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座上与大师偶遇

　　在讲座上与大师偶遇

　　-缘松

　　在大学里，会心一笑不在课堂，有可能在讲座上

　　大学四年，你将与谁偶遇？这与爱情无关，但却可能关乎生命。

　　在易中天、于丹日渐火爆的今天，太多人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学生，以至于他们的学生也能成为新闻的主角。

　　不知道是否有人因为“百家讲坛”而开始研读《论语》、《三国志》，即便不是研读，哪怕只是喜欢也好，一点喜欢，就像播撒下一颗蕴含希望的种子。这就是相遇的奇迹。

　　“百家讲坛”，无非是高校讲座的电视化传播而已，或许平民化了、娱乐化了，却与校园的讲座并无二质。

　　大学校园里，每天都有多个这样的讲座举办。讲堂上的专家学者或是白皮肤、蓝眼睛，或是操着蹩脚的印度阿三英语，但这不要紧，各自领域顶尖水平的专家极有可能会为你打开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奇世界。

　　他们与你或许今生仅有此一面之缘，许多年后你甚至都忘记了那些专家的名字和讲座的主题，但这些新奇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元素，对于某些人，它们甚至会超越元素的地位而成为生命中的挚爱。

　　随手翻翻学术大师的回忆录，还有那些政界领袖、商贾巨子们的传记，掌故、趣闻、轶事都在告诉我们，虽刹那亦永恒的精神偶遇，将会是何等的令人神往。这种情景，倒是可以套用徐志摩的那首情诗：“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只是精神上的偶遇，无论是爱情还是其他，都注定被铭记而非忘却，这交会的光芒，有时会成为我们人生新的方向。

　　还有一些偶遇则让人觉得有趣。曾经一位年轻的传播学教师在课堂上讲议程设置，一个外国老头悄然进来，仔细听了半天，对这位老师有不少赞许。第二天，该老师去听讲座，才知道这位老者就是提出“议程设置”理论的学者之一，肖，被请来给大学讲座。他不由得汗流浃背——没有班门弄斧就好。

　　所有的大学生都是幸运的，因为所有的大学里都有这种讲座；但有些大学生是更加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校园内，偶遇的机会是如此频繁，以至于几乎成了一种必然的相遇。

　　除了各个领域的大师，大学生们往往还能够看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在北大清华，或许你没赶上克林顿，但你会遇到布什；如果你瞧不上布什，那你还可以遇上萨科齐；如果你与萨科齐都错过了，不要紧，你还会遇到一群来自非洲的元首。

　　在人大复旦，或许你没有遇到斯蒂格利茨，但你会遇到蒙代尔；如果你嫌弃蒙代尔太过臃肿，那你还会遇到瘦瘦的马云；如果你连马云也错过了，不要紧，后面排队的还有世界五百强企业的CEO。

　　套用一句《暗恋桃花源》的台词：“你们总会遇到，或许今天你们不会遇到，但明天总会相遇，如果明天你们还不会遇到，那明年你们总会遇到。即使明年还没相遇，四年后你们总会遇到。”我简直无法想象没有相遇的四年，那日子将会是怎样的无趣和黯淡。

　　珍惜每一次可能的偶遇，不要与大师们擦肩而过。不然，就是挥霍自己的青春。

　　迷失的学生

　　-实习记者/陈璇

　　在大学里还被称为“新人”的朱宸烁的眉头总是紧锁着，头发像个锅盖一样“盖”在头上，低下头来，头发能遮住他的眼睛。

　　去年，朱宸烁“高四”复读考上了他心中理想的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那时候，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对自己是个交代，对父母和爷爷也是个交代。”他的爷爷，给他高中三年送了三年的饭，后来高四，爷爷又送了一年饭。

　　刚进校的头两三个月，朱宸烁觉得自己过得很开心，“课很少，每周就三次课，课下就看看自己想看的书。

　　“自由快乐”的大学生活因为贴在食堂门前的一张写满兼职信息的A4纸而改变。“记下联系电话的时候，我有些豪迈，觉得自己开始走向社会了。”

　　最开始做的工作是促销，四天下来，挣了一百，朱宸烁了解到赚钱的辛苦，“我不太擅长与人沟通，跟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与学校里的人不同。”　“兼职一做起来就不想歇了。”对朱宸烁来说，在校外做兼职增强了“挣钱的欲望”，“虽然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都不成问题，但是手头还是很紧，北京的舅舅有时会接济一点，但是我也不想接受太多。”朱宸烁的身上穿着一件浅黄色的汗衫和米色短裤，衣服上没有惹大学生喜欢的商标，脚上的运动鞋也不知名。

　　赚钱的诱惑，现实的压迫

　　上了大学之后，他的手头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周末和朋友出去逛个街，即使不买东西也要吃顿饭，每次一下来起码就得三四十块钱。不愿意多花也不行，不想在同学中显得自己小气。”在外面的一次“潇洒”够朱宸烁在学校食堂吃上五六顿的，回到学校就得“狠抠自己一阵”。　

　　感觉到挣钱需要的当然不只朱宸烁。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曹正纲觉得现实就在不远处。

　　每次从外面回学校途径中关村时，曹正纲的心情就像这一带的交通一样“堵得慌”。“学校附近的房价又涨了，一万多了。我辛苦一辈子也可能换不来一套房子。”对房价和物价的忧虑情绪早已在大学校园里弥散开来。

　　曹正纲的父母是四川省普通的城镇工薪阶层，家庭年收入2万元，每年曹正纲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有12000元，占整个家庭年收入的五分之三。“省吃俭用，家里才能保证我大学四年读下来。”

　　为了“让自己和家里人过得更好一点”，曹正纲不得不利用休息的时间在外面做兼职。

　　“发传单，一天下来就是从早上站到下午4点左右。最无奈是面对别人的眼神，当你主动上前发单，其实对方看见你了，可是他突然将头一扭当没看见你，无论你上前说什么，他就当你是透明的。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贱。”曹正纲说，“我常常感到人性的可悲，大家都带着有色眼镜看人。所以现在我看见有人发传单的时候，我会主动上去索取。”

　　“有时候，你觉得活着就不得不自私一点。我想让世人都用博爱的心来对待一切太不实际了。”他常要为促销公司做一些不真实的宣传，“其实想想，在现在的社会里，谁又不是这样呢？”

　　曹正纲和同学做一个录入的兼职，“说的是做一份200元，这个报酬的确高。不过它要求第一次合作的对象必须缴200元的押金，到第一次结算时把押金返还。它那个办公间虽说简陋点，但还是很齐全的。到了结算的时候再去找时，已经人去楼空了。”

　　一边是焦虑，一边是空虚

　　忙碌给朱宸烁带来的不是充实和快乐，而是焦虑。“今年的奖学金和三好学生应该不成问题。”朱宸烁是学院的活跃分子，大一的他已经担任起学院的学习部部长。一说起大学一年级取得的成绩，没有几个人不对他树大拇指，“别人都说我好，现在我觉得自己过得很糟糕，不快乐，不知所措，心浮气躁。”朱宸烁已经想到要求助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他说自己快要“爆炸”了。

　　朱宸烁的网球打得很好，他利用周六日休息时间去网球俱乐部当网球教练挣钱，而且他还尝试着自己创业，与几位师兄在五道口办了一个跆拳道俱乐部。

　　创业中的朱宸烁要面对比校园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和当学习部部长大不相同。偶尔的应酬让他觉得“挫败”，“我不太懂得社交场上的那一套，我嘴笨，不会讲好听的话，又不会玩儿。坐在饭桌上，一到我说话就立刻没了气氛。”朱宸烁觉得自己很难和身边的尤其是“生意场”上的人融合在一起，也不大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当朱宸烁在外忙了一天回到寝室，室友们会在电脑前迎接他。“忙着打游戏和网上聊天，头都没空抬一下。”朱宸烁淡淡地说。

　　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读书的大学生黄欣觉得自己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没有找到自己”。

　　进校的前两个月，黄欣还保持着高中的学习热度，早起在校园里读英语，按照课表上课，课余时间就泡在图书馆里，“生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周围的很多人学习都不太用功，“上完课要么出去玩，要么就呆在寝室上上网，看看电影和肥皂剧，日子过得悠哉游哉。”看着身边的同学过得这么“惬意”，黄欣心里一直紧绷的弦也终于松弛了下来。

　　黄欣不再按时上课，能逃的课就尽量逃，“反正那些课上不上都无所谓，考试也很容易过。每到考试前一周，就跟老师套套题，狂背书，考完了就什么都忘掉了。拼命读书的时间好像就那么几天。”大半年里，黄欣基本“蜗居”寝室上网和陪朋友逛街。

　　“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松掉了，想紧也紧不起来了，”黄欣说，“无聊和空虚随时都会袭来，看有人学习，心里会觉得惭愧和不安。”

　　学习为就业

　　朱宸烁记得开学的第一天学院院长在迎新大会上告诉大家：在大学期间要多考考诸如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等可以丰富个人简历的证书，为就业增加砝码。

　　在各大学的专业课课堂上，许多学生都捂住单词本，默默地记忆着难词的拼法。

　　高分通过英语六级的武汉大三学生于小庆又失眠了。这次是为了“雅思”。“吃不香，睡不好，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她近期没有出国的打算，“看到别人在考，我也想考。如果以后想进外企，多一个证明。”

　　今年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四学生祝英鸿做了一个让身边不少人都觉得“诧异”的决定：放弃考来的读研机会，直接就业。

　　做出这个会影响未来前途的决定，祝英鸿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拿出一张纸，把两个选择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写下来进行对比，然后又计算了一下两种选择能实现个人目标的概率。“我记得在概率论的课上，老师曾说过一句凯恩斯的名言，‘一切事情用概率来分析最好’。”

　　去年，祝英鸿在选择是否考研时，也计算过概率，那时他考虑的是“研究生更利于找到一个更好工作”。

　　考研结束后，祝英鸿尝试着给几个单位投了简历，“投了四五家，都中了。”祝英鸿觉得如此高的成功率是因为他对自己有标准，没有盲目地“海投”，他用了一个星期就找到了眼下这个足以让他放弃读研的工作。

　　“我读研本来就是为了将来能找一个好工作，而不是想做学术。工作好的话，我愿意放弃读研。我很明确自己想实现什么。”祝英鸿说。

　　“我也很难说自己在大学究竟学了什么，很多东西都内化到心里，变成了自己的意识和思维方式。”祝英鸿说，“我特想告诉我的师弟师妹们，在大学里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这才是最靠谱的。”

　　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陈瑞最近关于出国、考研还是就业的选择也让她“很纠结”。多数国外大学还不承认中国的硕士学位，出国读博还得重读硕士，但是往往这部分一年可以完成。“看别人出国，也想出去看看，接受国外更先进的教育，但是出国的成本太高。如果要考研就要暂时放弃出国，可是考研实在是太苦了。就业一年比一年难，本科生的前景又不知怎么样，研究生可能身价更高一些。”陈瑞每天都在盘算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得失。　

　　不同的大学生活

　　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的吴光远，面对今天“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生，经常会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

　　今年44岁的吴光远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83级的大学生。“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大家都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每个人都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的知识。”

　　“每天早上大家都会到图书馆占座，然后去上课，迟到的人很少。教授在讲台上讲得激情飞扬，学生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课余，吴光远就在图书馆读书，“书多得读不完，系里会给我们开专业的书单，一本接一本地读。读哲学，读历史，也读小说和诗歌。”大学四年下来，吴光远的读书笔记可以用一个麻袋装满。

　　那时还有学习讨论小组，“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自己读过的书，如果别人提到的书自己没读过，说法没听过，就会觉得很惭愧，生怕比别人学得少。”

　　“哲学的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每读完一本，就会觉得自己像重新活过一遍。”吴光远回忆当年的一个大学室友“因为读萨特的书眉头皱了一个月”，他也曾为黑格尔的哲学理论苦恼过。

　　“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甚至有些单调。但每个人都很充实，因为获得新知而快乐。”吴光远说。

　　那时的大学生也有困惑，“当时接触到很多西方的理念和思潮，比如西方的自由、民主，我们常常会思考如何改变中国。我们也会思考人生的价值，人活着究竟为什么。”

　　如今作为教师的吴光远，经常面对学生这样的疑问：学这门课究竟有什么用？

　　现如今，看上去“没有什么用”的哲学完全成了冷门专业。武汉大学大三学生罗晓微(化名)是被调剂到哲学专业的，哲学专业报考人数少，分数线低。三年前，罗晓微压着武汉大学的提档线“有惊无险”地进了学校。

　　罗晓微并不满意自己的专业，“哲学让人学起来缺乏安全感”。为了更好地就业，她又修了一个国际贸易专业的双学位。

　　吴光远上大学时，他的同学读萨特、读弗洛伊德、读尼采，讨论西方思潮，他们迷茫而困惑。现在的大学生依然困惑，但他们谈论学英语的技巧，谈论赚钱，谈论出国，谈论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