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足球爱好者之死

　　吴文洪死于登山,而不是足球。

　　不过,很多出席他葬礼的人会认为,这两者是相通的。正是他的执着甚至固执,让他独立在苏北小城盐城举办民间足 球联赛14年;也正是这一点,驱使他去攀登地球上最高的山峰。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江苏报道

　　开锁师傅向左最后一转,保险柜被打开了。

　　偌大的柜子里面,躺着两样东西:一本较大的硬皮笔记本,和一本较小的账本。这是丈夫吴文洪的遗物,妻子凌曙此 前都没有见过。

　　硬皮笔记本是一本“5.12地震日记”;账本都是欠账记录,欠款数额,接近200万。

　　这一切,都和足球有关。

　　踢足球的“公子哥”

　　18岁的凌曙认识20岁的吴文洪,是在198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

　　当时,她正站在盐城工学院足球场的旁边,为哥哥和吴文洪加油。吴文洪是她哥哥的同班同学。记忆中,吴文洪那天 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球衣,稍显黝黑的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额前的几缕头发贴在了脑门上,遮住眉毛。

　　凌曙是哥哥的小跟班,经常跟着哥哥来到足球场。一来二去,她熟悉了这个被其他人称为“大老吴”的球队队长。

　　球队的名字叫做星河,也叫“自行车队”。因为这一帮子人经常骑着自行车,满城找人踢球打比赛。

　　队长的位子本来是属于凌曙哥哥的,但是她哥哥脾气爆,球场上好与人争吵。后来大家就让“稳重、能团结人”的吴 文洪来做队长。另一个原因是,吴文洪家里比较有钱。

　　在当时,吴文洪甚至算得上一个“公子哥”。吴太高,是吴文洪的父亲。在盐城市中心小海北路,吴太高拥有一家大 门市,人们习惯叫他吴经理。

　　吴文洪有队长的气派,他负责了球队的经费。买球衣,买水,买球鞋,一年差不多要1000多块钱,钱都是吴文洪 找父亲要的。吴太高不是很乐意给,每次总是嘟囔一番后再掏钱。

　　吴太高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家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踢足球在他眼里,“不是什么正事,生意做好了才叫本 事”。

　　1992年,吴文洪从盐城师范学院毕业,来到盐城市轧花剥绒厂,做了一名厂办文书。

　　他鼓足勇气,第一次正式地去找凌曙表白,“我毕业了,有工作了”。凌曙答应了他。

　　他们第一次正式的约会是去南京看中国国家队的比赛。

　　从盐城到南京,吴文洪骑着“野马”牌摩托车,载着凌曙,骑了7个小时。到了球场,比赛已经开始20分钟了。“ 高峰!”吴文洪一整场都在为这名中国队的前锋加油。

　　回来的路又是7个钟头。凌曙实在太累了。吴文洪怕她摔下去,就用尼龙绳把她捆在自己身上。

　　1994年4月17日,第一届中国足球甲A联赛拉开帷幕。令吴文洪郁闷的是,甲A第一年,江苏迈特便排名垫底 ,惨遭降级。郁闷之余,吴文洪突发奇想,打算组建一个盐城的足球联赛。

　　讨债鬼

　　甲A第一年,赞助商美国万宝路掏了120万美元。

　　搞足球需要一大笔钱,吴文洪意识到不能再向父亲要了。

　　他决定办一个厂子。

　　“办厂子为他搞球赛提供资金,但是当初老吴也想,球赛办好了,名气大了,何愁厂子没有客户?”一位吴文洪的好 朋友,认为“宣传目的”可能是其办厂子的唯一“私心”。

　　听说儿子要办企业,吴太高很欣慰。他卖掉了经营多年的大门市,把卖来的8万多块钱都给了吴文洪用来办厂。

　　1994年底,吴文洪办理了停薪留职,创办了盐城市中达电热设备厂,他任厂长。当时,吴文洪手底下仅有员工8 人,生产的是俗称“热得快”的电热管,在本地销售。第一年,电热设备厂为吴文洪赚了将近10万块钱。

　　1995年5月7日,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第二年,吴文洪在盐城市范围内共组织了16支球队,创办了盐城市首届“ 中达杯”足球邀请赛。

　　开幕式很热闹,吴文洪请来了市里的领导,请来了专业的表演,请来了媒体的记者,搞得几乎满城尽知。第一届中达 杯,吴文洪花了8万多块钱。

　　办厂三年穷,这是吴太高的生意经。刚干了一年,赚来的钱都用来办了足球赛,老爷子想不通儿子是怎么想的。后来 ,他明白了:儿子办厂是为了搞足球,并不是像他想象的要振兴家业。

　　吴太高要收回厂房,收回厂子的经营权,因为他觉得儿子“心思就不在这上面,简直是在作践家业,就是一个讨债鬼 ”。吴文洪不听。父子俩“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断断续续的争吵,最终,被一纸分家协议终结。

　　分家协议规定:厂房和经营权留给吴文洪,但是每年要向父亲交10万块钱。签完协议回家,吴文洪当着妻子的面淌 眼泪了。分家之后,吴太高带着小儿子重新开了一家厂子,产品与大儿子的企业几乎相同。

　　在吴太高眼里,儿子搞的这个“什么联赛”就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能填满?”而吴文洪有着自己的理解:办球赛 能够促进自己的生意,形成良性互补。而“良性互补”的局面,迟迟没有出现。

　　分水岭

　　1997年,江苏省第一届“省长杯”足球赛,吴文洪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

　　江苏省要求每一个市必须要有球队参赛。盐城市工会找到了盐城市体育局,体育局又找到了吴文洪。吴文洪没有拒绝 ,但是他拒绝了政府每年“大约1万块钱左右”的资助费。

　　他一个人自掏腰包解决了所有的费用。“要政府的钱,他觉得没有面子”。黄兰红很了解吴文洪的脾气。黄兰红是中 达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创办“中达杯”联赛的元老级人物,吴文洪最好的朋友之一。

　　吴文洪把球队拉到了乡下的秦南中学,进行封闭集训。一个月的集训,他在工厂和学校之间两头跑。“省长杯”有规 定,球员必须穿皮钉鞋,而当时盐城市根本没有这种一双就要200多块钱的“高级鞋”。吴文洪派人去南京买。

　　集训一个月花了2万多块钱。在南京参加比赛的时候,吴文洪回了三次盐城,他是回去借钱的。黄兰红认为,“这应 该是吴文洪借钱搞足球的开始”。

　　也就是在这一年,吴文洪和凌曙的儿子吴中楠出生。

　　那些日子,凌曙和吴文洪一个月的生活费是200块钱。吴文洪最爱吃的红烧肉,两个星期才能有一顿。

　　从1997年至2000年,吴文洪四次组队,代表盐城市参加“省长杯”足球赛。每参加一次,就要往里面贴钱, “打一年最起码亏5万。”黄兰红说。

　　2000年,吴文洪创办盐城市首届五人制“中达杯”足球邀请赛,每年一届,延续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九届;200 1年5月份,吴文洪成立了盐城市中达足球俱乐部,这是在江苏省足协第三家注册的足球俱乐部。

　　盐城市“中达杯”足球邀请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四届。目前,这一赛事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民间 足球比赛。

　　2004年,是“中达杯”联赛发展的分水岭。之后,受关注程度锐减,资金周转困难,一路走低。

　　更要命的是吴文洪“犯了糊涂”。在这一年,吴文洪将一位与他一起创建联赛的元老级人物“赶”出了俱乐部。

　　“他听了小人的话,有时候对于一些刺耳的实话就不太愿意听了,俱乐部办实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朋友说。

　　吴文洪为了搞足球一共花了多少钱?在黄兰红看来,这不是一道复杂的算术题:

　　“一,场租,每年至少需要花费4万至5万元;二,保安费用,每年大约1万元;三,请正式裁判,承担其补助和食 宿费用,每年2万到3万元;四,奖金,每年冠军为1000元,亚军为500元,第三名为300元。此外参赛队食宿也需 一定补贴。”

　　“比赛之前申请一系列的手续与批文,这方面的开销也近10万,与比赛本身的投入相差无几。”黄兰红补充道。如 此计算,吴文洪每年都得投入20万元以上,14年累计280万元。

　　“这只是能够算得出来的,这14年,300万绝对不止。”黄兰红挠着头说。办联赛的每一笔钱,都是黄兰红经手 。

　　300万对于吴文洪来说,足够沉重。吴文洪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我像朱骏一样有钱就好了”。朱骏,上海申花的老 板,搞足球在他眼里,“不就是一年把几辆法拉利开进黄浦江嘛”。

　　可惜他不是朱骏,他开的车是一辆东南商务车,客户抵债抵给他的,抵了10万。

　　没有办法了,吴文洪下定决心:借高利贷。不过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包括妻子凌曙。

　　直到讨债的堵上门来,凌曙才知道丈夫为什么“一直马不停蹄,像被人追杀一样”。

　　办联赛的“道道”

　　来讨债的是一对夫妻。

　　他们打了地铺,态度坚决,在吴文洪灵堂下面的一层办公室住了5天。

　　这是一笔20万的高利贷,一分五的利。“一万块钱一年是一千八,二十万块钱是三万六,是银行的三倍!”黄兰红 说。

　　卷起的铺盖旁边是一个双层立橱。吴文洪搞足球14年获得的荣誉,都在里面了。六座奖杯和一面锦旗,锦旗上面写 着“体育道德风尚奖”。

　　吴文洪平常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但是为了找球赛场地,他会陪那些拥有场地的学校的领导吸烟,喝酒,打牌。

　　找一块场地的过程基本上是这样的:找到学校校长,校长说约个时间谈谈吧。往哪约呢?当然是酒店。吃饱喝足了再 “活动”一下,洗澡,唱歌。最后,吴文洪把公文包塞给黄兰红,让他去结账。这个时候的吴文洪,一般都已经喝醉了。

　　更让吴文洪感到难受的是比赛打到一半了,下半场不让用球场了。学校安排几个保安来“敲竹杠”。“保安这么辛苦 ,打点一下”。比赛完了坐下来吃饭,“一个保安都没有,都是学校领导的朋友。”黄兰红说。

　　与这些应酬相比,吴文洪更愿意去抬球门,挂网子,用石灰粉划线。如果第二天有比赛,前一天晚上下雨,他会跑到 球场,在球门后边挖沟子,排水。

　　2007年,吴文洪将厂子搬到了现在的地方,“车间更大,规模扩大了”。厂名由原来的“中达电热设备厂”改为 “盐城市中承电器有限公司”,但是联赛名字依然沿用“中达杯”。

　　中承每个月的要货量维持在30万左右,这是工厂加工能力的极限。1999年,吴文洪与上海一家公司谈成了一笔 大业务。为了上设备,扩大生产,他去找银行贷款,但是因为没有关系,银行没有贷给他。

　　“一些烂企业都贷到款了!老吴就是贷不到!”黄兰红忿忿不平。

　　“他不太适应中国的这种关系,”吴文洪生前的一个球友说,“如果他做一个民政局局长,肯定能帮好多人。”

　　吴文洪之死

　　吴文洪不是一个民政局长。这并不妨碍他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开车直奔四川。

　　2008年5月17日深夜,吴文洪装了一车药品、食品,和两名俱乐部队友一起出发了。5月20日凌晨,吴文洪 到达成都。

　　翻山进入成为孤岛的都江堰龙池镇,他参与抗震救灾;在绵阳九州体育馆、在青川县木鱼中学里,他给孩子们做心理 辅导;在震中映秀,他帮忙搜寻尸体……

　　后来,他迷上了登山。

　　他买来很多登山的书,偷偷地看。被凌曙发现后,他开玩笑说:我正研究登山呢,如果我们一家三口都登上珠峰,就 创造世界纪录了。

　　2009年4月,吴文洪自费来到了拉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登山训练。

　　“我明天要去西藏了!”5月的一天上午,吴文洪突然对妻子说。

　　“不是审批不过关吗?非要这么着急吗?”凌曙知道西藏登山俱乐部拒绝了丈夫攀登珠峰的申请。

　　“我又申请了另外一家,里面的负责人告诉我,你和别人说你登过6000米的山就行了……”而他之前登过的最高 的一座山,是黄山。

　　“我查了资料了,5月20是登顶的最佳时机。书上说了,过了40岁体力会下降得厉害,你今年不让我去,我以后 就去不了了……”他今年刚好40岁。

　　凌曙劝丈夫缓一缓,“毕竟登山是专业的人干的事”。但是吴文洪很自信。

　　5月10日,吴文洪开始攀登。5月17日,他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爬到8800米的时候,向导几次劝吴文 洪返回,他已经体力不支。

　　2008年5月18日上午9点左右,吴文洪站在了海拔8844.43米的世界屋脊。在那里,他打出了一条横幅 ,“江苏盐城中达俱乐部与汶川人民心连心”。

　　6月12日晚上盐城二台播出的《情感树》栏目,将吴文洪此举称之为“巅峰之爱”。

　　5月19日凌晨4时许,海拔8750米处,吴文洪告别了这个世界。

　　噩耗在当天传到这个翘首等待捷报的家庭:38岁的凌曙、13岁的儿子、65岁的母亲,哭成一片。

　　吴太高自分家之后第一次上儿子的门,迎接他的是一张放在办公室二楼灵堂的遗像。

　　身后之名

　　这是一间40多平米大的客厅。除了西南角上那台不时发出声响的、8年前买的西门子冰箱,和正中间那张暗红色的 方桌,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了。

　　5月19日下午,这间客厅成为了主人吴文洪的灵堂。灵堂设好的第二天下午,盐城市市长李强赶来慰问。

　　随后,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南京市足球裁判委员会、市总工会、市足协及各县足协……一拨接着一拨的领导赶来吊 唁。他们与凌曙握手,说着各种各样安慰的话。

　　鞠躬之后,李强市长把一个信封放到凌曙手上,里面装着大约一万多块钱。

　　凌曙一遍又一遍地表示着感谢。说起丈夫,她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流下来。

　　她的旁边站着吴太高。65岁的老人黑着脸,嘴唇边泛着白沫,眼皮红肿,往嘴里送着一根接一根的烟卷。

　　料理完儿子的丧事,他就“出差了”。熟知内情的人说,“其实是出去躲债了”。接近200万的债务压在他和儿媳 的肩上。

　　失去大儿子之后的第三天,吴太高的头发“全白了”。他很后悔。他对身边的人说,“儿子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人固执,能撑这么多年不容易,我当初做得过分了”。

　　6月1日,儿童节,吴文洪的追悼会在盐城市福禄园公墓举行。600多人来送吴文洪最后一程,大多是凌曙不认识 的陌生人。

　　追悼会是由政府给办的。此前,黄兰红去找吴文洪所在社区的党委组织部,让其为吴文洪举行追悼会。

　　一开始,组织部的人告诉黄兰红:“(吴文洪)登山没向组织部汇报,去汶川也没向组织部汇报,怎么现在找到组织 部了……”黄兰红不甘心,又向上找。后来,盐城市市委书记赵鹏亲自批示,此事才得以成行。

　　吴文洪的墓碑,高约一米,形似珠峰。墓碑下面埋葬的是吴文洪的一缕头发,一件登山服,和一个他生前踢过的足球 。他的躯体被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珠穆朗玛峰。

　　对着墓碑,市委市政府四套班子9个人站在第一排,“鞠大躬”。

　　市长李强如此评价吴文洪:“吴文洪热心公益事业,自费举办中达杯足球赛,并且连续办了那么多届……正因为有了 吴文洪,让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盐城……”

　　当然,还有不同的声音。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评论,“登8000多米的高山,对专业运动员来说都要分很多年去做。 在目前的这种环境下,在哪一个领域恐怕都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这个社会正在形成一种合力,把很多人由只能到600 0多米生生给推到了8000多米”。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凌曙整理了一下左臂上的黑纱,站了起来。再过一会儿,她就要下车间干活了,搬钢筋,浇 模具。

　　她得为丈夫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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