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并无统一标准

　　针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到201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李兴山指出，“什么是‘比较完善’，目前来看，并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只是作为一个笼统目标提出。从现实来看，无论从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础，还是市场化程度，抑或是从已经形成基本的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来看，都比过去有了大大的提高。应该说，十八年来我们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黄卫平教授以去年底备受关注的“国进民退”讨论开始，“有人认为是体制改革的倒退。如果这么看的话，对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程度的判断就会不同。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中性的。”

　　“意大利也有大型的国有企业，并没有人认为其不是市场经济”。黄卫平以其在意大利学习的见闻为例，“刻意追求民进国退，或者国进民退都是不科学的。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资源环境配置是否有效来判断”。

　　但在彭真怀看来，以山西煤炭新政为例，用不要带血的GDP为原因，事实上是强化了国有煤炭企业，“国企、央企过分强大，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突出的表现是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带有倾向性，国有企业被视为顶梁柱，从去年一揽子计划的4万亿投资计划即可见一斑。结果一部分投资被用于了房地产开发，去年频频出现的地王大多是国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体制改革的回潮”，彭真怀认为。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不一样”，黄卫平认为不能用西方现成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自上而下的，而且明确将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人为设计的，这个设计是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要求相符合，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有时难免会发生与实际错位的情况；三是西方国家例如英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圈地运动的‘洗礼’，逐步建立了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目前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建立信用制度还需要很长时间。由此可见，中国的市场经济比西方的复杂得多”。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各个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西方国家的标准有一些是合理的，有一些则对我国不一定合适。比如，西方市场经济提倡经济的自由度要大，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宏观调控是应有之义”。李兴山指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的老路被实践证明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对于备受关注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黄卫平认为，“有时候微观和宏观并不是一回事。”针对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西方国家有很细的标准，黄卫平介绍，“美国有6条，欧盟有8条，这其中涉及到他们对中国的补贴、政府管制怎么看等问题。”

　　完善阶段也是攻坚阶段

　　“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后，时隔整整十年，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李兴山指出，“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通过十年的努力，已经由建立阶段进入到了完善阶段。但关键是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完善’。”

　　“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完善就是收尾，就是在基本建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进行修修补补、填平补齐、改进完备、锦上添花。但是，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完善’来说，却不能作这样的理解。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完善，不是收尾，而是要继续深入”。李兴山指出，所以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了完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了攻坚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凡是在当时条件下好改的、能改的，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需要完善的，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因此需要打攻坚战”，李兴山指出，“就行政管理体制来说，政府职能虽有很大转变，但以行政审批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就国企改革来说，虽然在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等方面的改革有很大进展，但对于到底要不要政企分开、能不能分开以及如何分开，目前在行动上尚在迟疑。就农村改革来说，我们不但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还要解决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问题，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城乡一体化。而后者的改革则更为复杂。就分配制度改革来说，我们不但要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还要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中‘两个偏低’的问题，否则就不能真正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而且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涉及到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没有这些改革的同步和配套，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比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更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要打攻坚战。”李兴山强调。

　　彭真怀也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改革面临“碰硬”。首先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还没有真正的制度化。彭真怀以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为例，认为在没有建立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补偿机制以及税收调节机制的情况下，这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其次，需要进行比较完善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彭真怀以“中央政策部门化”为例，在他看来，大部制的改革因为各部门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而变得目标不清晰。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财富权贵化，权力寻租，以及腐败的发生。

　　“要加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要继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李兴山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衡量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审批。”

　　“什么叫审批？本质上就是政府配置资源”。李兴山以“驻京办”现象为例，“驻京办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由于存在大量审批，所以需要跑‘部’‘钱’进。尽管目前的审批改革有了很大进步，审批项目的数量大大减少，但本质上改变不大。审批改成备案，而备案的环节比审批还复杂。”

　　这表明“进一步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府各部门的既得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李兴山指出，“审批的主体是政府，依靠审批文来改革审批是不可能的，也是改不彻底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兴山提醒：“我国经济体制的这种渐进式改革如果时间拖得过长，一些关键的深层次的问题迟迟不能下决心解决，会出现新旧体制长期并存。在这一时期，既可能产生改革疲劳症，也可能是问题多发期。如果不下决心攻坚克难，将是改革面临的最大隐患。”

　　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李兴山以历经改革多年的国企改革为例，“什么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企业改革加政府改革，问题在企业，但根子在政府。”

　　“现在的改革不是一个部门的事，一系列的转变都要以体制转变为保障。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看，转变的动力一是市场，二是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李兴山指出，“单纯追求GDP就与科学发展观的结果不一样。”

　　之所以市场体系的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缘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原来是政府管理，现在需要放到市场去解决。“下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李兴山指出。

　　建立服务型政府，使资源配置真正转移到以市场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但这一改革，不但涉及到许多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而且主要是靠政府自己改自己。通常说，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因此必须要有自我革命和打攻坚战的决心和勇气。

　　鉴于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跨部门、跨领域的系统性改革，因此，李兴山担心，“面对这种复杂而深层次的改革，只靠某些部门来主管，或者只是自己改自己，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对改革攻坚战的领导，为使各项改革步步深入，李兴山建议，“虽然不一定要重新恢复过去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但还是应当有一个跨地区、跨部门的综合协调机构，以负责对整个改革的规划、协调和督促检查。”这样，就可能会使改革的攻坚战不只是说在口头上、写在字面上，而是能真正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体现在预期的成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