、安抚死者亲属。全校进行生命教育以防止自杀事件传染，把心理咨询老师都轰到学校广场上坐一天桌子以便学生咨询??

　　学校在这里扮演着非常奇特的角色，多数校园是一个小小的自治政府：有自己的保卫部门、后勤部门、体育馆、澡堂子，就连邮电所、储蓄所也要对学校有一些额外的责任。

　　学校必须对学生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但是如果越权，就将给学生造成新的困扰，比如学生的隐私受到侵害。

　　许多高校正在采用城市所采用的安全设备——摄像头来覆盖整个校园。过去的花园、树林等场所往往成为不安全的地方，如今保安在中央控制室就能看见这些角落。同时，在那里试图亲热的情侣，也将成为关注焦点，而且千万别以为我们的保安都是一群钢铁意志的硬汉，他们也是肉体凡胎，看了也可能有传播的欲望。去年上海地铁就曾经发生过情侣亲热被安全摄像头偷拍、并且传播上网的事件。

　　还有一种对隐私的侵害，则是打着道德的旗号——在一所省属“三本”学校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学校决定扫黄，于是班主任、辅导员带着学生骨干冲进各寝室，打开每个人的电脑查验是不是有黄色小电影，如果发现，该同学要写检查。这一政策遭到了大批学生的反抗，因为电脑是个人财产，电脑硬盘上的文件属于个人隐私——大学生都要学法律基础，他们心里很清楚。

　　对学生隐私的侵害还可能发生在其他几个方面：申请贫困生补助或者助学贷款的时候，学生的家庭收入需要提交。家庭的不愉快经历，上世纪印制的旧式学生登记表格上甚至还保存着这样一个栏目：直系亲属有无被关、押、杀??服刑人员的儿女毫无疑问将在大学里遇到困扰。

　　大学生的家长经常遇到这种诈骗手段：谎称是班主任，说您的孩子某某生病或者出事故在急救，赶紧汇款到某某账号。有的骗子甚至还事先假装通信商测试信号，让学生关机，使得父母在打自己孩子电话时打不通。

　　校园网是泄露隐私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许多高校的网站上，一些优秀学生或者社团领袖的私人电话和照片都被公之于众，如果遇到一个比较“敬业”的骗子，他可以在向学生家长诈骗时轻松地描绘出这个学生的相貌，增加诈骗得手的可能。

　　过去家长往往认为最可靠的校园应该实行军事化或者半军事化管理，近几年的高校已经很少执行这些政策，而且从军事化“行走学校”之类所曝出的虐待丑闻来看，那种把青少年关起来让人学好的方式违反人性，何况大学生多数已经是成年人。对许多高校来说，如何在保护学生和不限制学生个人自由，不侵害学生隐私之间求得一个平衡，是管理者难以拿捏的一个问题。

　　教师精神家园荒芜

　　-本刊记者/吴伟

　　在关于大学教授价值的诸多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扇动了一下翅膀”，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一场针对教授的“旋风”。2008年青年节这天，在北大110周年校庆上，他指责有些大学教师已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称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这与市场侵蚀大学的自主性有很大关系”。这只是近年来针对大学浮躁的众多抨击中相对显要的一个。

　　“教师是副业”

　　“哪怕我真的想贩卖教授身份，恐怕也没人肯理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大教授说：“他(纪校长)有可能是针对经济学界说的吧。”

　　学科的差异使得教授们与“市场的距离”千差万别。同样是教授，研究存在主义与研究旅游管理相比，通常存在主义离市场更远；研究桥梁设计与研究之乎者也相比，通常之乎者也离市场更远。

　　郭磐石(化名)是毕业不到一年的北大文科博士，作为讲师，在北京某著名高校拿着每月4000多元的薪水。他距副教授职称仅有一步之遥。

　　最近几月，只要没课，郭磐石就从居住地穿越北京城的几个环路，跨越30多公里路程，前往新家监督装修工程进展。这套100多平方米的跃层住宅花了他100多万，其中贷款60万。但他的经济压力并不大。

　　“经济上，我的主业在自己的公司里。教师是副业，挣点零花钱。”郭磐石的公司去年开张，一个符合他专业特点的方向，里面的员工非博即硕。

　　但郭自称，即便在外开公司，他并未出现道德与现实的困扰。公司的运营并没有浪费太大精力。平时，他通过经理发出大方向上的指导。做这个行当需要人脉，这得由他亲自张罗。直到现在，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仍不认识他。

　　所以，目前他的精力还能主要放在“副业”上。一周12节课，他比身边其他的大学教师工作量多出一倍：“同事出国，没办法，暂时接替。”

　　“我决不忽悠我的学生，他们很喜欢我的课，你可以去私下问。这是我做教师的底线。”郭说他会很认真地做教学课件，并思考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法。

　　“但教书就像‘刷盘子’，第一年新鲜，第二年就索然无味。”他说，这时就有两种选择，要么换着花样“刷盘子”，要么就去学“炒菜”，把“刷盘子”作为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看着洗干净的那么多盘子整齐码在一起，或者盛上了精美的菜肴摆上桌面，那当然有成就感，但得忍受“刷”时的孤独。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学教师并不鲜见。郭磐石提供的“大学教师版”的顺口溜是：“一流教师开公司，二流教师跑项目，三流教师做讲座，四流教师上讲台。”郭说，如果按道德责任感作为标准，那结果恰恰相反。

　　“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条件和兴趣志向。当然，做教师拥有道德上的优势。”

　　文理科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对比在郭磐石所在的学校相当明显。郭介绍，作为讲师，他第一年登台授课就拿到4000多块的月薪，这已属教师里中等偏上的薪水，但他所在的综合性大学内，一般理工科专业的教师每年由工资和项目加起来的收入总和，讲师的年薪为10万以上，副教授在15～20万之间，文科和理工科差距明显。

　　郭磐石说：“要不是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我也会心态不平衡。”

　　“一本书增加一个教授”

　　“我非常欣赏陈丹青。”张镇之(化名)，某名牌大学副教授，从教接近30年。“他能独立生存，大不了辞职继续当画家。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学术或艺术都无法生存。”

　　通常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案只有两个：一是市场，一是体制。如果不能像陈丹青那样从清华辞职去卖画，那么就只有深入体制的种种是非中去换取生存的资本。

　　每个进入体制内的人虽然都在抱怨体制的缺陷，但实际上人人都是体制这堵“墙上的一块砖”。

　　《大学有问题》这本书的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认为，国家包办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等学校不仅仅是由国家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没有独立的个性。

　　“现在的症结，是大学在套用行政的那套体系。”张镇之说。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大学的职称晋升也是按部就班进行。到了一定年限或学历，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职称就一步步往上升。

　　“以前一本书能增加人类的知识量，现在一本书会增加一个教授。”张认为正是这样的考核体系导致学术的泡沫化。书籍、纸张由知识的承载物逐渐转换为职称的“兑换券”，对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在单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之类的指标上，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在一百多位。

　　张镇之说：“我们缺乏对学术成果的严格把关。现在好坏的标准是由行政确定的考核指标，而非纯粹的专家组由其内容判定。”

　　高昌平(化名)，一名正处于学术旺盛期的年轻大学教授，对《新世纪周刊》说：“浮躁的根源，就学校而言，与现在的教学评估体系所体现出的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的教学评估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学校实际上(名义上还是重视的)已不再重视教师的教学成果或教学努力，对教师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可能就是只要保证完成一定工作量、凑够论文篇数就行了，与其将精力投到教学上，还不如多做点课题、多挣点钱。”

　　在高所在的大学里，一旦三年一期的在字数、本数等方面有硬性指标的科研考核不合格，教师面临的结果就是职称被降级，且未来几年不得晋升，原职称与降级后职称间的收入将全部收回，而且没了评奖、评优、申报课题等各种机会。

　　大师需要一些闲暇

　　“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不了教授，他太年轻，不够资历。”张镇之说，“可是人的创造性是随人的老龄化日渐衰弱的，真正的大师一般是在40岁前达到自己人生学术创造上的最高峰，其后的工作就主要是完善和修饰了。通常，如果40岁以前还不能有所创造，那一个学者一辈子就很平庸了。”

　　高昌平认为，就学校整体情况而言，浮躁更甚者恐怕还不是年轻教师。一是年轻教师似乎没有多少可以浮躁的资本和条件，二是就算年轻教师浮躁也跟学校的评价体系、学校的办事作风，跟整个社会重名利思想有关，更是被眼下当红的教授及学术明星们给影响的。

　　从工作量上来看，年轻教师任务是最重的，从科研上来看，哪位名教授的研究不是由年轻教师或学生来做？而年轻教师由于资源少、名气小，不会整天忙于参加社会事务，因而在教学、科研上投入肯定是最多的。也是因为没有多少名气，年轻教师要发表论文、要出书、要拿到课题谈何容易。

　　张镇之教授心目中的大师状态是：淡泊宁静于心，博览深践于行。

　　“大师通常处于慵懒的生活状态下。”张镇之列举了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牛顿得有在苹果树下思考的闲暇。”他认为，仅靠推理和积累成不了大师，通往大师之路是由思想的火花点亮的，而灵感通常来自于闲暇时分。

　　“如果换了我是大学校长，我就会给有潜质的年轻人5～10年的考察期，根据研究内容的难易而定，他们爱干嘛就干嘛，如果时间过了还没出成果，那就没啥创新性了，出了优质成果就给教授头衔，教授的待遇应该被拉开。”他还认为当下教育界不能宽恕失败，三年的时间，对做大学问而言，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高昌平说：“学校得真正尊重大师，指那些真正在人品、在关爱学生、在投入教学、在推动学术上为人称道的大师，而不是靠头衔、靠职务、靠社会影响(非学术影响)而树起来的所谓大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