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财富

　　在家人面前，曹德旺始终保持一种长者的权威，但他从没动手打过孩子。

　　在福耀玻璃的新老员工面前，他仍然保持着这种长者风度，很多员工也打心眼里服他，陪同记者一起在工业区视察时，四处都是亲切而又敬畏的眼神。一名跟他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员工说：“我们都很尊敬他。”从工厂返回的路上，曹德旺说：“他们是跟我一起摸爬滚打走过来的”。

　　曹德旺经常感慨自己早年的辍学，并常因未接受正规教育而惋惜。他无意识地把自己置放于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中——商人是社会秩序的底层。这注定他要在这个传统的庞大价值体系中，拼命寻找到自身的价值。

　　曹家曾是福清市的望族，他的曾祖父是那一代的富豪，父亲曹何仁曾在日本经商11年，后返回上海做生意，母亲是大家闺秀，大地主的女儿，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时代动荡与命运不济，使得这个家庭坠入了社会底层。地位的落差，让早年的曹德旺一度认为金钱似乎比知识与教养更能代表尊严，现在，他又常对儿女说：“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

　　“如果要我讲自己童年的生活，我怕自己讲起来也会很伤心，会流泪。”

　　他出生于1946年5月，他的童年几乎弥漫着艰辛和贫困，家里穷，没有钱，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9岁才上学，14岁就辍学了，老师和同学也常欺负他。

　　这种经历让曹德旺更加意识到同情心对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我母亲很优秀，她一直在教育我们——贫穷的时候，也可以热爱生活，也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失意的父亲经常在喝醉后，絮絮叨叨地给曹德旺讲自己做生意与做人的理念，以此追忆往事，训示后人。有一次，酒醉的父亲曾连续说了20多个“心”字：人必须要有自尊心、自信心？?然后对曹德旺说：“当你悟透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不在了”。

　　这是父亲传授给他的处世哲学与人生信条，在福耀工业区的办公室，曹德旺是那么记忆深刻地谈论着父亲的创业故事。

　　“我父亲曾到日本一个布料店当学徒，学习三年，都没薪水。第一年，每天早晨四五点起床，挑水，做饭，倒尿壶，吃剩饭剩菜。他房间装了一个全身镜，师傅让他每天对着镜子学着日本人的微笑、走路的姿势。第二年，让他上柜台，学做生意。第三年，才让每天走很远的路，背着布料到乡下卖。即将‘出师’时，另一家布料店老板想跟他合伙做生意，但舅公却告诉他，如果师傅没把刀架在脖子上，你一定不能离开……”

　　为了让曹德旺成才，父亲对他要求十分严厉，甚至给他立下了苛刻的戒律，如18岁以前不能留头发，留胡子，喝酒；吃饭时不准说话。但曹德旺未能变成一个父亲眼里的“乖孩子”，他很早就表现出了某种叛逆特质，打架、偷东西吃、恶作剧……如今想起来“实在太调皮了”。

　　“我小时候是一个孩子王，每天都有人给家里告状，每次父亲都会揍我，打得头破血流的。”每当他挨打的时候，母亲就会站出来保护他。

　　虽然，父亲教给他成功的人生道理，但曹德旺从情感上更偏向于善良、柔和的母亲，他说：“做生意受父亲影响，而做人则是受母亲影响”。他说，晚年准备写一部书，就叫《我的母亲》。他有时喝醉了就会想起过去，哭得很伤心。

　　“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这是我一生的财富。”他说。

　　对于下一代，他更喜欢像母亲那样身体力行地教育孩子——早起晚归、省吃俭用、负责任，他只给儿女们立了一条规矩：不准吸毒。福清人在国外会互相争斗，曹晖出国求学时，他就叮嘱儿子：“我们是做生意的，不管他们是哪一帮、哪一派，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他任何事情不管。”

　　生存的强者

　　动荡的时代与艰辛的家庭生活，让曹德旺的成人礼来得太早。

　　14岁退学后，母亲向生产队申请领养了一头牛——他们都不会种田。曹德旺每天早出晚归，挣两个工分，但村里人总是说牛没吃饱，老告状。过了一年，父亲对他说：“我们不放牛了，你跟我去做生意吧。”

　　最早为了补贴家用，父亲常常从福州拿点烟丝回来卖，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抓住了就会没收，发现别人不会注意小孩子，父亲开始让他跑腿。这样，曹德旺就骑着自行车到长乐拿烟丝回来卖，5天一趟，来回200多公里。

　　后来，烟丝生意不好做，18岁左右，他又做起了水果生意，一趟300斤水果，纯利润两块多，一个月20趟。

　　那时，每天凌晨3点左右就要起床，从高山镇骑车到福清市去卖，来回80公里，“每天都很累，第二天起床非常困难，我妈每天都要先哭一阵子才叫醒我。”至今，曹德旺都能回忆起的母亲坐在床头哭泣的样子。

　　1976年，曹德旺终于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成了高山异形玻璃厂一名采购员，自此没有离开过这家工厂。因内部管理不善，玻璃厂从1976年至1982年连年亏损，领导认为他很有商业头脑，希望他能承包玻璃厂。

　　上个世纪的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行，创业已不存在政治问题，尤其是商贸发达的沿海地区，涌现了一批创业家。1984年，曹德旺用房产作为抵押入股，成立了福建省第一家私人合资厂，他个人占其中股份的50%。没想到承包当年，他就净赚了20多万元，上交了6万元。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板，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中最早的企业家。

　　然而，这笔20万元在他眼里并不是第一桶金，而是1985年他赚到的一笔钱。当时，大量进口汽车涌入中国，但很快车主发现，他们必须用高昂价格去配置进口汽车玻璃。发现这一商机后，他通过购买上海耀华玻璃厂的旧设备图纸，成功完成了设备安装并投产汽车玻璃，当年实现盈利70多万元。这笔钱为他组建“福耀玻璃”创造了条件。

　　曹德旺的事业驶入了一条快速轨道，有人开玩笑说他不是在生产玻璃，而是在印钞票。

　　两年后，即1987年，他联合11个股东，集资627万元，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开始正式生产汽车玻璃，他是中国较早涉足这个行业的私营企业。10年间，他不断引进技术，成为了中国最大汽车玻璃生产商，福耀玻璃在中国几乎占了55%以上的市场，并于1990年开始出口。1991年，福耀获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更名为福建省耀华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增至5719万元，成为福建最早上市的企业之一。

　　在福耀工业区，他一边介绍着福耀集团全国分布情况，一边对周围人说：“我已经退了美国绿卡，如果我不退的话，那么汽车玻璃市场就少了一个中国的。”

　　这让人联想起8年前的曹德旺。2001年12月18日，加拿大PPG公司向加拿大海关总署提出对中国出口挡风玻璃反倾销指控，福耀玻璃牵涉其中。这惹怒了他，不顾一切地应诉。最终，他打赢了这场中国入世后应对反倾销诉讼第一案。

　　可能经历了中国曾经的苦难，他身上有着他那一代人浓烈的民族情结。在很多外国同行面前，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强者的气势。

　　佛教徒的信仰

　　或许，商场与现实生活中的曹德旺是两种角色；只要没冲破他的底线，你会发觉他待人和蔼可亲——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走进办公室，迎门摆放着一方巨大的《金刚经》的书模和一尊半人高的观音菩萨木质塑像。

　　采访中，你会发觉他很多用语来自佛教。他认为：“宗教是一门哲学，不是迷信。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是劝人行善的，都有施舍的义务。”

　　当然，也正是这个佛教徒的信仰底色让他的“中国最牛慈善家”显得合理。

　　历年来，他为灾区扶助，修建学校、福利院、公路、在多所大学设立奖学金总共达人民币1亿多元。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上，他以捐资1.46亿元位居第14位，他是连续5年上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汶川地震，他先后捐出两千多万元。

　　他说：“我捐的钱都是自己的，没有动用股东一分钱。”

　　三年前，他开始构思捐出自己的股份设立基金会。他说：“慈善实际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调节，别人不做的我来做。”

　　今年2月12日，他在福建证监局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首次公开自己的捐股计划，立刻引起国内外关注。他打算捐出所持福耀70%的股份，约7亿股，设立以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如果获批，这将成为国内首家以股份运作成立的慈善基金会。

　　3月3日，福耀玻璃公告称，董事长曹德旺将改变捐赠股份数为5.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0%。至于改变捐赠的原因，是避免触及全面收购要约的相关规定。

　　这意味着，如果这套捐赠方案获批，曹德旺仍将持有约4亿股，占总股本的约21%，为第二大股东，而慈善基金会将持有总股本的约29%成为第一大股东。为使其对公司控制地位不变，曹德旺将在正起草的捐赠协议上要求受捐单位在持有公司股票期间及其今后大宗交易等涉及公司事务一律授权第二大股东表决。

　　曹德旺说：“即便我退休了，很多重大决策还是要我来拿主意。”

　　很多人由此认为曹德旺的捐股行为只是一个左手倒右手资本游戏，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给福耀造成的影响。2008年底，福耀玻璃的负债率60%，而国外同类行业企业的负债率有的则高达90%以上。曹德旺认为，传统的制造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0%并不算高。

　　他说：“我捐股份，同时也希望给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中国富豪和既得利益者带个头，大家都来做慈善”。他甚至认为：“企业间的竞争，最后决胜负的关键往往掌握在品德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