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探索

　　这一决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思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天地、新境界

　　文/张宏志

　　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下，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教训，把握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发展潮流，作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思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天地、新境界，也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艰辛探索之路。

　　在这条探索之路上。我们抓住了历史机遇，也战胜了困难和挑战，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同时也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深入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提高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艰难中起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从何做起、如何推进，更是千头万绪。国内外的很多人断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扼杀市场活力，就是市场经济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更有人妄言，搞了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如何找到一条建立社会本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路子，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场巨大的考验。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各地发展经济的热情十分高涨，掀起了一场争相快速发展的热潮。旧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新经济体制一时间也难以健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轨并存的混乱和种种漏洞。特别是旧的计划管理体制打破后，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建立，一时间许多经济领域内出现了各行其是的局面。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席卷东南西北，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的问题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投资规模过大、物价上涨过快的经济过热现象。

　　对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坚持改革、坚持发展，才能克服重重障碍，闯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

　　党中央和江泽民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初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四个字是“画龙点睛”。强调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的不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中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一方面注重深化改革，积极培育市场体系；一方面注重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能用深化改革来冲破发展中的障碍，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舍此别无他途。1993年3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关键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路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积极探索如何综合地、协同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性的行政手段，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并且，他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有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还得依靠深化改革，强调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制改革是当时需要抓紧研究的问题。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此后，国务院又先后出台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逐步破解了改革中的难题，完善了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同一时期，针对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早在1992年4月，当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热潮初起之时，江泽民就警觉到出现经济过热的危险。他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善于把干部和群众高涨的劲头和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扩大投资规模上做文章，以防止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1993年以后，面对日趋显现的经济过热和某些经济领域中的混乱现象，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加快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批评了那种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错误认识，强调必须加强宏观调控来克服市场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和消极方面。1993年6月，他在西北五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宏观调控，而且必须有完备的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支持。强调在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为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甚至混乱现象，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就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十六条措施，为克服当时的混乱局面、逐步消除经济过热奠定基础。

　　正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1993年，中央提出了以速度与效益相统一为原则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1994年，中央确定“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二十个字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首次提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思想。1995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其中包括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在这些论述中，江泽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把上述十二组矛盾有机统一起来，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国家在改革和发展指导思想上遇到的主要问题，初步将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概括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十二组关系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能否处理好这一关系，决定着改革开放成败。江泽民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反复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求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这一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一套在复杂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有效方法。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机制

　　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仅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整套与其相适应、充满活力的经济制度和机制，搞活微观经济。其中有三个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首先，是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结构问题。建立一套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突破单一公有制的藩篱，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不同所有制经济在这一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建立统一、有序的社会主义大市场。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首次全面勾画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其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同时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这就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确立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直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次大会明确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这一系列提法上的发展演变，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这些提法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各自的内涵、性质和作用等进行一次比一次深入的剖析和总结。对于公有制经济，从某种公有制形式单独经营，到可以与其他经济成分联合经营，再到混合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其内涵和实现形式得到不断发展。对于非公有制经济而言，从允许适当发展，到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有了明显的上升。这一切表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日趋完善，越来越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来越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因此，要完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要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通过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第二，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结合。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认为公有制是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私有化。因此，能否搞活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成功建立的关键。对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予以高度的重视。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央坚定不移地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之路。1993年，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确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当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并就现代企业制度特征和要求作出了规定。后来，这些规定被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句话。1995年后，中央又先后提出了企业改革要与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搞好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放活一般国有小型企业等一系列改革思路，为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第三，在市场济条件下扶持和保护农业，解决好“三农”问题。农业是社会效益高而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受到忽视。在一段时间内也确实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问题。因此，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保护和扶持农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基础是否稳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始终予以高度重视。早在1991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就对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其中包括：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逐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实行多渠道流通；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重要内容，为发挥市场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打下了基础。1992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中央对于忽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侵害农民利益的倾向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江泽民在1992年的武汉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199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指出：农业不同于工业，既受市场风险制约，又受自然风险制约，是国民经济中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产业，无论在商品市场的竞争中，还是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常常处于比较软弱和不利的地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单纯靠市场调节，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日益拉大，最终将使整个经济发展失去支撑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强调要建立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和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建立农业生产的保护支持体系。沿着上述思路，我们党最终形成了以建立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党中央和江泽民还先后提出了农业走种养加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二、三产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逐步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在条件具备时引导农民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新的飞跃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进而形成了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和发展农业的新思路。

　　把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与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统一起来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过程中，不仅要克服旧的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型障碍，还面临着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结构型障碍。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加之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千百年来小生产意识的影响，我国经济建设中一直走的是一条过度依赖增加投资、扩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的外延式发展道路，存在着大量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相背离的“大而全”、“小而全”现象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低下、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旧的经济体制的遗存相互纠结在一起，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在了重要地位。在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就强调，要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1993年后，随着经济过热现象的出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更加突出出来。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提出了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把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与实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起，列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关键。

　　要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既要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也要靠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靠在科技进步和教育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于1995年正式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提了出来。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阐述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目的，指出，面对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加速国民经济增长从外延型向效益型的战略转变已迫在眉睫。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大力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切实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月，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全面论述。199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通过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确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正式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1996年，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再次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这些重要战略思想的提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相互配合，对更新我国经济发展思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进而推进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突飞猛进，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到1996年，我国经过艰苦的努力，克服了经济过热，控制了通货膨胀，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了“软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宏观调控，首次打破了过去那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的经济发展怪圈，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辛历程中，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断加深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批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丰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也为我党继续进行理论创新准备了条件。其中展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和一切从人民利益发的群众观念，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通，更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第四编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