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这块能不能搞技术创新退税？只要你搞了技术创新，符合我的要求，你投资1000万，我就算你交了1000万的税

　　《望东方周刊》记者肖强 北京报道

　　11月9日晚，国务院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同时，中央政府公开宣布，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经济学家是如何打量这“4万亿”的？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请他们各抒己见。

　　如果政府都不敢花钱，老百姓就更不敢花钱了

　　《望东方周刊》：眼下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时机的选择准确吗？

　　汤敏：眼下形势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中国的出口占GDP比例高达35～37%，导致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越来越大。任何经济政策都是要两三个季度以后才能起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二是恰逢中国去年实施的宏观调控的效果开始集中显现。去年，我们的宏观调控的重心是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胀比经济下滑影响更大。幸运的是，通胀已经压下去了，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出台政策推动经济增长。

　　三是经济转型问题。《劳动合同法》实施、工资增加等因素使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增加，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经济下拉本身是我们需要的，但拉到多少，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叠加的作用使GDP很快就拉倒9%了，接下来可能会更低。特别是到了10月开始，国际上坏消息像排山倒海般传来，造成了一些企业家过于谨慎，很多企业家不敢投资了。而我们房地产此时恰巧也处在一个大的调整的过程，一下子紧收的势头非常猛。

　　魏杰：其实去年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应该稳定资产价格，放开实体经济，而我们完全搞反了。

　　《望东方周刊》：与以前不同，这次的调控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实际失效？

　　刘福垣：货币也是商品，其价格也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干预汇率和利率也是对要素分配机制的破坏。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还是相当低的，政府的调控更应该以财政手段为主，如果没有大的金融风险，不要轻易动用货币手段。

　　汤敏：这次G20峰会报告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各国应该积极使用财政政策来增加内需”。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各国所采取的救市政策可能有偏差。各国的调控都是以货币政策为主，存款准备金、降息、央行多发钱等，闹了半天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你政府都不敢花钱，老百姓就更不敢花钱了，经济就动不起来。央行降息到零都没有用，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望东方周刊》：美国不是也采取了财政政策吗？但效果似乎并不好。

　　汤敏：美国7000亿美元的财政政策方向错了。它光救金融系统，银行拿着钱不动有什么用？你要想让它活起来，一定要刺激实体经济。遗憾的是，这么长的时间了，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明白过来，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中国是第一个率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实体经济的国家。4万亿元占中国GDP 15%，7000亿美元大概占美国GDP 5%，从比例讲我们是它的三四倍。这种做法跟1997年也非常相像。当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下子整个亚洲国家醒了。

　　所以，中国这次出台的政策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全世界都是有意义的。

　　谨防把钱投错地方

　　《望东方周刊》：现在的投资方案和各地的跟进计划中基础设施建设占了大头，有无问题？

　　汤敏：现在怕就怕把钱投错了地方。投错了的话，一两年后经济又会过热。4万亿是15%的GDP，两年要投完，每年是7%，现在本来就是9%左右的增长，再加个7%，就是15%的增长，中国经济受得了吗？投资不要刺激太快的经济增长，而是要造成长期稳定的增长。

　　况且，4万亿拿出来仅仅是为了把GDP拉到10%吗？实际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不仅是要高增长，重要的是理顺结构问题，我们太依靠国际市场了。中国如果继续按照现在这个模式走下去，越走越难，最后将走入死胡同。

　　我现在就担心有些人太急功近利，那我们很可能把很多钱拿去修高速公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不怀疑用1.18万亿可以带动4万亿投资，但你仅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是不对的。你说我投资在医疗卫生上面，能带动多少投资？不看它带动了多少投资，而要看它带动了多少消费。

　　刘福垣：中国不是缺钱，是市场的问题。你给我贷款，让我生产，我卖不动怎么办呢？我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出口下降是个好事，这样才能逼着我们练内功。人不是教育出来的，是教训出来的。现在应该是改革阻力最小的时期。

　　什么是治本之道？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分配拉动消费，消费拉动投资，投资再拉动消费，实现良性循环。蛋糕已经不小了，重要的是分得公平一些。

　　能不能搞技术创新退税

　　《望东方周刊》：消费真的拉动不起来了？

　　魏杰：拉动消费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费劲。按我说，第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现在是国家财政收入占的比例太高，居民个人收入占的比例太低了。怎么提高这个比例？可以减税，去掉利息税、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有就是直接退税。

　　第二个办法就是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初次分配包括劳动收入和利润两部分。现在利润增长太快，劳动收入增长太慢。政府答应给企业减税，企业就得提高员工的劳动收入。我们不是刚说要提高工资吗？遗憾的是，现在又暂停了。

　　《望东方周刊》：仅从投资的角度盘算，这4万亿怎么花才合理呢？

　　汤敏：怎么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这需要看中国当前的发展瓶颈在哪里。

　　10年前，我们是靠大量投入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就在基础设施上。但现在中国发展的瓶颈已经不在基础设施上了，最重要问题是内需不足。不是老百姓不爱花钱，而是因为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

　　因此，我建议应该将大部分投资放在民生领域。比如，社保的钱要赶紧补齐，把个人账户做实；教育、卫生改革要有实质性进展；节能减排、环保投入要舍得投巨资。再有，就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现在这种房价，谁买得起？就得靠政府赶紧进场盖房子。

　　刘福垣：出口退税率应该保持不变，提高工人工资，赶紧投入社保，实在怕老百姓不花钱，发消费券，发东西都行。保尔森那7000亿美元用了一半就已经开始转向，用于补贴消费者去了。

　　分配拉动消费是治本，而治本并不等于说就是个缓慢的过程，只要你在分配上投了钱，它也是立竿见影的。有人说社保是个花大钱的活儿，钱从哪里来？按我说4万亿全部拿来补社保都没问题。这样大家也敢于花钱了。

　　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可能被我们忽视了。我们现在有200万亿左右的国有资产，不动它的本和它运营的利润，只拿利息来补贴社保钱就可以。利息按2%算就是4万亿，按银行利息就是6万亿。这样做的好处是，用10～20年时间，中国的橄榄形社会就形成了。

　　魏杰：我还想说说关于技术创新的投入问题。企业的倒闭潮之所以发生，与我们这两年忽视了对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有极大关系。怎样推动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引导性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他创新了你就要给他好处。我的看法，减税这块能不能搞技术创新退税。只要你搞了技术创新，符合我的要求，你投资1000万，我就算你交了1000万的税。

　　我比较赞赏广东省政府这次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它那个方案主要就是把钱投向了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