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同样的土地上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贫民富富，但至少在目前，他们还挤不入富人阶层。他们与电影《高兴》的主人公一样，怀着卑微的野心在城市的边缘讨生活。现在年轻的小丁还装着一个“很远大”的理想，年纪大点的老叶已不会天天惦记他的创富梦想了。

　　记者 ·单崇山  摄影 ·孙炯

　　早晨7点半，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村，和此刻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一样，丁万干刚从床上爬起来。实际上他睡的只是个地铺，上面还睡着他的几位同事，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在一家快递公司发货站做快递员。

　　这个发货站就在他们脚下——这是一栋三层高的小楼，货堆一楼，人睡二楼。在广州，像三元里这样的地方，密密匝匝地挤满了这样的奇怪建筑，几十平米的宅基地上，立着三四层或是更高的小楼，楼与楼的距离也近到了两户人家打开窗户就可以握手的程度，所以广州人把这种建筑叫做“握手楼”。

　　三元里，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斗争而广为人知，那时，她还只是广州西北城外的一个普通小村，最近几十年，菌团般扩张的城市逐渐把她吞没，不过拥挤的握手楼和狭窄昏暗的巷子还在标志着这里与周围抬头可见的“城市”的不同，现在，三元里只是众多城中村中的一个而已。

　　就在快递员丁万干下楼吃饭的时候，叶俊伟正推着他那辆老式加重自行车走上广州大桥，脚下的这条广州大道，早就没有自行车道了，他只好走狭窄的人行便道。在广州大桥上，他可以看到建设中的珠江新城西塔、广州电视塔和广州歌剧院，它们不久后会成为广州的“新地标”。叶俊伟住在客村的握手楼里，“一楼，看不到一点阳光，小灵通都没信号”，他是个送水员，和丁万干一样，主要谋生工具是自行车。

　　2009年，丁万干22岁，叶俊伟33岁，一个四川人，一个河南人。

　　丁万干每天的工作就是上午送件下午收件，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空闲。下午三点，几位同事在打牌，斗地主，老板出差了，丁万干有点不情愿地说起了自己。他长得挺白净，四川眉山人，虽然只有22岁，但6年前就南下珠三角了，“第一次出来是2003年，初三，不想念书了，就被老爸安排去学电脑编程，也只上了几天课。”

　　丁万干之后就南下深圳，在一家模具厂干了三个月，就又回家复读初三，一年后的中考，他还考过了当地省重点高中的分数线。“除了英语差，别的还可以。”可高一没读完，丁万干就彻底退学了，他的解释是读书很没劲。这次是出来做建筑工，他的父亲是个小工头，手下有十几个人，父子俩一同在深圳的工地上揽些小活做，“一年也就五六万吧，挣得多花得也多。”

　　和保守谨慎的父亲相比，丁万干有着更多的创富梦想。去年，他们碰到一个可以整个承包的工程，可父亲觉得押金要交十多万，风险太大没敢接。“这就是机会找到我老爸，他不懂得把握。”之后，丁万干就离开深圳，一个人到广州闯，他并没和父亲闹矛盾，只是觉得应该自己干了。

　　到了广州，丁万干就做起了快递员，他不愿意说现在的收入，不过一旁打牌的同事都说他业绩很好，一个月有两三千元，这样算来，比在深圳做小工头少一半。不过，他说，“不一样的，快递是个很有前途的行业，我们老板也不错，跟着他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现在积累经验，等到了时候也可以自己出去打拼一下。”听口音，他已经俨然一个广东仔了。在这家快递公司，送件基本上没有收入，收件会有10%的提成，丁万干已经有了一位固定发货的客户，是个淘宝卖家，他也在准备张罗自己的淘宝网店。他还盘算着想开家快餐店，“有40%的利润率呢，投资也不高。”

　　丁万干乐观地奋斗在这座城市里，尽管每天都要进出有点脏的城中村，“这里不是贫民窟，可以算个大杂烩吧，什么都有。”他有个“很远大”的理想，但坚决不肯透露，不过提到自己并不喜欢的广州人，他底气十足地说，“总有一天老子也跟你们一样。”

　　和丁万干的少年轻狂相比，年长11岁的叶俊伟已经没了这些锐气，他来自河南驻马店新蔡县，外地人知道这个地方，不少是因为那里和邻县的艾滋病。叶俊伟很健康，浓眉大眼高鼻梁，在他的送水工兄弟中，算英俊的。

　　叶俊伟18岁到广州，大概是因为模样俊，最初做过招待所的服务员和酒吧里的西餐厨师学徒，在广州的外来工中，这是受人羡慕的职业，但家人怕他学坏，只能辞职。之后的十几年，他打过零工，去过海南岛干活，送过煤气罐。现在这份送水的活，已经干了4年，叶俊伟也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妻子是广西人，“也是打工认识的。”

　　和送快递相比，送水的技术含量更低，也更需要体力，叶俊伟只需要等在水店，老板有了足够的订单，就发活给他，然后他就把水桶装上自己的单车，给客人送过去，每送一桶水，他可以得到1.4元报酬，每个月可以休息两天，这样算下来，要达到两千块的月收入，他每月至少要送1429桶水，每天要送约50桶，不管楼梯楼还是电梯楼。工作中还有损失，“已经丢过4辆单车了，一次单车摆在店门口还被城管收走了，还有一次在广州大桥上被人抢，不给钱就跟他们打架。”说起这些，叶俊伟的脸上没有表情。

　　刚来广州时，18岁的叶俊伟也有远大目标，就是多挣些钱，回家过好日子。15年过去了，他还在广州，但当初的目标已经模糊了。在过去的15年中，他只给家里寄过两次钱，总共几千元，他的姐姐和哥哥分别在天津和广州打工，所幸的是，“农村的日子好过了，家里有地种，父母就吃穿不愁了。”

　　叶俊伟还保留着河南老家吃面条的习惯，都是自己在家煮，“便宜，关键是自己煮的干净。”他每月交300块房租的小屋里，有电视机和DVD，看电视是最主要的消遣方式。虽然有三个子女要抚养，负担沉重，但他自己却看得很开。如今的叶俊伟，能说得出的理想就是攒点钱和老婆一起开个小店，不过他不会天天惦记着理想了，“攒不起来又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