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35期1980年3月24日，中央正式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1980,违背“天条”的设想定名“经济特区”

　　张伟基，深圳南岭村前村长。1977年的一个冬日，他决定卖掉已经养不起了的母猪。

　　从镇上回来之后，他突然感觉到村里有些诡异，———走时还熙熙攘攘的村子突然空了。他问孩子：“妈妈呢？！” “跟着村里的人逃港了！”

　　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突突”地赶到深圳河边的国防公路上，站在拖拉机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 “南岭村的跟我回去！”但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没有一个人回头，包括张伟基的妻子。

　　那是1977年11月的一天。

　　当时，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正在广东视察。陆续解密的文件显示，中央以及广东方面最初设立经济特区的念头，和当时 宝山一带的集体逃港潮有关。

　　记者从宝山档案馆了解到的数据是，从深圳解放到上世纪70年代末，参加外逃的有119274人次。

　　和香港仅有一河之隔的深圳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告诉记者，当时每到传统节日，偷渡到香港的深圳人不敢回来，家里 人又拿不到证件赴港，于是双方约定日子，在沙头角桥两头隔着关口见面、喊叫。见得着，听得着，但无法接触，这就是当年 沙头角著名的一景“界河会”。

　　邓小平：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如今的南岭村完全是一个繁华的城镇。很难相信，30年前到底是什么样的贫穷驱使全村 人在边防部队、民兵的围追堵截下背井离乡，外逃谋生。

　　据电视文献片《小平十章》披露，在听取广东领导汇报逃港问题时，沉默了好久的邓小平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 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

　　张宏在他的报告文学《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描述道，“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 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邓小平当时并没有就政策具体什么地方“有问题”展开论述，10天后他回到中南海，但是，谜语却留了下来。

　　两个月后的1978年1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到深圳实地调查，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 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是13000元；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没有什么 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吴南生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眼前的事实使他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 难怪人心向外了。

　　这一年的5月14日，时任副总理的谷牧视察深圳时说，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对饥饿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

　　吴南生：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据宝安县志记载，1979年，渔民村遭受厄运。全县蚝田超过70%遭受病灾。但是命运也在这一年触及邓志标和 张伟基们的脸庞。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 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也是在1979年1月16日，吴南生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汕头，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惟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和香港的差距 并不大。30年后，香港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汕头却衰败不堪。

　　“这比我们小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但如 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

　　吴南生心中没底。

　　“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 展的！”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

　　吴南生恍然大悟。21日夜里，正在感冒发烧的他迫不及待地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 杨尚昆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一个星期后的28日，吴南生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就到吴家中和他交换了意见。两个人一拍即合。因为在吴南 生萌生划地搞试验的想法之前，习仲勋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

　　据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回忆，1978年习仲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齐桥桥说，父亲 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我们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觉得一定要搞 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 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吴南生说。

　　发言结束后，吴南生发现，同事们比自己更要“激进”：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认为 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

　　华国锋一愣：你们想要什么权1979年4月初，广东省委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省委常 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

　　吴南生后来回忆，都到这个关头了，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件大事———这事情该起个什么名字向中央汇报呢？叫“出 口加工区”？台湾就是这样叫的；叫“自由贸易区”？又会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也觉得不合适。最后勉 强定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深圳宝安区档案馆解密文件显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已经尝试对外开放，与香港发 展小额贸易。二十年后，吴南生他们把自己设想中的“特殊区域”叫作“贸易合作区”，这算是历史的一个小小巧合。

　　1979年4月8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上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 ，很难办。

　　“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 一步，放手干。”习仲勋说。

　　据说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他问习仲勋：“你们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合盘推出了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 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的想法。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就连华国锋也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

　　反对：广东边界得拉铁丝网

　　二十几年之后，深圳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张国英回忆说，“这等于是习仲勋为广东改革开放 争取到了‘尚方宝剑’。”

　　“但是，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 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 夫回忆说。

　　不过，这次会议上支持的声音最终占了主流。最终敲定“特区”的名字，是邓小平做的主。吴南生后来在回忆里提到 ，邓小平在知道广东省的想法后很赞成，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待取得经 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两地设置。

　　中央：正式定名“经济特区”

　　事实上，尽管中国高层整个1979年都在酝酿着特区的成立，可实际上，邓志标和他的渔民村这一年的生活水平已 经开始改善。7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时，厂房租金流入村民口袋。

　　12月17日，国务院第一次召开筹建特区的专题汇报会———京西会议。吴南生的汇报提纲为《关于广东建立经济 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这一天，“经济特区”这四个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此前中央批准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是说要办“出口特区”。

　　“我们同各方面同志和朋友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改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 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其含义更确切些。”吴南生在《提纲》中说。

　　1980年3月24日，中央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特区条例》获准通过，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步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地方法规。《 纽约时报》对此事的报道是：铁幕拉开了。

　　温家宝：毫无疑义特区还要“特”

　　一切都快得不可思议。

　　短短半年之后，邓志标的渔民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村。

　　深圳、珠海等四地的成功坚定了决策者的信心。1984年1月，邓小平在他的第一次南巡中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市场 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的论断。是年，中央决定在大连、天津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8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成立了海南经济特区。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策。至此，中国经济特区的版图基本形成 ，在官方的文件中，它们被描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

　　2003年前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以及对外开放地不断扩大和延伸，经济特区原有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其他地 区等政策优势已经基本没有。关于“经济特区历史使命终结”的讨论开始兴起。

　　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经济特区既然要继续发挥作用，毫无疑义特区还要‘特’，还要保持它应有 的特色。同时也要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经济特区的特色内涵也要相应地加以发展，原来靠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而 形成的一些特色要有所变化。今后经济特区发展所必需的一些政策支持还得有，但保持特区优势的根本着眼点要放在增创新优 势上。”

　　在这一语境中，上海浦东新区等被称为“新特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相继被批准试点。其中，浦东新区、天津滨 海新区成了中国金融改革、保险改革的试验田，而成都、重庆成了城乡统筹发展的试验田。

　　□本报记者 杨继斌 北京报道

　　(本文参考《世纪老人邓小平》、《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等著作)

　　-新观察

　　特区使命没有终结

　　经济特区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不但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典范，更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 的最大标志。但在特区拟议和成立之初，其所面临的艰难险阻恐非今人所能想象。

　　在特区的设置上，我们可以听到当年的领导人让人热血沸腾但又惊心动魄的说法：吴南生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 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邓小平说得更直接：“对！办一个特区。

　　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血路”吗？是的，这条路确实不是那么好走的。在当时，中国的一切都在原有的体制框架下被限制得死死的，每突 破既有的格局都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回想特区的存在和成功，是因为有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特区的首倡者、领导者、支持者和建设者。他们中有气魄 宏伟、信念坚定、百折不回的政治家，更有默默无闻、凭良知和常识行事的普通公民。在那个年代，这些敢为天下先的人就是 英雄。

　　如今，历史再次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思想还需要继续解放，特区还要继续创新，中国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尤其在特 区，市场经济这颗果子，已经变得非常成熟，“经济特区历史使命终结”当然有它的一定道理。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下，政治体 制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区这个历史的概念依然会给我们很多的思路和灵感，我们对它寄予厚望。

　　事实上，在1988年，深圳曾进行了“移植香港经验”的尝试，国家体改委曾派出专门调查小组到香港调研，全国 人大也给深圳授予立法权。此后七八年时间里，深圳基本上建立起了与香港和国际主要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的法律相接近或 融通的地方法规体系。

　　今天，深圳已经具有较为开放的公民社会，发育充分的市场，以及活跃的现代媒体，使得它最有条件在政治体制改革 中真正迈出步伐。

　　从目前的条件看，我们应该再提借鉴香港现代政府模式，香港政体是华人政治和现代政治的结晶，拥有独立的文官系 统和司法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正在提倡的“深港一体化”，其实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特区之特，就在于它是改革的试验场，它不仅可以是经济改革的试验场，还可以是社会改革的试验场，当然也更可以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场。有了“特区”，我们对改革的未来充满乐观，有了“特区”，政治体制改革便具有了可控性，我们 似乎也就没有必要惧怕。这其实是三十年改革进程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楚龙

　　一日三十年--3月24日

　　●1980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 特区”。

　　●1980年苏州市与意大利威尼斯市结为友好城市

　　●1985年我国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在广州春季田径邀请赛上，以2.35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当年男子跳高室 外最好成绩。

　　●1997年北京大唐发电公司成为首家在伦敦上市的中国公司

　　●1998年陈景润论文手稿被革命博物馆收藏

　　●1998年复旦大学分离和克隆人类重要基因27个,并获知识产权

　　温故知新

　　贩私者送裤袜行贿被送派出所

　　新华社广州电驻守在广东省珠海特区的广州部队某部二连，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身居口岸，一尘不染。广州 部队于2月27日发布命令，授予他们以“口岸执勤好二连”的荣誉称号。

　　二连长年在与澳门水陆相连的拱北口岸担负执勤任务。珠海市成立经济特区以后，营房周围常有走私物品摆卖，一些 不法分子为了走私贩私、偷渡外逃，常常给站岗执勤的战士送来“买路钱”，甚至施展女色。

　　一天夜里，一个走私分子看到战士冯金洁一个人在站岗，就从口袋里掏出大把的港币、人民币和一块手表塞到他手里 ，说：只要你装作没看见，事后再给好处。冯金洁怒不可遏，当即将他扭送公安部门。战士李耀章上街买东西，一个穿着西装 的中年男子花言巧语要和他拉关系，说：“我有一个内弟想到澳门，你站哨时抬抬手，给你1200元报酬，怎么样？”李耀 章说：“革命战士不能放弃原则，你不用在我们身上打主意！”战士姜进梅上哨时看见路旁围着一大堆人，一个贩私分子拿出 6条尼龙裤和10双袜子，说，解放军同志，小意思，拿去穿吧。姜进梅立即把他送到当地派出所。

　　二连在边防执勤一年期间，先后遇到20多起金钱物资贿赂，5起女色引诱，都被干部战士顶了回去。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2.03.17第3版《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广州部队某部二连身居特 区口岸一尘不染》

　　那时流行

　　孔雀东南飞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流行指数：★★★☆☆

　　“孔雀东南飞”原为我国古代乐府诗歌中的名篇名句。

　　古人在吟唱时一定没有想到，这句诗后来会成为人才流动的代名词。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成立经济特区。随后的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宁波、温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些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吸引着国内外各方 资金、技术，尤其是各地精英的聚集参与。因为这些城市大多位于东南沿海地区，人们把这种人才流动趋势形象地称作“孔雀 东南飞”。

　　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孔雀东南飞”一直使西部省份大伤脑筋。仅甘肃省在1981—1987年间，调走的专业技 术人员达3万多人，而同期调进的专业技术人员才4000多人，年年是“人才赤字”。

　　直到世纪之交，在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各地纷纷出台措施，善待“留鸟”、吸引“候鸟”，这种单向的人才流动 才渐趋平稳。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