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上百位新闻记者亲历了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扑救过程，真实地把这一事件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告知公众 。这个事件之所以应写入我们的新闻史，不是因为写出了多少脍炙人口的新闻，满足了受众应知未知的新闻需求，而是因为这 次报道，是灾变报道模式的重大突破，是一次没有被掩盖的真实灾难记录。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解放 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虽然，当时的扑火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张贴着“新闻记者谢绝入内”，有人下令不准使用电话、电报传稿，有记者传真 机被没收，但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报道仍是一次带有重大历史责任的“士兵突击”。

　　我与我的同行们写出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长篇报道，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 ，作为反思，我还写过一篇《白色的无题》。文章写道，无论天灾还是人祸，都是人类的悲剧。从变动出新闻的角度讲，灾变 必然是新闻的源泉之一。但在当时，我国对灾变的报道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严格控制，严密封锁，不报道，不公开，有时 境外传播后“出口转内销”，更多的是依靠《内参》、《大参考》等形式报告给有关首长；二是拖延时间不讲时效；第三是美 化真相，断章取义，本来的悲剧当作“喜歌”，用“水火英雄”、“可歌可泣”等掩盖灾难的真实一面。

　　真相，是新闻区别于传统的宣传和报告文学之所在；信息公开，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恩赐”。在灾难面前， 如果放弃了对真相的描述，首当其冲是记者的耻辱，当然，从人类文明是文字记载的文明角度出发，这种对真相的疏漏和蒙蔽 ，也是反文明的。甚至，对事实真相的报道，需要是多元而非单一性质的机构和渠道来操作，真相需要的是多方的印证。

　　改革开放带来观念的解放，更带来了技术的更新。信息化社会让真相蒙蔽已经不可能了，甚至，揭露真相也已经不是 记者的特权，真相属于大众，新闻的书写权，属于每一个追求真相的人们。政府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的问题。把“知情权”放在首位，其意义不同寻常。

　　2008年5月1日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施行，对保障公民知情权会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实际上，信息公 开，不仅是尊重人民群众，而且是稳定社会、消除社会负面效应的良方。阳光下的操作，也是政务公开、显示政府权威和自信 力的表现。

　　□雷收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