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62期【198年1月第三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扬州召开，“金学”研究走向繁荣】

　　学术研究催生　《金瓶梅》洁本面世

　　在古典文学作品里，《金瓶梅》备受争议，自明、清以来，一直被视为“淫书”、“禁书”。

　　但在一些学者眼中，《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写实小说，认为其内在价值与艺术成就不可多得。有人甚至断 言“没有《金瓶梅》，则无《红楼梦》。”

　　“文革”结束后，由于先前鲁迅、郑振铎等文化名家的推崇，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 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到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徐州、扬州召开，促使了 “金学”研究走向繁荣。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

　　于1985年出版了删节本的《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曾作为内部读物影印

　　作为专门出版文学作品的国家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此前与《金瓶梅》有很深的渊源。为此次《 金瓶梅词话》出版，人文社已准备多年。

　　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杜维沫回忆，1979年，古典文学编辑室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编辑部请教了启功、俞平伯等学者和专家，重点选择解放以后没有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陆续拟定了60种书目。

　　头一批先出的六种书目包括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还有吴璿的《飞龙全传》、文康的《儿女英雄传》 、沈复的《浮生六记》等。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觉得该书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

　　在人文社任职多年的黄伊生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曾在人文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许觉民对他讲，“1.传达毛主席 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中宣部听的。王当时是社长，由他 接受任务并部署影印工作。2.该书印数本定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难再印，不如印2000部 。3.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

　　古典文学编审陈建根称，影印本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 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曾任人文社副总编的秦顺新说，那时，自己替部队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买了一部。他们是作家，又是从老区来的，级 别也不低，自己还雇了一辆三轮车给他们送去。

　　出版消息引起很大反响

　　到“文革”期间，影印《金瓶梅》成了人文社一大罪状。曾在人文社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黄伊说，“文革”期 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叔已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 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家楼适夷表示有罪，并称“印多了”。

　　1979年，人文社打算在“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中列入《金瓶梅》删节版，继续以前的工作时，编辑们只得另起炉 灶。

　　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们极其看重此次出版。

　　当时，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围绕着“作者究竟是谁”的话题，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金瓶梅》是集体著作。1980年3月，杜维沫在《文献》上发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 》，谈到了此书的出版等情况并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人写的。

　　1980年9月3日，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弥松颐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消息，介绍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出 版事宜，并提到了首批六种书的书目。

　　尽管弥松颐在文章中说，要出的《金瓶梅词话》是删节本，但是，文章发表后还是引起很大反响。

　　更多内容请见新京报……

　　□本报记者 张弘 北京报道

　　-新观察

　　《金瓶梅》研究学术开放的缩影

　　冰雪消融，万物解冻，1977年恢复高考，知识青年回到校园，对出版物形成了极大的饥渴；1978年部分中外 名著开禁，大中城市读者通宵排队买书；1979年《读书》杂志复刊。一个有书可出，有书可读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在学术 领域，遭到重创的学术研究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金瓶梅》研究的曲折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它与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具有相似的轨迹与曲线。在五六 十年代，所谓《金瓶梅》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研究者身份，仅局限于一定级别的官员与研究者，为研究设置了苛 刻的门槛；二是研究内容，只规定了一个指向，如何暴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人民的。

　　所以，那个时候，很难谈得上“金学”研究。

　　不独金学，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分与土壤，都面临干涸的困境。

　　到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984年12月，中国作 协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韦君宜申请出版《金瓶梅词话》校点本。1985年，几经波折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终得出 版，尽管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和古典文学工作者，并凭证、凭卡购买。但由于不再只限定在领导干部，而是面对广大 知识分子，这终于象征着，真正的《金瓶梅》学术研究开始起步了。

　　在随后几年里，《金瓶梅》的出版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对《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繁荣起来。如今，人民文学出 版社的《金瓶梅词话》已走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对它的态度，也由充满好奇心变成了平常心。

　　《金瓶梅》的命运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其他社科领域莫不如是，尽管进步有快有慢，开放幅度有大有小，但学术研 究全面复兴，知识重新受到尊重，是不争的事实。这得益于改革与开放，改革开放将重重禁区逐步扫除，使读书、获取知识成 为一种权利。那些满载着思想与智慧，被冰冻许多年，如今又被重新放在阳光下的学术研究，象征着这个社会开始正常化。我 们开始尊重知识，也开始尊重个人自由。那些薄薄的书页，成为社会告别蒙昧，走向理性与文明的符号。

　　回顾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程，不仅仅有一个经济不断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百姓走向富裕的经济脉络，还有一 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不断开放，法治观念加强，公民权利渐渐受到重视这样一个文明脉络。而在文明进步这一块，学术研究 的开放功莫大焉。而学术文化的繁荣，又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潘采夫

　　民间记忆

　　一去不返的胶卷时代

　　1980年，同学的父亲去日本访问，带回来几卷彩色胶卷，稀罕极了，也宝贵死了。为了不浪费胶卷，我们决定“ 隆重的使用”。约上几个女同学，趁她父母上班，我们偷偷溜到她房间里化妆照像。

　　那会儿不知道舞台妆与生活妆的区别，就把嘴画得红红的，眼睛描得大大的，穿上大红花衣服，摆各种姿势照相。嘻 嘻哈哈快乐了一下午。不过胶卷舍不得一次照完，留着出去玩或者同学聚会才照，前后用了半年多。

　　能洗彩色照片的地方不多，记得在宣武门有个新华社图片中心能洗彩色照片，只是很贵“1.60元一张”。那会儿 我们大学食堂里一个好吃要命的红烧茄子不过“0.25元”。

　　虽然贵得“像割肉”，但我们仍然省下饭钱一人洗了一套，现在还在我的相册里。

　　不久，商店里慢慢有彩色胶卷了，很贵，20多元钱一卷，我们只是毕业时舍得照几张。

　　国产的彩色胶卷“乐凯”问世，8元左右，比进口的便宜多了。

　　可没过几年，新生的数码相机把用胶卷的相机挤出了市场。2004年，我也买了一部数码相机，照得不好可以随时 删除，还可以编辑、调试，真方便。照片还可以和同学网上交流，是否冲洗已经不重要了。

　　这以后我再没买过胶卷。我家门口那家特别大的照片专洗店，也挤出三分之一卖光盘了。胶卷的时代就这么过去了。

　　□吟秋(北京)

　　一日三十年——11月6日

　　●云南澜沧-耿马地震

　　1988年云南省澜沧县与耿马县分别发生7.6级和7.2级地震，震灾涉及5个地州20余县，共造成748人 死亡，770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超20亿

　　●三峡工程大江截流

　　1997年长江三峡工程在经过5年施工之后，开始进行大江截流。大江截流是三峡一期工程结束的标志，也是三峡 工程由投入期向收益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

　　那时流行

　　《济公》

　　流行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流行指数：★★★★☆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电视连续剧《济公》播出，演员游本昌以诙谐自如、妙趣横生的表演，塑造了一个疯疯癫癫、 一身破烂、行侠仗义的济公形象。

　　该形象深入人心，引得无数儿童争相模仿，该剧主题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也很快流行，广为传唱。

　　游本昌也因《济公》名噪一时，其所演的济公给人印象深刻，他本人也几乎成为济公的代名词。20余年来，济公的 故事虽屡次翻拍，但游本昌版济公始终无法超越。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