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手提大哥大迈进政协会场

　　【1993年3月17日民营企业家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1993年3月14日，是八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开幕的日子。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这样游离于局外(政治体制之外)的人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能和党和国家领导人聚集一堂 、共商国是。”时隔15年，刘永好还清晰记得那个瞬间。

　　在这一届政协全会上，和刘永好一道走进会场的，还有张宏伟等另外22名来自民营企业界的政协委员。

　　他们手提“大哥大”，代表着中国蓬勃发展的私有经济，吸引了众多中外记者的视线。尽管在总数为2093名的委 员中，他们只占1％，但这标志着私有经济在时隔近40年后，重新登上中国参政议政的舞台。

　　统战部门暗地考察企业家政协委员人选

　　在八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刘永好作为新经济成分的代表，作了《中国的民营经济是有希望的》大会发言。“当时我话 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我站在主席台上，情绪非常激动。”刘永好认为，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终于得到 了国家的认可和鼓励。

　　这，和两年前截然不同。

　　1991年，刘永好兄弟在“育新良种场”的基础上组建成都希望集团后，不堪社会压力，向四川新津县委领导提出 ，想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政治上却毫无地位，这是当时改革开放10年后中国的私有经济面临的 窘迫和尴尬。

　　刘永好当时面临的尴尬，和整个大形势有关。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在城镇发展个体、私有经济，最初是为了就业考虑。当时大量的返城知青、社会闲散人员，国 有单位无法接纳这么多人，国家就鼓励允许自谋职业。”3月14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李晓宁回忆 ，当时个体、私有经济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并创造了惊人的社会财富。

　　但私有经济的发展在1989年遭遇了回潮，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量迅速下降，其中私营企业1989年一年间 减少了14000多家。

　　不过，转机也在1991年出现。

　　当年，中央下发15号文件，规定把全国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的思想政治工作，交由全国及各地工商联负责，中央 统战部开始把私有经济群体纳入统一战线的范围。

　　“以前，中共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关注过这个群体。”李晓宁回忆，在1956年国家用赎买政策将资本家、工商业者 阶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后，成立于解放初期代表资本家、工商业者阶层的全国工商联，便停止了原有的使命。

　　“1991年之前，全国工商联是管国有企业的。”在李晓宁看来，从中央15号文件开始，已经发展壮大却依然属 于政治弱势群体的私有经济群体，开始被正式纳入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并得到强有力的扶持。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接着，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方 向，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确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也就在那一年年底，当第八届全国政协的换届工 作开始启动时，各地非公经济的领军人物，也被当地统战部门暗暗考察。

　　推选委员标准包括创造财富和爱国情怀等

　　至今，刘永好还记得自己被推荐当全国政协委员的情景。

　　1993年刚进入春天。一天，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找到刘永好，说准备推荐他为全国政协委员。“没过多久 就让我填了表。同时，四川省工商联还推荐我为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

　　据说，刘永好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前，还有一个小“插曲”。

　　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传来一个消息，本届政协将吸纳一批民营企业家为政协委员。而作为希望集团的法 定代表人，并且一直以来受到多次表彰的三哥刘永美有可能当选。但是，不愿抛头露面的陈育新提出，让其他兄弟中的一个去 ，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擅长外交的刘永好头上。

　　“首先在非公经济的群体中或所在的行业中，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企业的实力，还有上交的税收，创造的社 会财富，要爱国、拥护社会主义，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等，这些都是推选的标准。”李晓宁回忆1993年中央决定 推选民营企业家做全国政协委员时的认定标准。

　　按照这样的标准，包括刘永好、张宏伟、王祥林、李静等在内的23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19 93年3月14日第一次走进全国政协大会会场。

　　此后，刘永好又成为第一个民营企业界的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专委会主任。

　　企业家委员提案催生出“民生银行”

　　非公经济的代表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期间，中央统战部召集20多位“非公”委员开了一个座谈会，征求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意见。

　　轮到李静(中国第一个可口可乐批发商)发言时，他的话令在座的人都吃惊不小：“我有个想法，成立一家以私人资 产为股本的民营性质的商业银行，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话音刚落，一片掌声和笑声，其他“非公”委员均对李静的大胆设 想表示赞赏，但也担心非公有制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而不是主体。

　　回到驻地，李静回想，几乎每个私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贷款难问题，他连夜起草了《关于建立民营商业银行的 提案》。第二天在小组讨论会上，有43位委员当场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提案后来成为那届会议委员签名最多的一份。

　　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正式成立，是我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李 静先后被推选为监事、副监事长。如今的民生银行已经在国内上市，刘永好、张宏伟也先后成为民生银行的副董事长。

　　每年100多名新阶层人士接受培训

　　从1993年，23名民营企业家首次进入全国政协，到今年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有160多位委员来自非公 经济界，刘永好成为连任四届的老委员。

　　“我做全国政协委员15年，每年都提交五六个提案。”刘永好说，他当委员首先立足自己从事和熟悉的领域，来关 注农村的发展，帮助农民增收。他认为，即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老板，也一样能够当好政协委员，关键是要有国家和社 会的责任感。

　　据了解，从2003年开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开始承担培训来自新阶层的人士，每年100多人，其中有各地推荐 的德才兼备的民营企业家，也有律师等自由择业者。据透露，他们作为被中央关注的新社会阶层的优秀代表，或将成为各级政 府、人大、政协机关干部的“后备”力量。

　　□本报记者吴狄北京报道

　　下期预告

　　第29期：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新观察

　　企业家参政议政要“公”“私”分明

　　在中国，民营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其来有自。明清时代，市镇、乡村的公共事务多由士大夫与商人公共治理 ，他们通过自治的方式，供应教育、交通、文化等公共品，也维持一方治安。

　　十九世纪末以后，传统的士大夫和商人经过复杂的转换，在现代工商业城镇形成了一个“绅商”群体。他们更是积极 参与全国性政治活动，推动了立宪运动。

　　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国有化，当然也就不存在民营企业家了。即便老工商界人士还在，也无法独 立发挥社会治理作用。整个社会被整合进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中。

　　八十年代开始，私人企业重新获得发育的空间，民营企业家也从个体工商户、社队企业等新的企业组织方式中逐渐产 生。而开放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协、人大，乃至后来进入执政党党代会，标志着整个政治体系确认了他们的地位。

　　很多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也确实是从政治地位提升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新角色的。毕竟，在法律 依然不够健全的时候，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就是一种有效保障。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只有少数民营企业家能够连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不难理解，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是一回 事，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身份又是另一回事。两者是需要严格区分的，前者所涉及的是私人事务，而后者所涉及的是公共事 务。在本应讨论公共事务的政治论坛上，只知谈论企业经营的私人事务，甚至只是寻找一个政治保护伞，当然会走火入魔。

　　这其实提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不是一件信手拈来的易事，而是需要必要的技艺准备的。

　　人们不妨对“参政议政”作一个广义的理解。在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家都属于精英群体。他们不仅掌握着资源，更重 要的是，他们身上所积累的企业家精神，对于社会治理来说十分重要。他们本来有能力在社会治理的很多领域中发挥作用。比 如，可以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提供某些公共品，可以组织社会慈善公益活动，可以组织社区、行业自治等等。

　　而在这样的自治活动中，企业家可以培养出公共精神，历练出治理技艺。具备了这两者之后，再进入政协、人大等政 治论坛，自然会分清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并且具备讨论公共事务的技巧。

　　所以，对于企业家参政议政，固然要看他们进入政协、人大的人数，同时也应当看他们参与社会各个领域自治的程度 和范围。后者是基础，也是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的第一个层面。没有这个基础，即便企业家进入政协、人大，其作用也难以像 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注定了将停留在社会自治层面上。所以，企业家在这方面参与治理 的意识及相关制度环境，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秋风

　　温故知新

　　青年择业从“永久型”转向“飞鸽型”

　　从“地位型”向“经济型”转变。长期以来，青年们选择职业的首要标准是某种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低。但目前很 多待业青年则不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待遇如何。

　　从“永久型”向“飞鸽型”转变。以前许多人总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业就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安安稳稳地 度日。但眼下很多青年刚上岗时就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走，不再抱着自己并不理想的职业“死守” 。

　　从“急就型”向“等待型”转变。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业机会愈来愈多，因此，青年们就业的要求已不如 以往急不可待。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往往从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出发来选择职业。

　　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在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很多青年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而不愿仅仅囿于 自家门前的小圈子里择业。

　　———摘编自青年报

　　1989年3月17日报道

　　一日三十年--3月17日

　　●1979年聂卫平获首届世界业余围棋冠军

　　●1985年首都通讯公司花35亿美元买下美国广播公司

　　●1991年国家科委首次公布我国科技投入数字，1990年为300.5亿元

　　●1993年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23名民营企业家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1998年朱镕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98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2003年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那时流行

　　BP机

　　流行时间：上世纪90年代流行指数：★★★★★

　　BP机又叫“传呼机”，1984年，上海首次引进传呼业，当时全国用户仅4000人。

　　BP机刚出现时，谁要是有一部这样的机子，是很叫人羡慕的。BP机先是数字传呼，等到中文传呼机出现，年轻人 喜欢用它来传递情话。

　　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呼机开始普及。传呼台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竞争激烈。传呼机从最初的几千元一部 ，降到最后的几百元一部。“有事就拷我”，“呼了你那么多遍你都不复机”，成为人们打招呼时的口头语。

　　1998年，全中国的BP机用户突破6546万，名列世界第一。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手机铺天盖地般涌进普通百姓生活。

　　2007年，关于中国联通公司申请停止北京等三十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寻呼服务所涉及问题的公示发布。寻 呼机历经20多年发展，从辉煌走到衰落。

　　而大批曾经薪水丰厚、嗓音甜美的寻呼小姐成了“下岗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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