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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他24岁,英俊、未婚,已演过十几部电影,红遍大江南北。
26岁,他以流氓罪,被判4年徒刑。雪片般的群众来信,要求法院枪毙他。
28岁,他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第二年,他把“囚歌”唱到中国每个角落,红似当年。
30岁,“囚歌”被批不健康,骤然从流行的顶端跌入谷底,他黯然引退。
如今,50岁的迟志强有时仍不能相信,这么离奇的经历,就是自己的人生。
层层剥去时代给他反反复复粘上又撕下的标签,对那些从外部推动他或起或落的力量,有的让他觉得难以回报,有的 则是永远无法原谅。
被捕
“严打”中一封群众来信的作用
“1983年10月18日”,迟志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
那天中午,他拍完戏,和几个人正在河北完县的宾馆里谈笑。忽然一个平时协助剧组工作的警察敲开了门。
他探进头,说:“迟志强,你出来一下”。
迟志强还笑着,说:“没事,你进来,进来!”这个平日很熟的警察没有表情,又说:“你出来一下”。
迟志强感到奇怪,刚走到门口,就被一把揪住领子拉出了门。
外面走廊里,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有二十多个。一个人想给他戴上手铐,迟志强一把推开说,你们要干什么 。对方回答,你配合一下,我们是受南京方面的委托。
南京!?
一年前,迟志强在南京拍《月到中秋》。当时,这个小伙子的人生也像十五的月亮,光洁圆满
-新观察
司法的“枪口”和刑法的“口袋”
从红极一时的影星到“流氓犯”,迟志强一头撞上了司法的“枪口”,一脚掉入了立法的“口袋”。
“枪口”,学名叫严打。25年来,作为“特殊手段”的“严打”在很长时间里占据着中国刑事政策的主流。这种“ 战役式”和“运动式”的行动,本应放诸于司法的自有规律之下,但“严打”却因强烈的政治意涵,俨然超越了“法治”,成 为引领甚至是指导司法的基本规则。由于标准相对模糊,“严打”之“严”如何掌控,在很大程度上全凭司法官员或党政官员 依时因势解释。
群众举报迟志强一伙跳光屁股舞,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当时一些司法官员看,这恰好能为“严打”立起一个标本性 的个案。很快,迟志强落入法网。据说“雪片般的群众来信”,要求法院枪毙他。还好,法官没有依“社会和群众的感觉”来 决断判不判死刑。否则哪会有后来风靡全国的“囚歌”。
迟志强被认定的是流氓罪。“79刑法”中,“流氓罪”与“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并称“三大口袋”。八 零年代的年轻人大多知道这句话: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约三十年前,中国开始致力于恢复法制。在那个刚刚走出充斥着暴力的法治虚无时代,社会急剧转型,计划赶不上变 化,给立法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于是,“宜粗不宜细”成为立法者乐于采用的法则。粗线条立法多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相 结合”,以给执法者留足自由解释的空间。
不妨重温一下中国立法史上著名的“流氓罪”,即“79刑法”第160条,“聚众斗殴,寻衅闹事,侮辱妇女或者 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正是这里的“其他流氓活动”一语,将现实生活 中一些为当时主流道德观念所不容的行为囊括在内。一则个案是,一对夫妇在家中与朋友聚会,当众拥抱接吻,结果这对“流 氓夫妻”双双落入法网。
20多年后,无数人在“艳照门”中集体狂欢。在这个香艳的时代,不排除有人鄙视那些玉体横陈,但无法否认的是 ,有过婚前或者婚外性行为的中国人,再不会背负“流氓”的罪名。
1997年刑法大修,流氓罪被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 。兜底条款正式退出了刑法典。
流氓罪只成追忆———20多年前那些因冲破观念和行为禁忌而被加诸“流氓”罪名的一批人,永不会忘记自己曾经 的“罪”。20多年后刑事立法,更不能再有那些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口袋罪”。□王刚桥
总第59期︻1986年4月17日因﹃流氓罪﹄获刑的影星迟志强出狱︼,
[迟志强:一场运动和舆论的落网者]
1981年,他24岁,英俊、未婚,已演过十几部电影,红遍大江南北。
26岁,他以流氓罪,被判4年徒刑。雪片般的群众来信,要求法院枪毙他。
28岁,他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第二年,他把“囚歌”唱到中国每个角落,红似当年。
30岁,“囚歌”被批不健康,骤然从流行的顶端跌入谷底,他黯然引退。
如今,50岁的迟志强有时仍不能相信,这么离奇的经历,就是自己的人生。
层层剥去时代给他反反复复粘上又撕下的标签,对那些从外部推动他或起或落的力量,有的让他觉得难以回报,有的 则是永远无法原谅。
被捕“严打”中一封群众来信的作用“1983年10月18日”,迟志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
那天中午,他拍完戏,和几个人正在河北完县的宾馆里谈笑。忽然一个平时协助剧组工作的警察敲开了门。
他探进头,说:“迟志强,你出来一下”。
迟志强还笑着,说:“没事,你进来,进来!”这个平日很熟的警察没有表情,又说:“你出来一下”。
迟志强感到奇怪,刚走到门口,就被一把揪住领子拉出了门。
外面走廊里,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有二十多个。一个人想给他戴上手铐,迟志强一把推开说,你们要干什么 。对方回答,你配合一下,我们是受南京方面的委托。
南京!?
一年前,迟志强在南京拍《月到中秋》。当时,这个小伙子的人生也像十五的月亮,光洁圆满。
作为“文革”后国家第一批选拔的演员,他的事业一帆风顺。16岁拍《创业》初露峥嵘,随后屡屡担纲男主角,拍 了《小字辈》、《夕照街》等多部极受欢迎的电影。1979年,他与刘晓庆、唐国强等11位演员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优秀 青年演员”时,只有21岁。
当时在南京因为找人帮忙,迟志强认识了“老大姐”和“小曹”,“老大姐”姓刘,是部队领导的女儿,小曹也是当 地一位领导的女儿。
那时候文化生活很匮乏。
迟志强这样的明星,也无非是看电影、看样板戏、听录音机,最奢侈是有台小黑白电视。但是“老大姐”有新鲜的— ——八九个人跳贴面舞。聚在一起,窗帘一拉,邓丽君的歌一放,男的女的就搂在一起。
“心也跳脸也烧。说实话,跳的时候兴奋,完了很后怕。”迟志强记得,在约半个月的拍戏间隙,一共跳了三次。
一次酒后,“老大姐”钻进了迟志强的被窝。一次舞后,小曹贴在他耳边说了句“明天去我家吧,我家没人”,事情 也便发生了。
迟志强不知道,当时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严打”,他之所以被抓,正是由于“严打”开始一个月后,有群众举报: 迟志强一伙人“拉上窗帘跳光屁股舞,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多年后迟志强曾向采访他的媒体发誓“只是跳了跳贴面舞”。
审判法院写内参告中青报“媒体宣判”迟志强在南京公安局待了半年,事情仍无结论。公安找迟志强了解了情况,既 没处理,也不放人。
拍了多半的电影已经被迫换人,迟志强很着急,所以,次年初春时见到那个自称是“公安局上级领导”的小伙子,“ 真觉得像见到亲人”。
对方要了解一下情况,迟志强就做了很长时间的“检讨式交代”,说自己“追求享受,不注意改造世界观,因而走上 了资本主义自由化道路”。
迟志强不知道,来者,其实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这次检讨,成就了一篇对他有重大影响的报道。
“出入高级宾馆,参加各种名目的家庭舞会,听靡靡之音,吃喝嫖赌,无所不为……”———1984年5月6日, 《中国青年报》第8版刊出《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记迟志强从堕落到犯罪》一文,称迟志强有强奸、轮奸等“ 流氓罪行”。
报道一出,舆论哗然。
全国各地的电话、电报,不断打进南京公安局,很多人要求看到迟志强被枪毙。
公安局不敢放人了。
迟志强后来了解到,这篇报道发表前,公安局已经给他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打过电话,说这个案件没受害者,顶多 就是生活作风问题,让厂里把人接出去教育。
长影厂的人还在赶来的路上,中青报的报道就出来了。
曾重新调查过此事的原《人才信息报》总编辑关向东向本报回忆,后来审理迟志强案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尚 盛对他说:“报纸上所讲的内容,与案情事实不符,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不明真相的读者,还要求判处迟志强死刑……” 法院为此专门写了内参,认为《中国青年报》严重干扰司法程序,提前进行“媒体宣判”。
1984年秋天,在被南京警方带走近一年后,迟志强被判流氓罪,处以有期徒刑四年。
“老大姐”被军事法庭审判,以流氓罪判一年徒刑。小曹判了五年。
狱中两家媒体电话中激辩迟案南京花山煤矿。狱警站在山头,机枪口对着下面。烈日下,迟志强和其他囚犯一起,挖 煤、搬煤,汗流浃背。
听说大明星在这里服刑,赶来看的群众成百上千。有人冲他扔石头。泪水流下来,在迟志强煤黑的脸上,冲出白白的 两条印痕。
1985年6月,哈尔滨《人才信息报》创刊前一个月,代理总编辑一职的关向东决定采访这个案子,作为头一期报 纸的重头戏。
他向领导汇报,领导觉得这件事情太敏感。关向东说:“这不是政治问题,只是个演员作风问题,现在都改革开放, 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一个事件,要有不同的看法。”领导最终同意了。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关向东见到演员剧团团长陈汝斌、副团长孙瑞信等人。他们说:“迟志强的缺点就是好交朋友。 他在南京犯事,就是由于乱交一些不了解的朋友,又缺乏社会经验,思想不坚定所造成的悲剧,也有上当受骗的因素……”在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向东见到法官王尚盛。对方坦言,判决时舆论压力很大,法院收到的群众来信有几大麻袋,“太可惜 了”。
1985年7月5日,《人才信息报》创刊,头版就是3000多字的《迟志强疑案》一文。
关向东说,该文被100多家报刊转发,包括南京当地媒体,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关向东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 ,有人为他叫好,更多人骂他。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中国青年报》的来电,口气强硬,说他给迟志强在名誉和舆论上翻案为迟鸣冤叫屈。关 向东反驳说:“你们是对迟志强不负责任,不了解情况就乱写,写错了,还不许翻案吗!”差不多同一时期,马军勤的《我对 迟志强一案说几句话》、郭宝昌的《我所知道的迟志强》、辽宁《水晶石》杂志的相关报道,也站在质疑立场上,发表了对迟 志强案件的看法。
而在狱中,迟志强因劳动积极、文艺活动搞得出色,连立三次功,四年徒刑被减为两年半。
出狱流行歌曲让他翻身舆论又把他打倒哐啷啷一声响,大铁门打开。1986年4月17日,当迟志强站在监狱门外 ,一时有些情怯。
他穿着一条咔叽蓝裤子,一双狱友送的皮鞋,觉得自己挺精神。他的怀中,还揣着两年多省吃俭用攒下的50多斤粮 票。
到了街上,他傻眼了。满目花花绿绿,女同志还有穿裙子的,买粮,也根本不用票———昔日的电影明星落伍了。
虽然身边的人正流行下海,但迟志强想“恢复艺术生命、政治生命”的心却扑腾腾地燃烧着。带着监狱出具的一份“ 属于在运动中处理过重”的鉴定,他回到了长影厂。不过,他得弯下腰来,从后勤人员做起。
“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看到昔日的朋友们仍旧荣耀,而自己却做着零碎杂务,迟志强难免失落,他说那时自己 口边总挂着在狱中常哼哼的那几句歌。
一天,音像公司的人注意到了这几句颇为特别的歌,就对迟志强说:“这歌不错,要不录个磁带吧。”迟志强有点结 巴了:“这……这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对方笑了,说:“这都啥年月了。”“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人生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1987年,迟志强的专辑《悔恨的泪》、《拥抱明天》相继推出,迅速走红全国。 10天,长春市首批30万盘磁带全部卖光。各地的订单排起了队,录磁带的速度赶不上卖磁带的速度,音像公司就改卖印得 更快的招纸(磁带封皮),再给一盒母带,让订货人回去自己录。
“那时候我到各地开演唱会,很多人对我说,谢谢你啊迟志强,我们就是卖你的磁带发财了。”然而,这一列命运的 过山车仿佛只有顶峰和谷底。不到一年,舆论掀起对囚歌系列的广泛质疑,基调不健康、散布颓废负面情绪、卖弄个人经历博 取同情,“囚歌之王”转瞬又被抛入一片贬斥之中。
1989年,迟志强又一次站在了法庭上,这回他是原告。
《温州日报》在批评囚歌系列时,大标题称之为“强奸犯的歌”,这让刚刚走出往日阴影的迟志强无法忍受。
不过,这场在温州进行的官司的一审结果,是迟志强并未胜诉,“心灰意冷,不想再上诉了。”迟志强说。这次,他 一走十几年,下海、经商,和妻子过起另一番生活。
迟志强对媒体最近又一轮对他的关注,曾有点小小的抗拒,不过今年4月他仍然接受了本报采访。谈话中,他多次转 入感激的主题,感激社会、人民,给予他第二次“政治和艺术生命”。最重要的是,儿子知道了他的经历后,平静地说,相信 父亲是好人。
20年过去,那些推着他向上向下的波澜,都和时代一起隐退,对它们,迟志强有的无从报答,有的终是无法原谅。
□本报记者相丽丽杭州报道
︻对话︼“还让我当演员就是最大的平反”
4月6日,杭州郊区一座别墅内,略有发福的迟志强又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回顾二十多年前那段曲折的人生轨迹。
有几次,他谈起许霆案和艳照门,以同情和理解的角度。
新京报: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迟志强:能怎么想呢?那时候你被判了,蔫不悄地就进去了。不像现在,大家都有法律意识了,你看许霆的案子,跟 我恰恰相反,舆论在这里头,起了多么好的作用啊!
要说我是犯罪,得有主观故意、被侵犯的客体,但我侵犯了谁呢?两厢情愿啊。
新京报:你觉得冤枉吗?
迟志强:那也不是。国家在那时候不允许的事,你做了,就是错。这一点我不叫冤叫屈。但是,一个演员,已经跌到 谷底,为什么还要再踩上一脚?这个事,就是让你赶上了。拿到今天算什么?不过我也想通了,人生就是有得也有失,有失必 有得。
新京报:想没想过平反?
迟志强:我跟你说啊妹妹,我特别特别感激,对社会、对人民、对领导。我过去跌了个巨大的跟头,是他们又给了我 第二次政治生命、艺术生命,我现在还是长影厂的正式演员,这就等于承认你此一时彼一时了,就是给我的最大平反。
本报记者相丽丽
[4月17日一日三十年]
●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在该组织的代表权
●1985年———国务院对淫秽物品实施严禁
●1989年———中国台北体育代表队首次来大陆比赛
●1992年———宝钢二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
●1997年———沪铁路虹口上海北到江湾段被拆除
●1998年———我国科学家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世界最深
[温故知新]“群众批评对犯罪分子放虎归山”
公安部部长刘复之今天下午在向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汇报当前社会治安情况时指出,依法搞好综合治理的 首要措施———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罪犯。
刘复之说,目前社会治安尚未恢复到建国后的最好状况,一些流氓歹徒,结成团伙,偷盗诈骗,拦路抢劫,杀人越货 ,强奸妇女,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这些流氓团伙分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社会渣滓,是害群之马,虽然人数很少, 但危害很大。
刘复之指出,社会治安的问题是,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还存在;十年内乱的余毒尚未完全消除,极端个人主义、无 政府主义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恶性膨胀;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引诱,使一些新老社会渣滓也乘机捣乱。从主观上来 说,主要是对犯罪分子没有强有力地行使专政职能,打击不力。对此,群众批评我们对犯罪分子搞“捉放曹”、“放虎归山” 。
刘复之说,我们必须纠正打击不力的偏向,强有力地行使专政职能,将那些对社会危害大、对人民安全威胁大的刑事 犯罪分子,依照法律,该逮捕的逮捕,该判刑的判刑,该劳教的劳教,该注销城市户口的注销城市户口;对那些罪行特别严重 、情节特别恶劣的,要坚决依法给以最严厉的制裁。
1983年8月25日电原题《搞好综合治理的首要措施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罪犯》———摘编自
[那时流行]囚歌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末
流行指数:★★★☆☆
“囚歌”系列,发端于迟志强在南京花山监狱“犯人新生艺术团”的创作。
据媒体报道,1988年前后,当时的《电影世界》主编赵子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见迟志强唱“铁门啊铁窗啊铁锁 链……”。
赵子明对这些歌曲产生了兴趣,由迟志强稍做修改后,1988年8月,《铁窗泪》专辑整理录制完后投入市场。
结果囚歌系列传遍全中国,一时创下乐坛纪录。据迟本人说,有人相亲时、商店开业时、过生日时,都会唱“愁啊愁 ,愁得白了头”。
“囚歌”系列有几首著名的歌曲,包括《铁窗泪》、《愁啊愁》、《狱中望月》、《酒神曲》等。
80年代末,舆论掀起对囚歌的广泛质疑,称其基调不健康、卖弄个人经历。该系列歌曲亦逐渐退出流行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