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还是干预 生活还是现实

　　我们生活着，我们就是生活，我们在自己身上可以触摸到情绪、欲望、感情；我们同时也是有思想的存在，于是有了干预性的克制与解释。

　　前不久，同济大学召开了“都市·审美·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化批评”的学术研讨会，其中引起与会者广泛讨论的，就是会议所彰显的“让思想触摸生活”这一主题。

　　什么叫“触摸”？为什么要用“触摸”这样一个很有些“暧昧”色彩的词语？

　　一些学者的发言显然是“干预”的姿态，对眼下这种消费至上的“大众文化”，也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甚至有人发出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样的呐喊；也有人觉得这里“暧昧”的反倒是“生活”一词：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更为直接的“现实”这个词？由于话题的广泛，在第一天正而八经地发言后，第二天就开始了质疑和争论，特别是“80后一代”的登场与在会议上散发的《南都周刊》第五、六两期，使得大家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时代，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批评者应有的立场。

　　于是有人强调“伦理的介入”，认为当代中国小说尽管不乏道德判断，但缺少的就是“伦理”，即对道德的研究以及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把伦理视为一种“客观的精神世界”，一个还有待我们去讲述、探讨和提供理由的“现在”。在他看来，我们的作家们至今还没有学会从这样的角度去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当有人把互联网的出现视为人类历史上相对于印刷术的第二次文化革命，认为我们现在还无法料知其对我们可能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也有人就用“后极权时代”的若干特征，来概括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最为本质的文化特征。

　　而我谈到的，则是“文化”对“理论”、或者干脆就理解为对哲学的威胁：我们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客体”来加以研究，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理论”，还是就直接在自己身上体现或表现出文化的差异与多样？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着，我们就是生活，我们在自己身上可以触摸到情绪、欲望、感情，总之是一些感性的东西；当然，我们同时也是有思想的存在，于是有了干预性的克制与解释。

　　我们自身就是这样一种矛盾性的存在。也许苏珊·桑塔格的一段话，对这些已经进入了大学校园的“文化批评家们”

　　来说很合胃口，她说：“新感受力（它抛弃了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概念）的一个重要后果，已经被人们提及———那就是，‘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的区分，似乎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这是因为，这种区分对一个由那些致力于发掘种种感觉、对作为道德文章那一类艺术不感兴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创造性团体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不管怎么说，艺术总是要比道德多些什么。”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概念，是把艺术定义为对生活的一种批评———这被理解为提出道德、社会和政治诸方面的思想来进行思考；新感受力则把艺术理解为对生活的一种拓展———这被理解为（新的）活力形式的再现。所以她说“我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苟且此生：我将在大学的那令人神往的、砖石建筑包围的那种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但“批评”与“发掘”之间的张力仍在，我们（至少是我）不可能既搞创作（这在大学里是不算科研成果的，但云南大学艺术学院的李森说，在他们那里就算），同时又进行文化批评（当然首先是有没有这样的才能）。

　　也许朱大可的回应是有道理的：我们就应该表现自身的这种矛盾和不统一：在一种情况下是“草根”，转脸一变，当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或所为时，又成了不折不扣的“精英”；这是一种悖论，但我们不得不这样。

　　走出会场，回家的路上，在汽车上看到一张张巨大的广告牌，忽然想到李公明的一个设想：要是用久违了的标语牌代替这些广告，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还是我们自己就这样做？

　　作者 陈家琪 系同济大学教授