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民营经济》

　　编导：仲伟宁

　　【第一节】

　　〖串场〗：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胡同里有一家名叫“悦宾”的小饭馆。是一家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小饭馆，不过他却有一个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色那就是它是“中国个体餐饮第一家”。

　　1980年，小饭馆刚开张的时候，每天门口都排着长队。除了顾客，还有众多的中外记者。人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这里的菜肴，同时还更想品尝它作为“第一家”的意味深长的味道。当年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当中这样描述:在中国，美味的菜肴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现在这里的餐桌已经从过去的4张变成了20多张，员工也从过去家里六七个人紧忙活到现在变成了16个人，饭馆也从过去的一家店变成了悦宾悦仙两家店。就这样胡同里幽静中增加了几分热闹，而胡同外的变化更加剧烈。

　　解说：1979年，国务院出台了一项特殊的规定：“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第一个允许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正是有了这个政策，才有了悦宾饭店的开张。当时在没有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散落在全国的个体经济已经多达14万户。国务院的这份文件，使他们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和机会。

　　胡金林：我就感觉其他东西国家没给我们安排就业，也不可能，我们那个是农村，国家也没投资，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就是说经商。

　　解说：建国以来，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私营经济几近绝迹。虽然在沿海地区有一些民间交易仍在继续，但已经失去合法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们每向前走一步前景都难以预料。胡金林是当年的“五金大王”柳市首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能活下来就算命大了。在民营经济发展最早的温州柳市镇，胡金林靠经营五金元件赚了不少钱，但随之而来的麻烦也越来越多。

　　胡金林：按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是纳税人，应该说是很光荣，那时候不是，税纳得越多，越是投机倒把，变成是这样。

　　解说：1979年，《资本论》发行100周年。100年前，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曾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和“资本家”的界限。按他的计算，在当时，8个雇工以下，自己和工人一样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人物，叫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了。在后续的有关理论阐述中，“七上八下”成为一条判定雇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铁的界律。

　　胡金林：不能说富到这里就是投机倒把，富到哪里是，当时也没标准

　　解说：感到困惑的并不仅仅是胡金林。当时声震遐迩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也不明白，为什么像他们这样自主创业的人反而要低人一等。1980年前后，中国第一批持有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虽然取得了合法的经营地位，但是他们的经营仅限于养活自己，不能发展壮大。后来成为厂长、经理、董事长的这批人，当时最标准的称谓是“个体户”。

　　保育钧：这个过程是比较曲折的，从1982年到1987年，发生了关于雇工的争论，就是当初我们党非常谨慎，采取第一是变通，不提雇工，叫做请帮手带学徒。第二，看，看实践，看一看。

　　〖串场〗：“家家办工厂，人人摆地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温州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当时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人们终于发现有一条路可以远离贫困的时候，他们迈出的步子速度惊人。温州的五马街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个体商户最早云集的地方，1981年，新的温州市委书记就来到五马街，他被这里的景象所震惊，并且在内心里暗暗地疑惑，这到底还算不算社会主义。

　　如今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早已成为了过去。但是，如果五马街有记忆的话，它一定不会忘记1982年的那个冬天。

　　解说：经过三年的恢复，到1981年，全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发展到183万户、从业人员228万人。虽然绝大多数个体户都是名副其实的个人单干，但仍有一些个体户的经营规模急剧壮大。以炒瓜子起家的年广久，这时的雇工已经达到了100多人。这些用市场经济手段迅速富裕起来的“暴发户”，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的争议。

　　胡金林：我就感觉到要翻了，政治上要整个经济上挂起来，要变天了，我当时就说做好思想准备。

　　解说：当时，一场全国性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拉开了序幕，浙江省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就把乐清划为重点，而柳市则成了乐清的重点。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仍然对“八大王”的称呼记忆犹新，这是对当时柳市发展速度较快的几个行业的领头人带有羡慕色彩的称呼。这些人分别在“螺丝”、“五金”、“矿灯”等领域小有名气，而其中一个被称作“目录大王”的，是看准商机专门把五金器具拍成目录照片卖给客户，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有商业脑子，但在当时却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马津龙：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之后被抓起来的，被判刑的还不只这八个人。

　　杨鹏：这个量刑是比较重的，就是你做一个买卖，不仅你买卖的这些东西会被没收掉，你人还会面临牢狱之灾。

　　解说：那时的个体经济，从事的行业基本都是服务业，一旦试图进入生产、流通领域，就很容易被抓住辫子。在那个年代，一个把温州带鱼运到新疆销售的商贩甚至也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

　　保育钧：当初《人民日报》为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发了文章，有一个证明，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是搞活流通，不应当受到制裁，而应该受到支持，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但是呢，当初因为党的思想还不统一，就批评我们，批评《人民日报》，说《人民日报》居然为投机倒把来张目，逼的我们写一篇文章再来否则，说长途贩运就是投机倒把，就是在这个当口。后来到第二年，1983年的农村一号文件发了之后，我们重新再写一篇文章，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

　　解说：各种指责和怀疑迅速在全国汇集成一场整顿风暴，当胡金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河南汽车大王被抓的消息，心里阵阵恐慌，那时候他靠做五金生意已经成为柳市首富，自感树大招风的胡金林已无心生意，开始东躲西藏，盘算如何逃过这一劫。

　　胡金林：那时候已经定下来八大王我是第一大王，并且乐清在1982年的时候已经定下来打击经济运动严打的时候放在一起了，我是他们内部定下来要枪毙十个人，那九个已经早就结束了，只有我是跑掉的。

　　解说：这场整顿风暴让八大王先后受到处理，最重的被判刑7年。八大王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被认为是“公然对抗国营经济”的民间资本因此迅速萎缩。1982年，温州柳市镇的工业产值下降了一半还多。

　　袁芳烈：当年八大王一抓，当年的工业生产就下降了53%了，当年就下降了53%。我也联系到了温州1982年的工业产值增长了多少呢？我觉得我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很吃力的，到底增长了多少呢？3.7%，我还找不到原因，还很内愧，我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增长了三点几，这原因在哪儿呢？我到了柳市一调查，我明白了，政策，思想保守，左，老百姓还是不敢动，问题就在这儿。可见八大王不是八大王一个小事情，这是重大的政策，这问题不解决，温州休想翻身。

　　解说：温州经济的低迷让上任不久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感到巨大压力。他四处调研考察，寻觅救市良方。在一次下乡途中，田间地头的七八十头戴着红花的耕牛引起了袁芳烈的注意。

　　袁芳烈：他说我们这的牛都是户里的，个人家里的，也有少量的集体的，个人承包的，叫公有私养和私有私养合起来，这个东西在想了，在别的，我党副省长，管农村的，在别的地方耕牛都是集体的，集体有人用，没人管，冬天就下雪，冻死吃牛肉，第二年春天耕地就没牛了，锄头，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一想，想这个事情。很多老百姓和我介绍，他说我们养一头牛，能比上你们一个乡村干部，乡干部的收入，他说我养一头牛，耕地一年是500块钱，生一头小牛，能卖500块钱。

　　解说：袁芳烈为农民的智慧感到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新途径！

　　袁芳烈：这是我第一次去温州受到的第一个典型教育，这种事情有什么不好，这是我上去接触到的第一件事情。所以观念上就是说，在其他地方这就是资本主义，那我们下决心，管它资本主义，什么主义，不动它，留着它，好的，你社会主义没有，我资本主义我有。

　　解说：1982年12月，在袁芳烈主持下，温州高调召开“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代表大会，宣布“两户”靠勤劳致富，完全符合党的政策。

　　袁芳烈：好，通知发出去，人家不来，不敢来，说是，说现在刚刚上半年刚刚把八大王抓起来，八大王还在牢里，现在又想抓我们了。

　　解说：为解除心理疑惑，袁芳烈亲自表彰“两户”代表，这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袁芳烈为“八大王”平反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胡金林：他是当时代表我们温州地区的政府，他敢公开的为我们平反的时候，他是政治上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解说：1983年初，温州联合调查组对“八大王”全案进行复查，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轰动全国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平反了！

　　保育钧：八大王合法了，平反了，促进了流通领域的改革。处理八大王事件对于搞活流通，建设市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坏事变成好事。

　　解说：就在温州为八大王平反的时候，成都市一位叫刘永好的青年，与自己的三位兄长一道，辞去在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公职，到新津县农村创业。他们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家产，筹集1000元人民币开始自己创业，从种植、养殖起步，最后创出了中国最大的本土饲料企业——希望集团。中国民营经济，寻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曲折的发展道路。

　　【第二节】

　　解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个体老板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将自己的企业挂靠在集体企业的名下，戴上了红帽子，企盼为平安生存找个依靠。

　　保育钧：但是带来很多后遗症，以后要摘帽子就不容易了，因为你做大了，你做垮了之后没人管了，做大了之后眼红了，当初不用我的名义来注册，你能干得了吗？所以分钱，不给的话我就不给你，打架。

　　解说：1982年12月，中国启动修宪程序，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使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首次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

　　保育钧：1982年的《宪法》讲了，个体劳动的经济，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标志。

　　解说：尽管如此，个体经济在当时仍然缺乏应有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中国后来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当时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开始艰难创业。被誉为民营企业常青树的鲁冠球，在70年代，把一个破烂的公社农机修配作坊，发展成为生产汽车万向节的著名企业。1983年，为了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权力，鲁冠球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之后，万向节产品经济效益年均增长达40%以上，直到1988年，鲁冠球才以1500万元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1984年，中关村旗帜性的四大企业“信通、四通、京海、科海” 的成立与发展标志着后来享誉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而在当时，今天颇为知名的联想、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企业还没有出名。此后，柳传志扶持一个叫联想的小企业，逐渐成长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旗舰型企业集团，拥有两家香港上市公司，并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就在鲁冠球、柳传志们慢慢向民营经济靠近的时候，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了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胆实践。1983年，浙江台州。有据可查的第一个以红头文件形式确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牡南工艺美术厂”诞生了。

　　保育钧：当初是很困难，为什么？传统理论来解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雇佣劳动，那就是剥削了，它当成农民的一种创造，我们入股行不行，你一股，我一股，大家都入了股，这就是股份合作。

　　张鸿铭：然后我们党委政府看到这一种现象，看到这一种趋势和发展的苗头，以黄岩县为主，是县委层面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就是支持和推广在这个县范围内搞股份合资制企业，这样股份合资制企业就在台州大地上星火燎原。

　　解说：当时陈华根申请的企业性质是“社员联营集体”，这和后来普遍发展的股份合作制的性质基本相同，这种企业形式承认财产归个人所有，从而极大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陈华根：我们当初是很担心的，因为那个时候办企业都是集体形式的，谁也不敢说批一个私人的，批下来做了，会不会也是一种私的形式要批斗，我们也是怕的。

　　解说：负责办理牧南工艺美术厂执照的工商局科长陈心鹤已经有70多岁的高龄了，他坦陈当年曾为此顾虑重重。

　　陈心鹤：犹豫是有的，但是考虑到企业的发展，你不批眼看就是发展不起来。

　　解说：陈心鹤征求了大队和公社的意见，意外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于是第一家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的社员联营集体企业“牧南工艺美术厂”就这样诞生了。

　　张鸿铭：一年半载以后，搞这个股份合作经济的地方和不搞的地方就有明显的差异嘛，这边发展快了，人民群众也富了，社会也安定了，对国家贡献也大了，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还不是叫人民群众能够更加富裕起来吗，发展更快起来吗，所以大家慢慢思想有进一步统一了。

　　解说：1984年4月，“八大王”的平反促使长江三角洲地区民营经济从低谷开始迅速发力，“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广为人知。1986年，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让私营企业家们犹如吃了颗定心丸。同年，台州市政府加快了扶持个体经济发展的步伐，先后出台《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和《关于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意见》，这两个文件被台州商人视为行动纲领。时任农委干部的杨明是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当时这份敏感文件的措辞让他绞尽脑汁。

　　杨明：到起草文件的时候，我给他下的是合作制的一种新形式，我就模棱两可地写下去。

　　解说：签署这份文件的王德虎时任台州市黄岩县县长，刚正率直的性格让他在担任县长期间频出锐意改革的新政。仅打破铁饭碗一项在国有企业引发的反弹，就让王德虎面临保持本色向前冲还是维持现状退回去的两难选择。

　　王德虎：那个时候工作组就到我们厂里来，他说老王，你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哪个没有去过，什么叫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也没有，我也不懂，但是我只晓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就是不得

　　孙万鹏：王县长跟我讲了这个话，他说你碰这个高压线，要有思想准备，到那个时候弄得不好，他说我们要回家卖番薯，我们后来讲笑话，他说好，这样吧，以后卖番薯，我来烧他来卖，这些事情本身不是说没有风险，但是我们分析了调查了这些一直是我们觉得这个风险要冒，你不冒这个风险，整个黄岩肯定吃大亏，

　　解说：直到90年代初起，齐鲁大地上一个叫陈光的县级市市委书记，迈出了比孙万鹏更大的步子，在1993年、1994年不到两年时间，他把山东诸城全市95%的国家和集体企业卖光，进行股份制合作改造。这位陈书记因此获得了陈光、陈送光、陈卖光的“三光”称号。

　　〖串场〗：中国的民营企业曾经有过很多名字，从“资本主义尾巴”、 “投机倒把分子”到“个体户”、“红帽子企业”、 “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等等，变幻不定的名字记录的是它走过的一条曲折的道路。

　　这个在计划经济夹缝当中生长出来的经济体，一直努力在中国经济当中验明自己的身份，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更是这样。那些在现在人眼中明明是一些突破创新的人，在过去人们眼里很可能是违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