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一季度GDP增长超过18%。全年预估将达到16%以上。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地处西部的重庆市，其强劲的发展后劲究竟从何而来？近日，记者走访了重庆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他坦承：“这几年，重庆地区有一些变化，而且我的体会是我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围绕着一个宗旨，就是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怎么转变增长方式。”

　　在差不多3小时的谈话中，黄从重庆打造开放高地、城乡统筹、房地产发展，以及国资发展和金融改革等5个方面，畅谈重庆的发展和底气，全面解析重庆发展之谜。

　　而他的结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要善于对重大问题进行改革，是要真信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内需真正的循环起来了，经济的速度挡都挡不住。”

　　内陆开放不是“沿海模式”

　　《21世纪》：重庆近几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发展，作为一个直辖市的领导，你认为这些发展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黄奇帆：在我看来，这几年重庆确实有一些变化，可以说集中在五六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现在抓经济发展，在西部抓开放；第二个，我们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当中，“五个重庆”是重庆这两年多以来持之以恒在推动的，既是拉动经济的一个杠杆，也是促进民生的杠杆，同时也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城市形态空间的变化；第三个，对重庆来说，在城市居民的住宅系统，我们在非常实际地推进一个双轨制的系统；第四个，我们考虑城乡统筹，城乡统筹的话事实上突破口是户籍制度，所以我们户籍制度上也在推进一个比较庞大的计划；第五个，一个社会真正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和它的资本、金融、财政有关，重庆在这方面，尽管地处西部，但重庆政府的国有资本这几年用了一种新的模式，比较合理地推进；第六个，金融方面，我们也成了中西部金融产业发展最快的地方，金融不仅是服务经济，自身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第七个，我们重庆的西部财政是小财政，主要是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大量补助，但是我们在微薄的财政体系里，也是转变了财政收支的方式。所以在财政民生的问题上，我们也有比较系统的措施。

　　《21世纪》：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其增长方式会与沿海有何不同？

　　黄奇帆：我们在2008年的6、7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市委的全会，作出一个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决定。其实在2008年的2、3月份我们已经酝酿了一个推动开放的战略。这个当口正好是世界金融危机，全世界普遍萎缩30%。

　　我们感觉如果重庆作为一个增长极，那就必须补上经济开放的这一课。按照薄书记的思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抓手。但是和沿海比起来，我们至少落后二三十年。而且如果按照沿海走过的路去照办照抄，实际上这件事是做不起来的。所以2008年当年，我们利用外资从10 亿美元增长到了20多亿美元，2009年又涨了50%，这个增长率也是连续两年全国第一。这一块，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全方位”，以前西部主要跟香港多一点联系，导致过去十年利用外资，每年就几亿美元，主要就是港资。从2008、2009年开始，港澳台、美国、欧洲、东南亚、日本、韩国全方位开始引资。第二叫“宽领域”，一产、二产、三产，我们全方位利用外资。第三叫“多渠道”，就是不管是外资投资搞新项目，还是存量的资本转让、重组、购并，还是重庆的企业海外上市，不同渠道都是利用外资。我们预计今年重庆利用外资绝对可以到60亿美元，只会超过，不会低于60亿美元。

　　第二，开放不光引进外资，还有进出口贸易。对我们来说，如果过去的十年积累的成果也就是利用进出口贸易一年100 亿美元，到2012年能够有300亿、400亿甚至更多的话，代表我们进出口也上去了。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搞进出口，而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三管齐下。但在西部搞加工贸易，如果照抄沿海的话，还是搞不起来。因此，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动了脑筋，核心就是转变加工贸易的发展方式，变“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垂直一体化模式。

　　这个最好的案例就是，引进了惠普笔记本电脑生产，和富士康等配套厂家。

　　《21世纪》：关于引入惠普生产线和富士康等配套企业，是一个经典案例。其意义何在呢？

　　黄奇帆：主要是加工贸易模式的转变。有四点意义：一、《世界是平的》讲到了国际产业分工，尤其是电子产品在全球的水平分工，供应商通过运输、物流体系连接起来。但是在目前高油价的背景下，这种模式是不经济的，成本很高。按照重庆的模式，就近生产配套、就地组装，零部件加整机垂直整合，物流成本大大下降。二、传统的加工贸易并没有产生大量的净创汇，反而带来贸易关系紧张。如果出口1000亿美元，净创汇其实只有200亿，并且套取我们国家的退税政策；但是重庆1000亿美元的出口，净创汇就是700亿美元，有助于解决贸易争端。这和沿海出口战略上有本质的区别。三、传统加工贸易模式解决不了研发在外的问题。

　　重庆现在三个台商在合同里带上一个条款，把重庆基地作为台湾总部以外的第二基地。由于大部分零部件生产都在重庆，而企业必须要对生产流程、技术、市场作出灵活的反应，因此研发必须跟着过来。四、沿海搞了30年的加工贸易，但是加工贸易跨国公司的结算，一分钱没有留在沿海，上万亿美元的结算全都留在了新加坡、香港、东京等离岸金融结算中心。在引进惠普时，我们要求它必须把重庆作为亚太离岸结算中心，到明年会形成2000亿美元的结算额，包括所得税、版税、交易契税以及银行中间服务等。这样，“微笑曲线”的研发、结算两端都在重庆。

　　“以人为本”的抓手

　　《21世纪》：您对房地产制度改革如何看？

　　黄奇帆：重庆事实上这几年住房制度在西部一直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采取了一些土地批租的管理措施，有五条。然后住房建设的措施我们也有几条。最近从去年以来，我们又提出了双轨制的住房制度，然后我们把这套方案报给了国务院，也报给了财政部、税务总局。

　　早在2009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书记就强调，解决住房保障是一个重大的民生工程，帮中低收入者造房是政府的责任，要让城乡老百姓都有房子住。今年，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五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此事。

　　这件事我们后来研究了以后提出来一个模式，就是双轨制。让30%-40%的人住公租房，60%-70%的人住商品房，这是一个双轨。

　　公租房住了几年以后，想买下来也可以，你就可以不付租金，但是有一天你想卖掉，只能卖给公租房管理局，以当年的卖价加利息，按照当时的公租房价格回收，然后还做公租房的流转，就不搞利益输送。

　　对高端的商品房，比如200平方米以上的，价格是商品房平均价格的3倍以上，就是要额外的增收特别房产税或者特别物业税。但是高端物业必须收，必须遏制。我们税务上叫低端免各种税费，中端有优惠，高端额外控制。

　　《21世纪》：重庆市是城乡统筹试验区，在这方面，重庆市有何作为？

　　黄奇帆：城乡统筹这件事是我们真正要下工夫的。我们可能经济抓得好，城市化、工业化有了，但是两极分化了，城乡统筹没有搞好，就可能导致沿海的模式简单的搬过来。

　　我们觉得城乡统筹有五件事，第一是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第二是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第三是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农村的低保保障，低收入群众的保障。第四是城乡的资源要素的流通。第五是城乡人口户口怎么一体化管理的问题。城乡差别重在第四和第五。

　　城市户口捆绑了城市的五种利益，城市的养老、医疗、教育、文化、住房和就业等等，这几方面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农村户口也有三种利益，就是宅基地(尽管是集体的，但是可以用)，还有林权，承包地。也就是说农村有三件“衣服”，城市有五件“衣服”。而农民一旦离开了农村，这三件衣服就没有了，到了城市，这五件农服又加不上。

　　我们是拿1000亿干这个事。我们这次让公安局有关方面花了三个月，全部做了一次普查，整个要解决300万人。

　　这次的l80 万，还有其中有40多万是属于历史遗留，该转非给户口的没有给，加起来就是220多万。第三本账，我们有近70万的学生。农民的小孩读中专，毕业以后，还是回农村，是农村户口。我们现在有一个政策，农民的小孩只要读了中专，统统就给城市户口。这样一来，比如我们现在在学校里的有70万，我们就一股脑解决掉。这样三笔账加起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账，总的有300万。这是过去十年的积淀人口。

　　我们大体上就是变成了三步走，第一在这一两年里把300万转掉，同时学校的门槛定了以后，每年的毕业生有20万，这十年就有200万，这样一共就是500万，然后农民工转化500万，加起来就是1000万。

　　《21世纪》：解决300万农村人口的户籍问题，财政上能承受吗？

　　黄奇帆：300万人要1400亿，一个人要花3万多元。但是如果1400亿不是一年端出来，因为养老不是马上要发生的，这笔钱是十几年的筹措。医疗也是这样。还有住房，我有公租房，我公租房本来就服务三大体系，l000亿花在那儿，本来就是为他们服务，这个成本已经配套了。所以我们算下来，我们今年准备花l00亿，就把300万人摆平了。

　　第二个概念，这300万人进城，我们要讲科学发展观，要善待农民，保护弱势群体，应该先穿衣，再脱衣。他农村的“衣服”先保留三到五年。比如宅基地，假如农民出来了，宅基地还是他的，是在村落整治的过程中，或者退耕成为耕地，耕地归集体，但是产生的地票，这个一亩地的地票在城里可以卖十几万，给了他以后就变成入城的资本了。另外集体的林权和承包地，有龙头企业需要流转的时候，他把这个权利流转给龙头企业来耕作，这个流转过程中，把他的那一份买出来，也是可以退出的。

　　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农民是有人口红利的，是年轻的劳动力，这个中间，绝对成本的70%－80%，是农民自己可以平衡的。20%－30%是政府启动内需的时候，本来就该投入的。农民进城以后的消费，一个人至少比在农村多1万元，300万农民进城，就是300亿的持续拉动，来个持之以恒的每年几百亿的内需拉动。我们觉得这才叫真正的转变增长方式。

　　拉动力：国资与金融

　　《21世纪》：重庆的财政能力能够支撑如此宏大的改善民生计划吗？

　　黄奇帆：这就要说到我们重庆的国企。重庆这六七年时间，这是国资委有统计的，国有资产的总量从2003 年的l700亿，上海是6000亿，我们在全国31个省份排19位，然后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到去年6年时间我们经营型的国有资产l万亿，中央的国资不算，区县的也不算，重庆市政府的国资就有l万亿，6年涨了6倍。

　　总的意思就是我们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31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4%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补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

　　《21世纪》：您的意思是，重庆国企的发展，同时也让重庆政府有限的财政可以有能力去做更多民生的事情？

　　黄奇帆：事实上，国企的发展还推动了民营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重庆的民营生产结构每年在GDP 的增长占20%，我们GDP涨十几，但是民营涨二十，所以民营的比重也是逐渐的提高。

　　比如重庆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要融资，大银行就不愿意贷款给小企业，很重要的就是小企业担保信用不足，你说三道四的跟银行说也没有用，因为银行有现实的利益。我们从2004年开始，让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做担保，我们国有企业拿了60亿资本金，搞了8个担保公司，这8个担保公司拥有60亿资本金。这60亿资本金按照银监会的条例，可以放大8倍，就可以担保500亿，国有企业跟银行贷款不用担保公司，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商业银行，通过我们的担保公司给重庆的中小企业进行几百亿的融资担保。这个过程就是地方国有为中央的政策落实起桥梁杠杆的作用。

　　重庆的国资还支持了两翼的经济发展，我们两翼就渝东南、渝东北。16个区没有一个工业开发区，重庆的国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去年重庆国资委用信用担保融资了50亿给l6个区县每个区县3亿，把两平方公里的土地征地动迁标准厂房都做起来，做起来以后，同样县长书记招商，老板一看，现成的地方，所以就来了。所以去年给了50亿，l6个区县出现了30多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今年又再拿50亿，再增加30平方公里左右，这个过程使得我们渝东南、渝东北库区两翼的工业发展，去年涨了30%多，几年预计还可以涨逾30%。

　　《21世纪》：您还提到金融的发展。金融发展对重庆社会经济法的发展意义又有哪些呢？

　　黄奇帆：五年以前重庆的金融GDP占国民经济总量的3%，去年是6%，今年我相信会到7%以上，明年后年我们会到l0%。重庆我们到2012年有把握到10%以上。

　　这个加大以后，实际上就有一个重庆的金融业是什么构成？第一个是商业银行，我们国家的主流金融就是银行贷款，二是证券市场，三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我们讲八种，这八种在中西部地区我们是最大的；四是信托公司；五是大规模的租赁公司，我们差不多有l00亿的租赁；六我们有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另外我们还在推动汽车金融公司，包括保险公司，整个来说，这七八种公司在美国它的资本量一点不比美国所有银行的贷款少。但是我们重庆这一块，如果几个方面叠加，产生的金融融通量可以达到2000亿。所以这个意义上，重庆是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高地。

　　除此以外，我们在推动五个要素市场，包括期货市场、土地交易所、产权交易所、药品交易所、航运交易所等等，各种要素市场的发展。比如说我们搞的生猪期货，我相信三年以后，中国生猪的定价权出在重庆。我们现在刚成立一年，我一天是1000多万的交易量，我相信到今年年底，一天就可以达到5000万，到2012年，我们的目标是一天l亿。

　　我们还在推行四种结算，一种是人民币的结算，第二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两国货币的互换结算，第三种是我们和台湾之间的台币结算，第四种是我们地方自己干的，就是惠普的那个，我们今年有把握再拖两家，再拖七八百亿进来，我们到明年，就会形成2000亿美元的结算。这是我们服务贸易的大发展。这个意思就是说重庆的金融业，现在比较健康。

　　我们今年可能GDP增长会变成全国第一，但是绝不是我们靠投资拉动。回过头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要善于对重大问题进行改革，是要真信中央的科学发展观，不能当套话，而是要一招一招来体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内需真正的循环起来了，经济的速度挡都挡不住。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