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2008年是群体性事件最激烈的一年，这个我还在思考，倒未必是，我还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前几年也许比去年更厉害，只是没有报道出来而已。

　　中西部小县城里升学、就业机会少，四处游荡的年轻人多，无事尚且易生非，更何况一有“风吹草动”，年轻人那就更易呼啸成众，肆意而为。这在以前的广安、大竹事件中已有显现，在去年的瓮安、孟连、陇南事件中男青年的暴力行为更为突出。为此，我曾提出要关注“县域青年”的命题。

　　从我们研究来看，“群体事件”现在还没有进入高峰期。可以预计，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在数量上甚至还会继续增加。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瓮安、孟连、出租车罢运等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人为此担心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危险的程度，有人则认为，这只是社会转型过程的一种正常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先生长期关注这一领域，并对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做了深入研究。

　　与一般研究人员不同，单先生多次亲赴事发现场做实地调研。熟悉基层调查的社会学方法，能驾轻就熟很快“进入”现场与各方面的人士沟通，使得他能够在掌握比较真实全面的材料的基础上，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较为理性而客观的深度分析。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就此问题在北京对他进行了专访。

　　错误的“乐观”与“悲观”

　　南方周末：2008年是中国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年，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单光鼐：目前对于群体性事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存在两种不太好的思想倾向：一种认为，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强大的解放军、武警部队、人民警察，闹事也就是闹闹而已，成不了大气候，没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一种呢，认为市场经济搞起来以后，物质生活丰盛了，人的思想却乱了，贫富差距大了，贪污腐化多了，下岗失业的人这么多，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么多，社会布满了干柴，到处都是火药桶，只差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

　　前一种是盲目乐观的思想，持这种思想的人，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轻视，掉以轻心；后一种是悲观的思想，持这种思想的人，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害怕，遇事惊慌失措。

　　这两种态度都是不科学的。对于“自下而上”的体制外行为，若依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和对制度的扰乱程度四个维度，可以将其排列成一个谱系，那就是：“集体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

　　就我们的分析来看，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尚表现为“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是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既不是诉求明确、组织化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的“社会运动”；更不是带有鲜明政治诉求，有党派势力从中作祟的、社会危象频仍的“革命”前夜。海外有媒体渲染的“瓮安起义”、“陇南暴动”，显然是夸大其词。

　　现有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无诉求、无组织、多带有情绪宣泄的集体行为，如前几年的万州事件(重庆市万州区一名自称局长的男子与其妻当街暴打挑夫后，引发公愤致使出现群体性事件)；其二是有明确诉求目的、组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集体行动,其中有的事件因其持续时间较长、组织化程度高一些，已见社会运动的端倪，如前些年的汉源事件(四川汉源因移民对补偿标准有意见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有的事件起初是诉求、目标明晰的集体行动，随着其他人裹挟进去，又演变为没有目的而仅是发泄愤恨情绪的集体行为，整个事件表现为两种形态的混合体。如前两年的广安事件(因医患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大竹事件(因女工离奇死亡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去年的瓮安、孟连、陇南事件。

　　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诉求以经济、民生利益居多，且是单一议题，如提升劳动福利待遇、提高移民补偿标准、抗议企业污染环境、追索医疗责任、要求查明亲属死因、抗议客车涨价，等等。

　　这些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大都没有既定的预谋，矛头也大多是指向企业、地方权势阶层和地方政府的不当之处，没有指向中央政府，更很少质疑执政党的领导权威。

　　南方周末：我在下面经常听到很多老百姓的说法是：中央政策好得很，但一到下面就被县乡干部这帮人搞歪了。

　　单光鼐：是这样的。我听到和看到的比较一致的情况是，民众信心在从基层、地方、省到中央的排序中呈逐级递增趋势。

　　这种“上级比下级好，中央比地方好”的心态，是下层群众聚集的观念基础，它影响着民众对聚集事件政治风险和成功机会的判断，从而影响他们诉求方式和行动策略的选择。

　　一些人遭遇不公，在基层解决不了，除了不断的上访外，往往就会采取尽量把事情闹大的办法，借以让上级或中央了解情况，求得问题的解决。

　　具体表现在，群体性事件往往援引中央政策和法律法规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2004年，四川汉源的农民因征地补偿纠纷在水坝工地上聚集时，打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横幅，喊着“拥护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等口号。他们对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汪洋的到来是欢迎的。新华社四川分社的同志到村里与群众座谈，男女老少跪了一大片，企望有“青天”为他们做主。

　　2008年的新特点

　　南方周末：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就你来看，2008年与前几年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单光鼐：总体来讲，有这么几个新的情况。

　　一是暴力程度大大加剧。瓮安事件出来后，我心里“咯哒”了一下，它往前推进了一步。我们说瓮安事件是新世纪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标志事件，就在于它的暴力程度大大加剧。

　　二是在暴力程度加剧的同时，和平理性的表达方式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地方的民众在寻找理性有效的表达，一些比较高层的领导和各地的警方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理性和克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是目前民众诉求有由特殊变为一般、由具体变为抽象，事件由个别地域向其他地区扩展的苗头。例如，2007年厦门“散步”取得问题的妥善解决后，2008年年初的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和年中的成都市民反对彭州石化项目，参加者都力图借鉴厦门的经验；2008年的出租车事件也明显地从一个地方迅速向更大范围蔓延开了，且还提出搞出租车司机协会，成立能代表自己权益的组织。

　　四是信息更为公开，主流媒体也逐渐学会了不讳言“负面新闻”。汉源事件时，地方政府封锁消息，连主流媒体的记者都不让进去。我们当时几次进去也都只能悄悄地进入。2008年瓮安事件时，开始也是把路堵了，把手机信号屏蔽了，后来完全公开了，我就是公开去调查的。

　　有人说2008年是群体性事件最激烈的一年，这个我还在思考，倒未必是，我还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我想可能一方面是信息更公开了，大家看到的听到的多了，前几年也许比去年更厉害，只是没有报道出来而已。另一方面就是2008年出了好几个恶性的个体事件，像杨佳案等，让大家觉得好像气氛比较紧张。

　　我有个基本判断：我们还不能仅根据几件群体性事件，就轻言它们表明了民众对党和政府存在严重与普遍不满；也不能就此推论出中国已陷入了社会危机，马上就有发生大面积社会动荡的可能。我依然信从这样的结论：“大局稳定，问题不少”。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 “散步”、“集体休息”这样的表达方式？

　　单光鼐：我们要给民众一个合理表达诉求的渠道。现在是各地民众自己在寻找理性有效的表达方式，老百姓在不断“试水”，一方面，他们希望以这种无组织、有规矩的和平抗议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力求尽可能做到不违背现有的社会规制。因此创造了“散步”、“购物”、“集体喝茶”、“集体休息”等形式。这也实属无奈之举。像厦门、上海和成都都是中产阶级维权，相当理性；这次重庆出租车司机是蓝领维权。重庆人是有名的火爆脾气，但仍能做到这样理性，也很不容易。

　　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宽容。厦门散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针对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的散步，市委书记俞正声说“冷处理，徐图之，慎用警”；在重庆这次出租车事件中，市委书记薄熙来和行动者直接对话，解决问题；瓮安事件，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群众鞠躬致歉，果断免除四位县委、县政府领导。这些都是政府应对的亮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省、市领导开明、亲民形象赢得了广泛赞誉。这也证明民众是可以和政府理性互动的，双方都在其中学习民主、学会妥协、学会良性互动。

　　在很多地方，警察也表现得很克制，无论是在上海、成都和重庆，还是广州、深圳和海南。这次出租车事件中就没有抓所谓幕后组织者，只抓了一些砸车的人——砸车的人还是要抓的，任何人都不能搞暴力。我跟一些地方公安部门的同志讲，你们下半年出现了很多亮点，你们的应对有了很大长进。

　　相对暴力事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言，“散步”要轻微得很多。我认为，是不是考虑在民众和政府的互动中，尝试和摸索出一种形式让它制度化，这样一是可以保证群众的合法权利，二是也可以对其规范，使行动保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这也就是有人说的“准则主义许可制”。

　　从这些年来看，一般和平的方式往往发生在资讯发达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而暴力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发生在中西部相对封闭、偏僻的小县城。民众和政府都要理性，要寻求一种妥协、可以让双方接受的表达方式。倘若找不到一种“最好的”，能找到一种“次优的”，也应允许。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不发生暴力，双方又能接受，就可以允许尝试。其实，现在有的地方就是这样做的。

　　宽容散步，就是为了避免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