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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期[1989年1月初]《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28首歌曲获听众评选的广播金曲奖26
1979年2月,当谷建芬在家中奋笔疾书,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谱曲时,她没有想到,这首充满进行曲风格的 青年励志歌曲,会影响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和生活。
当“文革”的阴霾渐渐散去,新的文化思潮出土萌芽的时候,《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传遍全国,成 为上世纪80年代时代精神的极佳注解。
近日,本报联合北京电视台《岁月如歌》节目,对话作曲家谷建芬,听她畅谈“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幕后故事。
翻歌本发现《80年代新一辈》歌词
记者:《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旋律很欢快,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口味。可你写歌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当时创作的心 境是怎样的?
谷建芬(以下简称“谷”):这和改革开放有很大关系。“文革”时,由于我家里有海外关系,自然就成了“不被信 任”的一个人。这种情况对我的创作来说,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做任何坏事。
当时我极力想去表白自己,因此产生了激情,这个激情促成了后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诞生。
我从心底感谢那些反对过我的人,感谢那些不理解我的人,因为他们给了我动力。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我的成名作,像打破坚冰一样打破了过去的封闭创作状态,所有的歌声能够传到老百姓耳中 。全国都是欢天喜地的心情,我就特别愿意把这种感受宣泄出来,所以就用年轻人特有的欢快旋律谱出了这首曲子。
记者: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促成你写这首歌?
谷:1979年2月,音乐界在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创作研讨会,我作为音乐创作人员参加了这个会,但是那时还没 有自己的作品。
会上大家主要是对李谷一的《乡恋》,还有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这些作品进行批判。吵架的双方都慷慨激昂, 我非常震惊,从始至终他们谈的所有观点,在我看来都非常新鲜。
记者:大家争吵了哪些内容?
谷:有人认为王酩的那些歌就是为流氓写的,还拿出证据说,关在监牢里的一些犯人都会唱这个歌,所以那不就是流 氓歌嘛。他们还说,李谷一《乡恋》的这种气声,就是30年代上海滩流行的“靡靡之音”的翻版,会削弱我们的革命意志, 这是在文化艺术上对革命的一种挑战。
记者:当时你是什么感受?
谷:我当时就感觉受了刺激,对这种批评不理解,想要宣泄一下自己的情感。
开完会回家后,我就翻歌本,在那一年的某一期刊物上发现了《80年代新一辈》这首歌词(张枚同作词)。我一看 挺好,当天晚上就一气呵成,就是这种情绪带来的音乐,我来不及细细诉说,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谱曲时,因为歌词比较密集,因此我采取了吟唱的、吟诵的方式来写,已经顾不得节奏处理。这首歌有四四拍的,有 四二拍的,混合起来。我就想把这个情绪表达得干脆利落,明确而坚定。
“谷老师,你的歌怎么是那味儿的?”
记者:这首歌完成后,你听到的最初评价是什么?
谷:第一个听众是任燕(歌手),曲子一谱完,我就打电话叫她来我家一趟。我在琴上弹,她在旁边听。她的第一反 应就是,谷老师,你的歌怎么是那味儿的?我说,那味儿是什么味儿?她说跟以往的革命歌曲不一样,跟流行歌曲也不一样, 唱起来琅琅上口,觉得很有朝气。
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了底。后来交给歌舞团小合唱,吴国松领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
记者:听说后来也有反对的声音?
谷:这首歌给我带来了灾难,有人认为它是一首反党的歌曲,甚至给我戴了一个帽子,叫“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 再有一顶帽子是“用资产阶级的音乐毒害青年”。
记者:你怎么回应这样的攻击?
谷:这么多罪名加在我身上怎么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创作员而已啊。我就想了,一不做二不休,以后我就在这个领 域,专门给青年人写歌。别人说这是“流氓歌曲”,我倒要看看这些歌是不是流氓歌,要听听青年人的呼声。
我就和老伴两个人坐着公共汽车,到北京的若干个大学里去,在黑板上写上歌的名字,弄一架钢琴,唱一首讲一首, 发给同学们纸,让他们写意见。随便写,觉得不好,可以批判。
这样走了一些学校,回来我们俩认真计票,结果发现,99%的人没有说不好,这里边只有说“好”和“一般”。
这样我心里就有数了,虽然不能了解全体青年的想法,但人民大学、北大、广播学院这几个学校的学生的评价,给了 我很大的勇气。我说就这么走下去吧,所以之后几年又创作了《妈妈的吻》、《烛光里的妈妈》等等。
《烛光里的妈妈》曾被要求改歌词
记者:后来这些作品是不是也有争议?
谷:是的,比如《烛光里的妈妈》后来是毛阿敏唱,这首歌还引发了挺大的一个事。
有一天阎肃给我打电话,开口就问,你现在是站着还是坐着,要是站着就先坐下。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们军队刚 开完会,定位你的那首《烛光里的妈妈》是建党以来最大的反党歌曲,里边所有说“妈妈”的那些话,像“您的黑发泛起了霜 花”、“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您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不愿牵着您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等等,有人说“妈妈 ”就象征党啊,你把党诬蔑成这么糟,这还了得。
记者:那你怎么办?
谷:我觉得这种批评玷污了我对母爱的一种真情。
那时候毛阿敏告诉我说,她在一些地方演唱时,一些歌词被要求做些改动,比如要唱成,“您的头发那么黑亮”、“ 您的腰身那么挺拔”。
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那时候需要一首歌让年轻人宣泄感情
记者:不过,支持你的声音应该更多。
谷:是的。我当时有一个心理,想有一个家,有一个背靠的组织,能让我说说心里话。我就跑到统战部,诉说我的遭 遇,当时统战部的那些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力量。后来我做了北京市的政协委员,一直到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在政治上,我获得了相当大的肯定。
另一方面是,1984年我开始办班,培训出来很多学生,他们拿了国内国外的很多大奖,这些奖项我觉得也是给我 艺术上的平反。
记者:你觉得,你的歌当年为什么能获得青年人广泛地喜爱?
谷:改革开放打开了一些门户,让当时的年轻人刚刚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热切追求外面世界的精彩。
这时候只要有一首歌,能让他们宣泄这样的感情,那就必然快速流行起来。
年轻人喜欢的是自娱自乐的感觉,可以大声唱出来,朗朗上口,过去就没有这样的歌。
要出好作品需要好的政策和机制
记者:在你看来,“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有什么特质区别于以往?
谷:当然有些不一样,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受着家庭传承的教育,受着党在那些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它产生的一种作 用是,不管你做哪个行当,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就是说,你应该写“大我”,觉得“小我”的事情不值得来写。
新一辈的年轻人,他们的感觉就是说,你们那个年代人活得太累。所以他们写“小我”的概念也很正常,很自然。因 此,我今天高兴了,我的爱情,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没着落,我都要宣泄一下,差别就在这里。
记者:这种转变体现在艺术领域,会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谷:你说的这个情况,并不是广大老百姓的感觉。
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就是喜欢的照样喜欢。你觉得流行歌曲难听,可满街都是大喇叭裤,手里拎着录音机,这是一个 时尚。
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各走各的路,是一个好事情,关键在于艺术作品的魅力。可是怎么说呢,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一 些官员常常不知道,如何让艺术家创作出好的作品。如果我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稿费,怎么能去创作好作品呢?
你应该让艺术家去掉这些负担,提供一个好的创作氛围,鼓励他们。
所以要出好作品,要有好的政策保证,好的机制来操作,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不足。
记者:“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现在这个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回想当年笔下的憧憬,你的感受如何?
谷:“二十年”这个期限就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正好一代人差不多是20年,国家的发展也要20年才能见到比较大 的分晓。
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非常感谢这30年给我带来的机遇。我想人的习惯就是记住成就,30年巨大的成就国民有 目共睹,每个人端起饭碗来都会实实在在感觉到我们的发展。
但是伴随着30年来方方面面的不足、不完善,还有需要改正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放在成就的前面,被我们记住, 用最大的努力去完善它,这样我们未来才会真正更美好。
(感谢北京电视台《岁月如歌》节目组提供的大力帮助)
□本报记者武云溥实习生赵岩北京报道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作词:张枚同作曲:谷建芬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
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新观察
老百姓喜欢的谁批判也没辙
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听上去摸不着边,其实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理想不 仅涵盖了恢复高考后进校门的大学生们,放大到全国人民也基本适用。
我们要搞现代化,要改革开放,要在世纪末———可以数得清楚的20年里,实现人均收入多少多少美元,都是很具 体的一些数字,空前清晰的目标。
“二十年后来相会”,不是千年万年,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美妙图景。
于是群情激奋。在这种气氛下,谷建芬老师的歌出来,完全是青年们的心声,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共同愿望。过去的文 艺创作是革命先行,很少谈及个人生活。
其实“文革”前的十几年,还是有不少好的抒情歌曲,比如《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但那时候 强调的基本还是“大我”,强调集体性,很少讲个人,几乎所有人都不会说“我”,只会说“我们”。
所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应该是开拓流行歌曲潮流的作品,它活泼、朝气蓬勃的节奏,以前很少见。
在励志这个层面,《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与过去的进行曲并无大的不同,只是表现方式上脱离了空洞的语言,不是动 不动就“长江黄河”的语境。它的歌词,是朴素的、美好的生活描绘。
如今年轻人爱看电视剧《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世纪80年代这首歌提出的也是一个“奋斗”的概念。为什么 奋斗呢?
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目标与全社会的每个人都紧密相关。
以前人们鼓吹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从整个国家的角度上扭转过来了,把目标集中在 经济建设上。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年轻人应该做什么———歌曲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传递给听众的,就是这样的使命感。
可是,为什么即使到了80年代,这样的歌曲仍然会引起争论呢?旧式思维已经成为一些人的习惯,凡是那时候出来 的抒情歌曲,几乎都挨过批,一方面是“左”的观念作怪,另一方面还有年轻一代抢了老一代“风头”的感觉。
比如,来自学院的一些看法是,这种流行歌曲,不过就是小儿科,算什么艺术?甚至到后来还有人说,《便衣警察》 里唱的“峥嵘岁月何惧风流”也有毛病,“风流”不是好词,怎么能用来歌颂人民警察呢?殊不知毛泽东还写过“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呢。
僵化、保守的观念不会长久地影响大众,老百姓喜欢的,谁批判也没辙,毕竟我们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是两个并列的词汇,“改革”
固然重要,“开放”也是大势所趋。正如王立平所说,艺术家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的职责在于,真实地写出老 百姓的感受,并且相互影响。社会进步的表现,就在于允许百花齐放,允许潮流更迭,提倡更加自由的“畅所欲言”。
□金兆钧
一日三十年
11月4日
●陈景润获得“华罗庚数学奖”
1992年首届“华罗庚数学奖”颁奖仪式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和著名数学物理学家陆启铿,双 双荣获首届“华罗庚数学奖”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中国和48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出席。《 北京峰会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对今后中非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民间记忆
“再过二十年”想起这首歌
1980年我走进大学校园,没多久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流行起来,歌中唱道:“再过二十年 ,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唱着歌掐指一算,竟吓了我一跳。再过二十年,就是2000年,那时我三十八岁啦。对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来说,那 的确是遥不可及的未来。想到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心里不禁有些恐慌。
有的同学把歌词改为“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拖儿又带女,一人一大堆”,这可能是青春期刚过的大学生们唯一 想象出的“可怕前景”吧。
当时最富有想象力的同学,也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会是这样的一番景象。大到港澳回归祖国、国家经济之发展, 小到女生脸上抹的化妆品、男生手里拿的大哥大……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从未想象过的。
今天,当人们举杯庆千年的时候,我不禁又想到“再过二十年”。
我想也不用发愁、不用着急,日子仍会一天天过去,生活定会一天天更好。还是那首歌里唱的:“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当然现在除了八十年代的,还有九十年代的、乃至跨世纪的一辈又一辈。
□童古丽珂(写于2000年1月1日)
那时流行
解放鞋
流行时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流行指数:★★★★☆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物质水平还很低,主要体现在轻工产品和日用品上,解放鞋就是那时流行 的鞋子。
模压胶,草绿色的帆布面,鞋底有一层厚厚的海绵,由于当时部队也配备这种鞋,因此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解 放鞋。
这种胶粘帆布鞋,结实、轻便、耐穿,适宜部队战士行军打仗。它便于雨天、雪天行走,因此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那时,哪个小孩如果有一双解放鞋,会让人兴奋许久。因为穿上它必定会成为伙伴们的焦点,就连走路也变得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